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张美强抢财物和民女，赵匡胤却说：财物马上还给百姓，美女做老婆吧！
从古至今可以说官员强抢财物和民女，不止是百姓所厌恶的，也是当权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可是宋朝就有一件奇事，节度使张美强抢财物和民女，赵匡胤却说：财物马上还给百姓，美女做老婆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次，北方的一个节度使张美被百姓控告，但是出于节度使的官职比较大，所以很多的官府都不敢来管这个案子，以至于最后就由赵匡胤来亲自处理这件事。
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位节度使被告发不但抢夺老百姓的钱财，而且还强抢民女。对于这件事赵匡胤是很放在心上的，因为他作为开国皇帝，一个朝代才刚刚建立，他自然要在百姓们的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才可以。他心里很清楚百姓的重要性，因此他就将那些在这件事情上面遭到迫害的老百姓给都召了过来，把这件事情彻底给问清楚。
在了解了事情经过以后，赵匡胤心中是怒火中烧，但是他却并没有立刻失去理智就将那节度使给抓过来治罪，虽然生气，但是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理智思考着。因为这节度使所在的位置很重要，要是过分逼迫他，很有可能就让他直接叛国向北投奔契丹人。这么一来，就算是能够在百姓面前树立明君的形象，但是却有可能就此引发祸端，毕竟国家才刚建立没多久，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既可以安定民心，又可以不招惹到节度使的办法。他先开始给百姓做工作，问他们：在节度使到来以前，当地的治安如何?百姓回答道：治安并不好，山里的土匪和契丹人都总是来烧杀抢掠。不过在节度使来了以后，这些人轻易都不敢来冒犯了，所以日常生活都还是比较安稳的。
听罢，赵匡胤又问道：那么，假如这个民女没有被节度使给抢去，她以后会嫁给谁呢?百姓回答道：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赵匡胤最后分析了一下，说：看来，这个节度使到了当地以后，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至于他抢走的大家的钱，朝廷肯定会给你们补偿更多的损失的。而那个被抢走的民女，假如她就此成为了节度使的妾，那么以后的日子肯定也比嫁给普通老百姓要富足得多，要是她愿意的话，就留下做妾吧，如果她实在不愿意那就由她回家，再给她一些补偿吧。
听了皇帝的话，百姓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也就答应了。但是这时可能会有人提出质疑，那个民女明明都失了清白，这么做难道不是有失公允的吗?
其实在北宋初期的时候，还是比较开放的，对于女人贞洁的问题也不会看得这么重。就算了是失了贞洁的女性也还是可能正常的生活，不会被人看不起。不过，后来在北宋灭亡的时候，宫中的女人都被金人随意玩弄，于是这就成为了她们受辱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以后，社会开始越发重视女人的贞洁问题，甚至有了失去贞洁就要自杀的做法。
赵匡胤在安定完民心以后，就找到了张美的母亲，并且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将这些钱都转交给张美。
赵匡胤交代他母亲转告他这些钱一定要让张美自己亲自还给那些他强抢的百姓手中，还的要比当初抢的多，就把这当做是赔礼了。赵匡胤还表示，如果以后张美实在是缺钱了，那么就和朝廷说一下，会给他钱用的。
而张美虽然这次逃过一劫，但是他的心中也是十分害怕的。他看着皇帝非但没有将其直接抓起来治罪，甚至还为他开脱，心里都感到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了。于是他就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去骚扰百姓们了，而且还要誓死效忠皇帝。再后来的边关作战中，张美也表现得十分英勇，有他坐镇，边关也很安稳。
而且在太宗即位以后，张美便被召回京城担任一个闲官了，这次回京他总共献上了两个果园、六个菜园以及六十多间房舍。
可能还有人会产生疑问，节度使明明就有着向百姓征收赋税的权力，为什么张美还要去抢呢?
在唐朝时期，节度使的确拥有着这么大的权力，甚至还能够自己给士兵发工资，因此士兵直接效忠的并非是朝廷，而是节度使。也正因为权力过大，最后才出了问题。所以到了北宋时期，节度使的权力早就已经遭到了削弱。很多的权力都掌握在朝廷手中，节度使的权力也就因此而大大缩水了。
而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其它几种可能性：第一，赵匡胤是一位英明的政治家，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统治者都能做到像他那样知人善任，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并不多见，万一哪位皇帝看走了眼，放过了一个奸佞之徒，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而这种可能性比前一种要大得多。第二，张美是一个还有点自律精神的人，知耻而后勇，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像张美一样知道改过自新，也有的人可能从此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为害一方，这样的后果也不容乐观。在整个故事中，赵匡胤进行的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用自己的眼光和张美的人品作为赌注，所幸他赌赢了而已，虽然赌赢的可能性很小。把百姓的疾苦拴系在一场获胜几率并不大的赌局上，实在让人担心。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赵宋王朝在老祖宗开创的这种无视法律无视原则的无限宽容政治环境的圈养下，终于培育出了高俅、童贯、蔡京等一大批出色的奸臣贪官，赵匡胤的子孙们为他们“宽容”的政治博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是职业军人出身，但却不喜杀戮，他曾“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纵观赵宋，无论是朝廷当中的猜忌杀戮还是宫闱间的龌龊纠纷均比其他朝代为少，这与赵匡胤定下的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帝业基础不无关系。大宋初年的“杯酒释兵权”就充分地体现了赵氏政权的政治基调，赵匡胤用他的直爽化解了政权之初的潜在危机，而不是像汉高祖和明太祖用屠杀功臣的伎俩去解决同一问题。赵宋政权的宽容性格值得称道，但不顾及法治平等的过分宽容也为它后来的种种危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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