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大闹怀仁堂”：谁闹得最厉害，他为什么要闹？
（怀仁堂）
1967年2月16日，按照周恩来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碰头会，讨论研究国务院各口的“抓革命，促生产”。
会议开始前，负责农业口的副总理谭震林刚走进会场，就见张春桥挟了个皮包走过来，劈头问他：“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谭震林曾两次亲耳听毛泽东说过要把一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进行保护，免受运动冲击。华东地区的江华、江渭清，谭启龙等人先后被接到北京来了，唯独上海的陈丕显还没来。故有此问。
张春桥则是谭震林的老部下。50年代初，谭震林担任华东局书记时，张春桥在《解放日报》工作。谭还曾就揭露所谓“官僚主义”的文章批评过张。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成员。他冷不防被谭震林突然一问，怔了一下，随即拖着调子回答：“群众不答应啊!”
接着，他又说：“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见他把事情往群众那里推，立即发火：“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他突如其来的发怒镇住了，没说话。谭震林见他不说话，声音更大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他越说越激动，又转头对在座的陈毅、李先念等人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是有备而来，揪住张春桥不放，并且开始借题发挥，把自己的愤懑一古脑儿往外倒：“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他盛怒之下，放大炮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接着，他气愤地说：“捕渔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他又指名道姓指责江青。会议室的气氛更加紧张。谢富治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朝他摆摆手，大声说道：“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谭震林同志，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却不吃这一套，边手拍坐椅边说道：“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他激动之下居然站起来，拿起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又回过头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边说边往外走。
谭震林竟然要退席，不参加政治局常委的碰头会。这时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个行动的严重后果，马上站起身，很严厉地说：“谭震林同志，你回来!”
陈毅也见势不妙，大声劝道：“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
谭震林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后果，又走回来，放下皮包坐下了。这时陈毅开始接茬说话了：“这些家伙上台(指蒯大富之类)，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周恩来的脸色很严肃，紧抿着嘴，好像要陈毅别再说下去。谁知陈毅和谭震林脾气差不多，一发而不可收，又把“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联系到一起，反而对周恩来说：“总理在延安时不是挨整的吗？”
周恩来说：“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陈毅又转向康生，说：“康生同志也被整。”
康生说：“当时我是总学委主任，我不是挨整的。当时我是批评过总理的。”
陈毅于是不管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历史将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这时余秋里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立即抢白他：“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接着也开始指责起来：“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谭震林的气还没有消，但说话的口气倒软乎了：“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又拍着手里的包包，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说：“是啊，是啊。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谭震林回答他。
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红旗》十三期社论主要内容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周恩来于是对康生说：“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你看过没有？”
陈伯达忙说：“我也没有看。”
谭震林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你们总看过吧，提出取消党委领导，我看消极面是主
要的!”
……
这就是著名的怀仁堂会议。
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放大炮”公开指责“文化大革命”和江青外，还居然要走人。闹得最厉害的，无疑就是他。在我党的历史上，公开和毛泽东顶牛的人并不多，谭震林为什么要“大闹怀仁堂”呢？
其实，大有缘故。
谭震林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大闹怀仁堂”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促使的：
一是他对华东地区的大批干部被打倒不满。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许多老干部被打倒，谭震林领导工作过的华东地区冲击最大，上海市委被“一月风暴”砸烂，还夺了权。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浙江的江华，江苏的江渭清，山东的谭启龙，安徽的李葆华都被揪斗、打倒。这些人都是谭震林的老部下，与谭震林曾经一起出生入死过，谭震林与他们交情深厚，并且不相信他们有问题，是反革命。
二是他本人也因为“渔轮停港”事件受到冲击。
上海“一月革命”后，水产部所属各渔业公司造反派也要搞“四大”。因为海上斗争极为复杂，渔船都配有武器、弹药、电台，一旦引起两派冲突，发生武斗，就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水产部负责人左右为难，向谭震林请示。谭震林决定：鱼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鱼汛过后渔船集中搞运动。他向周恩来汇报并得到了同意。然后，谭震林与水产部负责人肖鹏等共商，决定在非鱼汛期，把靠港渔船的武器全部移交海军，暂停一段时间出海，集中搞“文化大革命”，再去集中力量“抓革命，促生产”，出海捕鱼，为此水产部向所属渔业公司正式发出了通知。但是，江青、陈伯达知道后，却诬陷谭震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说这是“渔轮停港”事件。对此中央文革小组接连四次打电话给谭震林，查问水产部发那个通知，是谁决定的?要进行追查责任。
据《谭震林传》记载，江青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说要“造毛主席的反”。谭震林是跟随毛泽东在井冈山闹革命打天下的人，不同意她的这个说法。谭震林说：“我们革命几十年，见过谁这样对待毛主席的?江青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她有什么资格到政治局会议上吵吵嚷嚷?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她凭什么敢用泼妇骂街的语言，这样肆无忌惮?!”他容不得别人说毛泽东的坏话。
四是陈毅的“怂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毅也对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做法不满。几日前，一次他在李富春家碰到谭震林，便发牢骚，并且对谭震林说：“谭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谭震林传》p356）谭震林从井冈山跟随毛泽东，从没被捕过，因为紧跟毛泽东也没犯过“左”右倾错误，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所以陈毅与他是井冈山时的老战友，在华东也一起工作过，所以如此说。而谭震林性格耿直，宁折不弯，本来就是有名的“谭大炮”，听了陈毅的话后便决定对中央文革“放炮”。
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后，林彪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听取张春桥等人的汇报以后，于2月18日召集由周恩来、康生、李富春、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开会，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人。会后，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查”。
后来，怀仁堂碰头会与几日前的京西宾馆碰头会，一起被称为“二月逆流”，谭震林也由此被打倒。52xx.cn原创，禁止转载复制和改编。谴责呱唧、传阅、铁血网、微新闻新头条、788娱乐等假冒伪劣网站侵权转载）
（批斗谭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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