外国学者被毛主席折服：平易近人却高深莫测
核心提示：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接触过毛泽东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被他的丰富学识、伟岸人格和惊人的洞察力、思辨力所折服。编者梳理埃德加·斯诺、斯特朗、基辛格、谢伟思、蒙哥马利、施密特等6位外国人的回忆资料，从历史资料中向读者展现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在外国人当中的生动形象。
美国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28年首次到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到中国东三盛内蒙古和西南各剩1933年至1934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并学习汉语。
1936年6月，他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赴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记的西方记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经周恩来安排，于11日抵保安会见毛泽东。
斯诺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在保安的采访活动中，斯诺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6日夜，斯诺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长谈。后来许多夜晚，毛泽东回答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经历和中国红军的历史。10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1938年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此后，1939年、1960年6月、1965年初、1970年10月，斯诺多次来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说“我热爱中国”。
斯特朗：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在雨后初晴的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陪同斯特朗前去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担任临时翻译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为了表示礼貌，毛泽东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然后同她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重要讲话，其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问到如何看待美国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最后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篇谈话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一文中，回忆起这次谈话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学者和外交家，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充当过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两国最高级会谈的先行官。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毛泽东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高深莫测的主席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谋求访华，以实现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毕竟是国际问题专家，自有独到的理性思辩，他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基辛格的分析可为一家之言，也有不无道理之处。然而，四个多月后，当毛泽东传递另一重要信息时，他却和尼克松一样，也是姑妄听之，如风过耳。1971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例行的国庆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斯诺夫妇分别站在毛泽东身旁，共同观看广场上人潮涌动的游行队伍，新闻记者立即拍下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张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维的愚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感叹道：
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毛泽东或许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2月18日，又将斯诺请到中南海，两人长谈5个小时，毛泽东让斯诺公开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欢迎尼克松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至此，基辛格才体会到毛泽东为中美关系进展，可谓是煞费苦心，寓意深刻。于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悄然访华。这次，毛泽东没有接见他，周恩来等和他进行会谈，谈的很成功，双方约定同时发表公告，基本确立尼克松的访华日程。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那天11时27分，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前来迎接，并把他们接至钓鱼台国宾馆。用过丰盛的午宴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来陪同，乘坐红旗牌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中南海书房。基辛格回忆说：
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我们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他目光敏锐，面带嘲讽，毫无避忌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毛泽东因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时，久久地注视着，还用下额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兴地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毛泽东还调侃着说要和基辛格谈论哲学问题。基辛格似乎已经领略到毛泽东的风采，感觉到他和戴高乐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个性的魅力型的领袖人物。
当基辛格说到尼克松访华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毛泽东说：“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毛泽东还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咱们的共同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在谈到中美最高级会谈时，毛泽东郑重地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最高级会谈，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甚了了，心中无底。然而，听罢毛泽东的一番谈话后，心中的疑虑随之消释，他们相信，尽管中美友好关系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前景却是可以开云见日的。基辛格把与毛泽东的会谈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他说：“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谈到中美20多年没有民间往来和贸易时，毛泽东说是由于“官僚主义”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还意味着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看到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他对此很不愉快，曾经向中方有关部门表示过不满。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毛泽东竟然提起此事，并且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1944年至1945年，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派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重要谈话，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到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战后中国的发展等重大问题。这些理应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讲话，谢伟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并提出了与中共开展全面合作的建议，但并未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重视。谢伟思本人反倒因为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良好关系，遭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嫉恨，被排挤出中国。在其后的20多年间，谢伟思一直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攻讦与陷害，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始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真挚的感情，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友好交往。
1944年7月22日，谢伟思与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共九人飞赴延安。谢伟思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7月26日晚八路军总部为观察组举办的宴会上。毛泽东出席了晚宴，谢伟思就坐在他身边。席间，两人很自然地交谈起来。毛泽东对谢伟思参加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谢伟思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朋友。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解释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谢伟思不失时机地表示，他有许多问题想与毛泽东探讨。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起来，答应以后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安后，《解放日报》于8月15日正式公布了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的消息，并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改定的，标题上的“战友们”几个字也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7月27日，谢伟思拜访了周恩来，两人进行了约三小时的谈话。当谢伟思询问在中国设立盟军最高统帅的可能性时，周恩来的答复是，时机尚未到来。谈到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时，周恩来表示，为走向积极合作而实行的扩大，自然会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但必定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从8月3日起，谢伟思与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等听取中共军队领导人介绍敌后战场的情况。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彭德怀分三次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林彪、陈毅、聂荣臻、贺龙等也分别介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和晋察冀、晋绥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谢伟思是观察组中最忙碌的人。身体颀长的他，总是穿一身没有军衔的美国陆军军服，活跃在各种场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谢伟思在延安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结识了众多的四川籍“同乡”，每当谢伟思与朱德、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聚在一起时，大家就用四川话摆起“龙门阵”，乡情浓浓，分外亲切。性情豪爽的陈毅少年时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每次见面，总是风趣地称谢伟思为“我老师的儿子”。8月23日，在谢伟思对延安的情况有了初步认识后，毛泽东邀他正式谈话。谈话的地点是在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知道谢伟思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话题围绕如何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展开，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说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谈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对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美国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做不是干涉；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
当谈到双方的合作时，毛泽东指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缭绕的烟雾里，两个人的兴致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谈了6个小时。
谢伟思明白谈话的重要性，他详细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并于8月27日发出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华盛顿在两个月后收到报告。正如戴维斯所说：“这次谈话……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但是，“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直到1969年中美两国为关系正常化开始秘密接触的时候，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才首次被公开发表。
蒙哥马利：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20世纪60年代初，蒙哥马利曾以私人名义两次访问中国，先后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蒙哥马利通过在中国的亲历亲闻，真正了解到中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现实生活。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蒙哥马利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谈，以及在谈话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分析、判断，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蒙哥马利，1887年11月17日出生于伦敦，受封子爵，英国陆军元帅，以干练和坚强著称。1944年6月6日指挥盟军进攻诺曼底并取得登陆作战的胜利。1951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副司令。1958年蒙哥马利退出现役，但他对国际局势十分关注。
1959年6月，蒙哥马利访问苏联。他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意识到，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于是，蒙哥马利在访苏回国后即产生了访问中国的念头。蒙哥马利向中国政府提出友好访问的请求后，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蒙哥马利来华前，认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资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了他最想见的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微笑着伸出手同他相握，并说：“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握手吗？”毛泽东幽默的开场白令蒙哥马利惊诧。他也十分清楚毛泽东此话中的含义。因为联合国曾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而蒙哥马利在两年前所写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军人出身的蒙哥马利坐定之后，马上就向毛泽东提问说：新中国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主要担忧又是什么？毛泽东坦诚地告诉他：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问题的经验。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要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蒙哥马利又问：“请给我讲一讲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停顿片刻，从容地说：“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听到这里，蒙哥马利不解地说：“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蒙哥马利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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