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领空：新中国成立后击落多少入侵飞机
所谓保卫领空安全，当然不可能靠“第200次严重警告”“提出最强烈抗议”“第469次严重警告”，即能实现。中国也在实实在在的做着努力，中国的航空事业也是从无到有，并逐渐强大，以至于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轻视中国的航空军事力量，纵观1949年后中国军队在防空方面的努力，击落入侵飞机的频率并不低。建国伊始，中国军队防空力量非常薄弱，可升空作战飞机仅113架，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等，就作战能力而言，这些飞机仅够将就保卫北京。防空高炮部队也少得可怜，无法对入侵飞机造成威胁。不要说威慑美军飞机，就连对付已经退往台湾的国军飞机，也常常力不从心。
从1952年起，美国军用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袭扰活动。其侵犯活动大致有三种：
一是侦察，美国经常派遣各种侦察机侵入中国沿海或浅近纵深地区上空，实施航空、照相和电子侦察，搜集中国军事和经济情报。
二是空袭。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对中朝边境和中国东北其他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多次进行轰炸和扫射。
三是空中寻衅。美军航空兵依仗空中优势，多次派遣战斗机到中国大陆上空寻衅。50年代，美机入侵的主要方向在东北和沿海地区。
1952年至197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地空导弹部队和高炮部队对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进行的战斗。从1949年夏末到1950年初春,蒋介石责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周至柔重点打击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国民党飞机开始了定期轰炸:夜间由从台湾起飞b-24轰炸机进行偷袭,白天则由f-47、f-51战斗机保护着b-25、b-26短程轰炸机从更靠近上海的浙江舟山岛(那里被蒋介石称作不沉的航空母舰起飞轰炸。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悍然炸毁上海杨树浦发电站,导致全市大范围工厂停产。
仅1951年至1953年，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达7729批、32126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高射炮兵部队英勇地进行防空作战，有力地打击入侵的美国军用飞机，捍卫国家的领空安全。1964年，美国全面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政府从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侵越美军为了查明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动态，不断派飞机对中国进行袭扰和侦察。于是，人民解放军在苏联的协助下开始了打击入侵中国中南、西南地区上空美机的斗争。苏联开始大力援助中国，其中即包括为中国提供大量防空装备，如1950年10月负责华东空防的苏联部队奉调回国，其所装备的119架飞机作价移交中国;负责东北地区防空的苏联别洛夫师也将138架飞机移交中国。自1964年8月至1968年11月，美军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共计155批、383架次。
自1949年9月5日至1969年底，人民空军在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中，共击落敌机95架，击伤200架。1954年2月至1968年2月，人民海军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在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中，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38架。……在20年保卫祖国领空的防空作战中，我空、海军总计击落141架、击伤238架各型敌机。
韩德勤和新四军有着恩恩怨怨，韩德勤在苏北抗日，与欲进入苏北的新四军发生冲突，说白了就是双方抢地盘。这里要重点说的，是1943年3月新四军打败并俘虏韩德勤一事，重点讲此次新四军与韩德勤的冲突起因。
1943年3月17、18日，新四军发起“山子头战斗”，歼灭了进入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韩德勤军，并俘虏了包括韩德勤在内的国军官兵千余人。按过去官方的说法，新四军这次之所以攻打并俘虏韩德勤，起因是“1943年3月初，日军扫荡苏北韩德勤部，新四军好意让其退入新四军根据地躲避，但是韩德勤‘恩将仇报’，企图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今均属江苏省泗洪县)一带。”因此，新四军才决定进行“自卫反击”。
但这种说法，我想稍微具有一点思维能力的人，恐怕都会感到一丝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官方的史书前面也说了，1943年3月12月，日本集中日伪军2万多人扫荡韩德勤，把韩德勤打得东躲西藏。既然如此，韩德勤自顾尚且不暇，怎么会在这种时候主动“招惹”新四军，让自己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境地呢?韩德勤再蠢，也不至于非要在日军扫荡自己的时候主动去打新四军吧?这实在是蹊跷!
虽然本人很早就对这种说法有怀疑，但是因为材料所限、知识浅薄，却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近来，本人因查找其他事情的资料，偶然翻阅了东方鹤所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张爱萍传》，事情的缘由豁然开朗。
《张爱萍传》上册第483页称，1943年3月日军扫荡苏北韩德勤部时，韩德勤曾派出一个副官，联络当时驻守在淮安北蔡桥地区、时任新四军第3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希望能在日军扫荡时撤到淮安蔡桥附近暂时躲避。张爱萍以蔡桥地区狭小婉拒，但装作为韩德勤着想，称可以让韩军“从我根据地边区通过，进驻洪泽湖畔我新四军四师防地，我可以通知他们迎接贵部”。韩部的副官返回复命后，韩德勤信以为真，回复张爱萍表示谢意，同意撤入新四军四师的根据地暂避日军锋芒。
之后《张爱萍传》第484页写到：“张爱萍不胜喜悦。他当即向新四军军部及四师师长彭雪枫发了电报，说明韩德勤近日即到，建议趁此机会铲除后患，收编韩部。同时，通知边区部队为韩部让道，并提供方便，让其毫无顾虑地奔赴他的归宿。……韩德勤部是遵照张爱萍的计划行动的，其结果也基本达到了张爱萍的要求。韩部到洪泽湖畔，立足未稳，就被四师击溃，韩德勤被俘。”
后来张爱萍还就此事十分得意。《张爱萍传》又写到：后来，反“扫荡”结束，华中局召开党委扩大会。张爱萍与彭雪枫一见面就谈起了此事。彭雪枫说：“你真会借刀杀人，对盛子谨是，对许知远是，对韩德勤又是。”张爱萍说：“这又什么奇怪的?‘三十六计’中，明文标‘借’的就有‘借刀杀人’、‘借尸还魂’没有标借而实际是借的就更多了，像‘假道伐虢’、‘指桑骂槐’、‘以逸待劳’、‘趁火打劫’等等，无不是借。”
由《张爱萍传》可知，韩德勤部受日军扫荡时，本来只是想到淮安蔡桥一带暂时借地躲避，是蔡桥地区的张爱萍主动“示好”，让韩部到更“安全”的洪泽湖畔的新四军四师防区去躲避的，这并非韩德勤“入侵根据地”，而是张爱萍同意的。而且韩德勤回电话答应这种办法后，韩部尚未动身，张爱萍就已经主动联络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建议趁机“解决韩部”。也就是说，韩德勤部还未动身进入新四军四师的防区，他要被“消灭”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所谓“在日寇‘扫荡’停止之后，韩德勤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突然侵占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里仁集、陈道口等地区”的说法，显然是“欲加之罪”。张爱萍后来，还向彭雪枫吹嘘了一通“兵法”，以夸耀其“智谋”。显然，韩德勤在被日军扫荡时入侵新四军防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而是新四军故意假装示好，设局算计韩德勤。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36个伤兵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着的田园……”这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歌曲是新四军6师18旅52团的团歌。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按照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命令，带领部队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限制，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配合下，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出发东进，经无锡、苏州、常熟、太仓等地，直到上海近郊嘉定、青浦地区。东进途中，部队沿途袭击日伪军，炸毁敌占火车站和敌营房据点，切断铁路和电线，伏击敌运输车队等，不但打击了日伪军，而且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的影响，部队很快从出发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新四军东进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频频挑起冲突。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东进部队于1939年秋西撤，向苏北发展。
由于天气炎热，部队机动作战，战斗频繁，新四军西撤时在阳澄湖畔的常熟县一带组建了后方医院，先后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等36名伤病员。
他们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敌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一面医治伤病，一面与日、伪、顽军周旋。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到一个村庄，伤病员就被分散安排到群众家里，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湖中的小船等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病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间。每逢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一起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芦苇荡中。敌人走了，伤病员又被接进村子。有时，伤病员被敌人长时间围困在芦苇荡里，不得不常常以芦根、鸡头米、小鱼小虾螃蟹等充饥。常熟县委、苏州县委和当地群众常常冒着危险，冲破封锁，为伤病员送来食品、衣裳和药物。有时来不及转移，党组织和群众就把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地隐藏起来。医护人员则经常扮成当地老乡，为分散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疗伤换药。在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伤病的指战员不但陆续恢复了健康，而且和当地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1939年10月，叶飞派杨浩庐返回常熟，传达了以伤病员为主体重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命令。1939年11月6日，以新四军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在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抗战，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再次发展壮大起来。1940年2月8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过春节，部队在驻地――阳澄湖畔的阳沟溇与前来偷袭的日军展开激战，毙伤包括指挥官斋藤在内的日军数十名。到1940年4月，部队已发展到400多人。
这时，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新四军军部的派遣，率刘飞等到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战，并逐步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又一次迅猛发展，至1940年11月，部队扩大到3000余人。1941年2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
为歌颂和纪念新四军36个伤病员，依靠人民群众，养伤阳澄湖畔，坚持敌后抗战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在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前夕，曾任新四军18旅旅长、解放军第20军军长的刘飞将军，撰写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并把有关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在上海《萌芽》和江苏《雨花》杂志发表。同年，军旅作家崔左夫根据新四军伤病员和18旅的战斗历程撰写了《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创作了现代沪剧《碧水红旗》。后来，受刘飞回忆录《火种》的影响，于1960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1964年1月，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随后，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芦荡火种》。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随后，毛泽东也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提议把剧名改为《沙家浜》。1968年，现代京剧《沙家浜》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同一时期，现代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成功并在全国各地巡演。
中国骑兵历史源远流长，一直到近现代都是我军的主力兵种，著名的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有“红色哥萨克”之称新四军骑兵团。
于失败中诞生的血色骑兵
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与青海骑八师激战于大小营集，新四军第四师5000多名官兵死于马刀之下，著名的老三十二团几乎被打光，新四军抗日干校的200多名学员，亦在此战中全部牺牲。这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最大一次失利。此战之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愤而组建骑兵团，师法苏联红军骑兵，后来名声大震才有了“红色哥萨克”的称号。
雪枫刀威震敌胆
刚成立的骑兵团，骑兵们大部分没有马刀，有马刀的也几乎全部是缴获敌人的，十分杂乱，有日式洋刀、有步兵使用的鬼头刀、有国民党顽军骑兵用的马刀。
经过长期研究，新四军设计出一种独具特色的马刀，这种马刀刀身颀长，刀背轻薄，比日军马刀长5厘米，并带护手圈，因而轻便灵活。后来的实际战斗证实：敌人的马刀未到，我军马刀已率先劈中敌人。列装后骑兵们爱不释手，精心在刀把上缠上布条，并给马刀起名为“雪枫刀”。
红色哥萨克谱写传奇：一个骑兵团追击一个骑兵师
1944年8月19日，新四军第四师挥师西进，收复失地。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率部攻歼河南夏邑县八里庄的顽军李光明部时不幸牺牲。骑兵们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以更大的战斗胜利为师长报仇。10月19日，国民党顽军步、骑6000余人向永城县北我保安山、芒砀山等阵地发起猛攻，经激战敌军全线溃败仓皇南逃。
骑兵团急起直追，在酂阳集全歼敌一个团，俘敌800余人;在曹庙又全歼敌一个营。直追到永城、涡阳交界处麻琢集才与顽骑八师交手，最终聚歼骑八师，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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