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决策前的讨论对事件的重大影响
一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之后，打算继续北征乌丸以彻底消灭袁绍二子袁谭、袁尚。在战役决策前的讨论中，曹操手下诸将皆曰不可，唯有一位年轻的参谋站起来朗声言道：“公威震天下，胡恃甚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简短的一段话，从战之利，不战之弊，以及众将所顾虑的刘表、刘备乘机袭击的不可能性，条分缕析，言之凿凿，使众人不得不服。这个人就是军祭酒郭嘉（郭奉孝）。
郭嘉第一次参与决策论证，就以“十胜十败”论，坚定了曹操战胜袁绍的决心。《三国志》中贾诩、王粲、杨阜、陈登、包括曹操本人都曾对袁绍有过相似的评论，但唯有郭嘉说得最全面，所以在官渡之战前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直到他38岁死前，11年参与军事、政治重大决策的讨论，“见世事无所凝滞”，“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三国志· 郭嘉传》）直到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还不无叹息地说：“郭奉孝若在，不使孤至此。”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还有对郭嘉更全面的评价：“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楚。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
翻阅这些历史记录，在对郭嘉的才干油然而生敬意的同时，我也想到了在三国那个战乱频仍、英雄辈出的年代，应当有一种使人尽其才的社会机制。这其中，重大决策前的讨论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具体环节，而且这是自秦以降两千多年整个封建时期少有的历史现象。
二
讨论的讨字，是探索、研究的意思。《隋书·王劭传》说：“尝论公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论字，是议论、讲述的意思。《史记·张仪列传》说：“臣请论其故”。讨论，就是探讨寻究，议论得失。《论语·宪问》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说的是当时郑国送往邻国的辞令，是由裨谌这个人起草，然后由世叔（姓游名吉）、子羽（姓公孙名挥）、子产（姓公孙名侨）这三位大夫来考究议论，修饰润色。
通过各种方式开展讨论，征求意见，在三国之前也有一些记载。比如《管子》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兵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诉讼也；汤有总街之亭，以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讲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但是，诸多的史书文献当中，恐怕只有《三国志》对讨论这类活动记述最为丰富。这部书中用到的有关的词，就有众议、朝议、大议、会议、建议、合计、议言、议者、论者、诸将议等等十几种。而议字的第一字意就是讨论。《书·周官》解释得最为恰当，“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自西汉至三国还专门设立了几个为了讨论问题、参与决策的重要官职和朝议制度。比如议郎，是西汉开始设的官职，掌顾问应对，到东汉时地位更高，直接参与朝政。侍中，“常代表皇帝与公卿辩论朝政”，其前身称“纳言”，为“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谏议大夫，掌议论，无定员。给事中，是将军、列侯的加官，负责“顾问应对，讨论政事”。（《中国历代官职知识手册》）贤良方正，是汉文帝时为了询访政治得失，要求地方推荐能直言极谏的人，经考察以后授予正式官职。《三国志·三少帝纪》提到了辅语散将这个官职，虽无从考证其具体职责，但辅语这个称谓也让人觉得参与决策讨论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参与决策讨论不只是以上几种言官，而是所有的文臣武将。“明君在上，听政采言；人臣在下，得无隐情”，是当时的一种政风。（《三国志·公孙度传》）有一次司马懿与夏侯玄讨论时事的时候，夏侯玄“议以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相益，在能相济”。（《三国志·夏侯玄传》）这段话说明了用讨论这种方式上下沟通，扬长抑短，从而获得正确的看法和决策的重要意义。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中，引用了《江表传》记载的一件事，说的是东吴孙权准备迁都武昌至建业，犹疑不决，所以“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最后孙权采纳了年青的小将张梁的建议，并“即超增梁位”，破格提拔张梁为关内侯。
朝议，是当时最高决策前讨论的一项制度，也是《三国志》书中出现最多的有关讨论的词。比如汉灵帝时任用刘虞为幽州牧，没有说其他的过程，只是说“朝议以‘东海刘伯安既有德义，昔出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镇抚，可不劳众而定’，乃以刘虞为幽州牧”。到了曹丕称帝时，还有这样的记载：“黄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辩得失”。（《三国志·文帝纪》）魏明帝曹叡继位之初，孙权攻打江夏，“朝议欲发兵救之”。（《三国志·明帝纪》）嘉平四年，毋丘俭等伐吴兵败，“朝议欲罢黜诸将”。（《三国志·三少帝纪》）《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由此可见，群臣上朝，就是议事，就要讨论问题并作出决策。
《三国志》还记载了一些务虚的讨论。《三国志·荀彧传》记载：“彧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太祖常嘉纳之”。魏明帝曹叡曾下诏“大议政治之不便民者”。（《三国志·辛毗传》）甘露元年春二月，当政的曹髦在太极东堂与侍中荀觊、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虞松等讲述典礼，“遂言帝王优劣之差”。（《三国志·三少帝纪》）此后还有一些到太学与诸儒讨论学术的相当详尽的记载。司马懿杀了曹爽，蜀国的费袆曾自己“设甲乙论评其是非”，说甲以为如何，乙以为如何，“以次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辩论推理式的自我讨论。（《三国志·费袆传》）
三
《三国志》中记载较多的还是一些有关大的军事政治事件的讨论活动。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袁双方都有大量的争论讨论。本来讨伐董卓的时候，是曹操先推举袁绍当盟主的，但由于政见及军事谋略上的不同，致使讨董盟军瓦解。特别是“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于是欲“诛灭之”。（《三国志·武帝纪》）但是，官渡之战却是在袁绍吞并了公孙瓒之后，“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在军力上已有优势的情况下先发起的。当时，曹操立足未稳，实力相差很多，所以曹操的部下“诸将以为不可敌”。在反复讨论当中，只有荀彧、荀攸、郭嘉、贾诩少数几个人分析了军事力量之外的胜负因素，从而统一了迎敌袁绍的看法。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的时刻，忽然又有消息说孙策在“尽有江东”以后，要乘机袭击曹操的老家许昌。“众闻皆惧”，而郭嘉则认为孙策新并江东，而且这个人轻而无备，必死于匹夫之手，不要管他。后来孙策果然死于非命。曹操粮尽之后，也打算退兵，是经过与留守许昌的荀彧书信讨论后，又一次坚定了信心，设奇计，破乌巢，一举扭转了战局。袁绍死后，袁绍二子求和，曹操想回师南下先平荆州。是辛毗和郭嘉、荀攸的意见，使曹操认识到，袁谭、袁尚作为兄弟，虽阋于墙，不打会“自相弊”，但是乘胜而进，“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怎么能放弃这样的大好战机呢？终于使曹操重下决心，大军直逼辽东，彻底清除了在北方的劲敌袁氏。当时，就连曹操的战将李典在黎阳看到了战机，但未有将令，也“与诸将议”，说“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宜亟击之”。讨论中得到了程昱等人的赞同，获得了胜利（《三国志·李典传》）。除此之外，袁绍一方的有关讨论也有一些记载。比如战前，在其谋士沮授、田丰和审配、郭图之间就有一番激烈的争辩，而袁绍恰恰采纳了错误的建议而至败亡。所以《三国志·袁绍传》在最后的总评中，说袁绍这个人“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
赤壁之战前，在东吴至少有三次大的讨论。一次在《三国志·鲁肃传》记载：“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独肃不言”。直到讨论最后，鲁肃才劝孙权“莫用众人之议也”。第二次讨论是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大计不如迎之’”。而周瑜不然，并在政治、军事诸方面论证双方胜负因素，坚定了孙权破操的决心。这两次虽然话题一样，但前一次有据可查的是，周瑜当时在鄱阳不能在场。如果还有另外一次，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舌战群儒”，详细的情节虽无记载，但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却记录了诸葛亮与孙权的对话内容。这次对话的记载共分三大段。先是诸葛亮说孙权，大敌当前，不应内怀犹豫，或战或降，应当机立断。接下来孙权问刘备为何不降。诸葛亮说，刘备是个英雄，“安能复为之下”。这一激使孙权勃然而曰战。然后，诸葛亮又具体分析了双方的实力，使“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孙权的性格和习惯，每次接待他国来使尤其是接待蜀使时（因为三国时期吴蜀联盟时间较长，所以蜀使为多），差不多都要有一次唇枪舌战。所以，这次讨论也应当存在。
其他一些着墨不多的讨论在《三国志》中也有很多。比如董卓作乱后，曾就废帝和迁都三次会群臣，既“有无敢应者”，也有拍案而起，坚决反对的。《三国志·赵云传》说：“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嘉平六年九月，景王司马师也召开了一次“公卿中朝大臣会议”，讨论皇帝废立。建安元年，曹操召集文武讨论移都许昌，是荀彧在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说清了移都的道理而被曹操采纳。曹操组织的最后一次有记载的讨论，是建安末年，孙权建议联曹伐刘，曹操专门下诏讨论“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关羽死后，曹操又下诏要群臣讨论“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黄初六年，曹丕欲征东吴，就此组织了一次“群臣大议”。在魏明帝曹叡关于征伐公孙渊的讨论中，是司马懿从战术上分析了公孙渊会有三种可能，这是军事讨论较详细的记载。此外，在《三国志·张辽传》中，有“数月粮尽，议引军还”的讨论记载。在《三国志·夏侯渊传》中，有不待曹操将令，经诸将讨论，出击马超的记载。也有孙权与吕蒙欲偷袭荆州，为了保密，而仅“议之近臣”的记载。还有诸葛亮伐魏前关于选任先锋的讨论，由于诸葛亮“违众而拔谡”（马谡），以致街亭失败的记载。
当时还有一个旷日持久、历时三朝的专题讨论。据《三国志·钟繇传》、《三国志·陈群传》记载，曹操曾下令讨论用宫刑代替死刑。“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遂寝。”及文帝曹丕时，又下诏令群臣“当善共议。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至太和年间，钟繇就此事上疏作了一次详细论证。明帝曹叡又下诏，“公卿群僚善共评议。”此事参与讨论的有百余人，意见不一，最后“因吴蜀未平，且寝”。这是一件三次讨论未达成一致而不了了之的特殊事例。
几乎尽人皆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说的是当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量，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可见，这么一件事，还是要大家讨论出主意、想办法的。在记述这个故事的《三国志·王公传》中还说了另外几个曹冲参与讨论，聪明应对的故事。由此可见，当时的讨论何其多也。
《三国志》还有一些有关讨论的生动的描述。比如华歆这个人，名气很大，孙策时为上宾，“每策大会，坐上莫敢先发言。华时起坐更衣，则议论喧哗。”顾雍这个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所以孙权曾说，“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张昭更不得了，议事时曾对孙权“变色而前曰”，有时有不同意见，还“孰视权曰”。
四
当时还流行一种不是讨论又与讨论相类似，而且可以部分起到讨论作用的方式，即所谓“排调”。它是先秦时期受俳戏影响而产生的滑稽对话，至三国时期成为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一种调侃取乐的习尚。《三国志》注中记述了一些此类场面，而且也对乐于此道的曹操、孙权作了描述。比如说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投杯案中，肴膳皆沾洿巾帻，其轻易如此”。还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所以，在北魏有“一盒酥”的故事，在东吴有“捋虎须”的故事。就是杨修在曹操不在场时与众人分吃了案上的一盒酥。朱桓在到南方任职前的告别宴会上，提出要捋孙权须，孙权“冯几前席”让他捋，然后大笑。说到排调的积极作用，一是通过调侃说笑，达到官员士大夫之间相互沟通、排解郁闷的作用；二是通过排调，以委婉、幽默的方式对别人进行劝谏，或议论一些问题，这更使人易于接受；三是魏蜀吴三国在“外交”场合用排调相互攻击以宣扬国威，借以达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理解和文化交流。比如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所以当众谋士面说起郭嘉，是对众谋士的羞辱和批评。孙权曾对郎中郑泉说：“卿好于众中面谏，或失礼敬，宁畏龙鳞乎？”郑泉回答，“不畏龙鳞”。“后侍宴，权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临出屡顾，权呼还，笑曰：‘卿言不畏龙鳞，何以临出而顾乎？’”这是一次既考验郑泉又启发教育众文武的有趣的故事。蜀国伊籍出使东吴，在拜见孙权的时候，孙权开玩笑说：“劳事无道君乎？”说伊籍是为无道昏君效劳。而伊籍则反唇相讥，当即答道：“一拜一起，未足为劳”。一句话偷换宾语，把孙权说成了无道昏君，使孙权大加敬服。还有一次是蜀使张奉在孙权面前嘲笑阚泽，阚泽不能应对。这时薛综起来劝酒说：“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让他再说吴国，薛综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包括费袆出访东吴，“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也在这种场合为蜀国赢得了尊重，以至于孙权对费袆“甚器之”，“恐不能数来也”。可见，确实是在唇枪舌剑和嬉笑怒骂中办理了一些军国大事。直到魏正始八年，曹芳为帝时，尚书何晏还建议：“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三国志·三少帝传》）可见，这种活动不仅很流行，得到一些大臣们拥护，还想使其成为一种制度而永久流传下去。
五
三国时期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讨论之风，是有其客观环境的，当然也是与主臣上下共同努力，相得益彰有直接关系的。
其一，严酷的社会政治形势，要求有识之士尽其所能，发挥其才智，也迫使帝王和诸侯行开明政治，以集思广益，权衡利弊，慎重决策。正所谓“明君在上，听政采言；人臣在下，得无隐情。”东汉末年，宦官为患，到董卓作乱以后，群雄并起。汉献帝被掌握实权的诸侯把玩于股掌之中，仅有虚名而已。群雄逐鹿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败涂地，真是大浪淘尽英雄。《三国志·武帝纪》注中有这样的故事，说袁绍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想让曹操找个借口杀了他们。曹操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这段话是曹操对当时形势所作的正确判断，并为他以后的比较精明的用人及决策奠定了基础。《三国志·吕蒙传》还记述了一次孙权与陆逊关于人才的讨论，说到吕蒙时，孙权说：“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谨，但言议英发不及耳”。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虽为战乱，但对臣下参与讨论、出谋划策能力的重视。
其二，君王必须有博大的胸襟，真正做到求贤若渴，从善如流。建安年间，曹操曾先后三下求贤令。建安十年十月，曹操下令：“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戒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建安十五年春，又下令求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又下令“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后来曹丕曾评论说，这些“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东吴黄武五年，陆逊上书提出：“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的问题，孙权答复说：“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这是两人关于用人求谏的一次书面讨论。（《三国志·吴主传》）诸葛亮也在《出师表》中明确郭攸之、费袆、董允等“进尽忠言，则其任也”，还特别嘱咐后主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其三，要有一批直言直士，而且这些人确实博学多才，忠恳内发，能料事如神，献良谋佳策。魏曹芳时，太傅王肃曾上书说：“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司马懿也说过同样的话。在北魏，有记载的直言直士有，荀彧“进善，不进不休”，国渊“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袁侃“论议清当，柔而不犯”，邢颙“玄静淡泊，言少理多”，鬷弘“口论速捷，辩而不俗”，刘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杜恕“论议亢直”，卫觊“时献忠言”，仲长统“性倜傥，敢直言”，高堂隆“正辞动于昏主”，爰俞“清真贵素，辩于论议”。在东吴，则有鲁肃“善谈论”，程普“善于应对”，诸葛瑾“非议不言”，李肃“善论议”，张尚“以言语辩捷见知”，严畯“发言慷慨”，薛莹“答问处当，皆有条理”，阚泽“每朝廷大议，经典所及，辄咨访之”，张温“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朱据“能论难”，骆统“辞切理至”，徐原“性忠壮，好直言”，潘濬“对问有机理”，诸葛恪“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在西蜀，有董扶“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董和“每言则尽”，刘巴“非公事不言”，刘琰“有风流，善谈论”，费诗“率意而言”，孟光“直言无所回避”。
其四，上下君臣之间必须有一种信任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的责任在君王。正所谓“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当时最出色的是曹操，官渡之战大胜之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曹操还对手下解释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从来通敌都是大罪，此举足见曹操招降纳叛、广罗人才的胸怀，这不仅稳定了内部，而且“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三国志·武帝纪》）作为掌权者，还应和以处众，宽以待下，在上下信任和谐的基础上，形成整个队伍的精诚团结。正如陈群给曹丕的上书中说的，“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根源。”（《三国志·陈群传》）同时，对能言敢言之士，还要鼓励奖赏。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北征乌丸胜利之后，曹操还“科问前谏者”，说虽然劝阻北征，但也是万安之计，所以“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三国志·武帝纪》）
其五，真理越辩越明，所以讨论就不应是一个声音，更不是一言堂。比如建安年间，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当时刘绍在荀彧那里，在坐有数十人，有的说有这个天象当停止朝议，有的说不能开会，好一番热烈的讨论。嘉平初年，太傅司马懿“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这是在讨论的题目中就要求说出得失两方面的意见。嘉平四年，孙权死后，魏将王昶表请征吴，“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曹丕、曹叡时还有三个人先后就能有不同意见的辩论上疏。陈群尖锐地指出，“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杜恕说“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
六
仅就魏蜀吴三国的决策前讨论来作分析，讨论得如何也应该与国家盛衰有直接关系。从有记载的事例看，曹魏政权对决策前的讨论最为重视，也相应地采取了很多的求贤、鼓励直言直谏措施。后期虽然晋以代魏，但魏晋相交的时期，曹魏政权很多政治、军事、文化包括决策前讨论之风都相延续至晋。而蜀吴却先后而亡，且都并入了魏晋。
东吴孙权可谓英明之主，但是正如《三国志·吴主传》对孙权总评时所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戳，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三国志·吴主传》还记载，孙权信任“用法深刻”的吴壹，“大臣由是不敢言”。后来吴壹奸罪事发被杀，孙权引咎自责，下诏要群臣“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但毕竟已使东吴在政治上受了一大挫折。骆统给孙权提的意见最深刻。他说：“人君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层宫之内，瞰四国之外，照群下之情，求有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三国志·骆统传》）孙权的后人，至孙皓时最为昏庸，真像曹操当年赞孙权骂刘表时所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之子，若豚犬耳！”
三国当中蜀最先亡，当然有诸多主观客观因素，但人才匮乏，讨论不多，决策不周也应当是重要原因。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曾引徐盛的评论，“蜀少人士，故慈、潜并见载述”。意思是蜀中人才不多，所以像许慈、胡潜这样的也给他们立传。刘备未遇诸葛亮时，东奔西走，十分狼狈。“三顾茅庐”之后，政治、军事几乎全赖诸葛亮，以致于开始的时候，关羽、张飞对此很不以为然。诸葛亮这个人，虽为大贤，但一大弱点就是事必躬亲。刘禅继位不久，魏以五路大军伐蜀，刘禅与诸文武坐卧不安，诸葛亮却托病不出视事，直到圣驾亲往，方才说出已布置停当。虽说机密事不宜张扬，但也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不轻信于人的。首次伐魏前，不见任何讨论的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中，说“亮有吞魏之志久矣，始于此时方知也”。就是看到了《出师表》，大家才知道要伐魏。六出祁山最后一战，司马懿问蜀使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繁简，使者回答：“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不过数升。”司马懿由此断言：“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三国志·明帝纪》）这说明诸葛亮在通过讨论以集思广益方面大不如魏，也不如吴。正如《袁子》的评论，说诸葛亮“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连专门负责进言的郭攸之，也因为“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专之矣”（即董允）。所以关羽死后，刘备兴兵报仇这样的错误决策，既未经讨论论证，更不听任何人劝阻。连诸葛亮都无可奈何地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意思是在蜀中只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重大决策上可以谏阻刘备，而这个人却已不在人世了。正是此次错误的伐吴，才使刘备败亡，才使西蜀兴汉成为画饼。
悠悠往事虽然早已逝去，但细细地品味，却又像活生生地仍在我们面前。熟思之后，当有所悟。
［注］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均为《三国志》和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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