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83岁善终的奇人：有40位娇妻美妾
提起范绍增来，知道的人很少。但一说他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来，大伙就对其不陌生了。长期担任川军师长的范绍增，四川大竹县人，曾为袍哥中人，出身绿林。因为从小生就一副憨眉憨态，逗人喜爱，人称“范哈儿”。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在江湖上颇有盛名。
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头，范绍增无疑是地方实力派。他在战场上作战颇为勇敢，在情场上更是春风得意，喜欢把中意的女子收为己有，短短几年下来，他的姨太太就有了四十位之多。
1933年左右，范绍增为了金屋藏娇，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今重庆大礼堂对面的民国路，修建了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该庄为花园式建筑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稍后，他又在来龙巷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公馆，在南岸修了别墅（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等名媛消夏游乐之地）。
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为了管好几十位太太的生活，范专设了总管事、管事几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重庆，早在清代即被辟商埠，商务发达，人文荟萃，外侨也不少。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程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以后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位花使，对范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莫大的好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间，陪都权贵云集。
有段时间，正在家赋闲的范绍增，为了巴结国民党要员，特别腾出范庄，盛情邀请显贵们进驻。先后在范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及南京警备司令杨虎等等。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是举家进驻。聪明的范绍增专派赵、何两妾成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服饰，甚至金银珠宝。功到自然成功。以后，范先后擢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范在众多太太中，特别宠爱天生丽质、千姿百媚的十七姨太，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这位美妾的风流韵事，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出版后不少人争相购买，一时渝市洛阳纸贵。
这位老兄之风流也令人侧目，呵呵。娶姨太太的多了，但是能做到下面这件事的恐怕就没有几人了。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同青年校长王世均（未婚）好上了，两人情书往来不断。事情暴露后，范绍增狂怒。王被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跑倒尘埃，叩头求情。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但重人情，讲仁义。
他思虑再三：开头，痛感自己一个堂堂皇皇的师长，遭无名小辈戴上绿帽子，气得七窍生烟；继而一想，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份。一夜夫妻百日恩；再想，年轻人嘴上无毛，办荒唐事难免，自己早年就干过些荒唐事。这样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竖起大姆指连声夸道：“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上述佳话在山城传开后，都称道：“范师长讲情义。”
解放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粉碎“四人帮”后范绍增得以平反，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补发工资，增加住房，1977年3月5日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
1985年8月9日，李敖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国民党捏造‘总统蒋公遗嘱’”，是无效的。信中引用了台湾“司法院院长”田炯锦的回忆文章，其中这样说道：
到了（1975年4月）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我赶快到官邸去。当我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总统”遗容。“总统”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地长眠了。
“蒋院长”（指蒋经国）悲恸莫名，当我和“立法院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遗体行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我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
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
李敖认为，从田炯锦的回忆来看，“足见（田炯锦）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还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的（是蒋介石秘书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遗嘱违背了台湾“法律”，据规定：
“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
李敖认为，蒋介石遗嘱上写的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7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非要等到人死后才冒出见证人补签？可见“其又违法又不通也”！
就在李敖对蒋介石遗嘱提出质疑之后，蒋介石的贴身卫士翁元给予响应，他认为蒋介石遗嘱是在其逝世之后“急就”的。
2007年12月，翁元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了这件事：蒋介石是在睡眠中去世的，等党政高官来到士林官邸后，才急忙请秘书写遗嘱。翁元以肯定的口气说：“那遗嘱是急就的，等到所有人都签完字后，再请蒋夫人签字。”他说完后还反问记者：“谁敢先写好遗嘱？你怎么知道（蒋介石）今天会死？”
一年多后，台湾传记作家王丰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他在《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一文中，质疑蒋介石遗嘱的真实性。王丰认为，“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的，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世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事实情况是，待从秦孝仪奉宋美龄之召赶到士林官邸时，已是4月6日凌晨2时许，秦孝仪赶忙补写蒋介石遗嘱。初稿写好后，送给宋美龄过目，宋看后没有提出大的意见，只是交代秦孝仪说，先生是信基督教的，应再加上这种意思，所以有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样的话。可见，蒋介石临终遗嘱是补写和伪造的。
以上两人的说法都很有说服力。翁元出身于蒋氏警卫队，后做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贴身侍从，侍奉蒋家长达43年之久，亲眼见证了蒋家的荣辱兴衰，熟知蒋家的内幕，他的叙述焉能不信？而王丰则是台湾知名传记作家，写有多部有关蒋介石和蒋家人的传记作品，其写作资料充分，为文严肃认真，结论有根有据，王文岂会有错？尤其是翁元的说法被权威媒体报道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台湾甚至引发了相关讨论。蒋介石遗嘱是真是假，由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对于以上说法，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它只是基于一般常理的推论，不能当做事实依据。王丰等人所不了解的是，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他在年迈体衰、自知无力回天之际留遗嘱本不足为奇。蒋介石晚年曾数次留下遗嘱，这在其日记中有迹可寻。
实际上，自1920年3月1日起，蒋介石以致舅父书信的形式，就开始写遗嘱了。其后在1931年9月28日和29日，因为中央大学学生“闹事”、上海学生请愿，担心“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以为遗嘱”；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分别给宋美龄和两个儿子写了三份遗嘱。据统计，从1920年至1975年，蒋介石至少写过9份遗嘱。最早的遗嘱属“家事”，1931年以后则以“国事”为主，形式和用语也开始模仿孙中山，这是蒋介石的性格和习惯使然，每遇自己认为难以迈过的门槛，就会留下遗嘱，似乎有立遗嘱癖一样。
蒋介石写在日记上的遗嘱，或是写在另外纸上却夹在日记中的遗嘱，鲜为人知，又未公布，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进入老年阶段之后，其遗嘱仍以日记形式记述，仍然鲜为人知，人们自然也不会议论。
比如1971年6月9日，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就写了遗嘱：“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后事应预作安排。（蒋）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
到了1971年年底，蒋介石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为了防止不测，又留下了遗嘱。这次遗嘱比上次正规，郑重署了名字和日期，并特意写在另一张纸上，夹在这年的日记本中。从蒋介石交代的情况来看，他把继任“总统”的大员、“三军总指挥”的人选以及党务工作的领导形式，都说得清清楚楚，一旦他从此不起，仍能保证“政府”、军队和党务的正常运转。显然，这是正式遗嘱，只是没有公开罢了。
到了1975年3月，蒋介石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然而，这时的蒋介石尚不糊涂，他知道阎王爷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应该趁着自己清醒，做最后交代。但蒋已经不能执笔，写遗嘱的任务只好交由大秘书秦孝仪代笔。这样的遗嘱，属于政治交代，不说具体琐碎事情，便仿照孙中山遗嘱的样式来写。不过，孙先生立遗嘱时尚能亲笔签名，而蒋介石在睡眠中去世，就不能在遗嘱上签字了。加之宋美龄、“副总统”严家淦及“五大院长”均是在蒋介石死后补签大名，容易使人怀疑遗嘱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这在情理之中，怪不得人们怀疑其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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