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生命中的“72变”,不变的是爱国忧国的中国心
说梁启超的“72变”，不是说他有孙悟空那样的72般变化的本事，而是说在其人生轨迹、政治立场上屡屡“左手矛右手盾”，“东边日出西边雨”，“总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反复无常”，令人莫衷一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从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几乎都有他的积极参与，梁启超绝对称得上是时代的弄潮儿。
梁启超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
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梁启超倾向孙中山的主张。康有为反对这件事，他却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去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不被康有为所左右，仍然维持与革命党的合作关系。他虽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共和，但只想革慈禧的命，甚至想革命共和成功后，光绪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
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试图与袁世凯联手搞治理中国；袁世凯复辟他再变为反袁，让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袁。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
康有为张勋一道帮助宣统皇帝溥仪复辟，梁启超宣布与康有为划清界限，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
他认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访美归来后，他又视革命为异端，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指出，中国历史上革命有“七大恶”，认为革命必乱。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会带来恐怖，让人民遭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把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揭露“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他还表态，“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
梁启超被人们说成在政治上没有主见、没有长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是一个知错就改实事求是的人，一个不断求索与时俱进的人，一个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人。梁启超以自己的率真向世人表明他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真诚的，不是政治投机。
梁启超曾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去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这是梁启超“善变”的根本所在。
有人说他是靠标新立异而“好名”。梁启超撰文辩解说，他确实信奉过“革命”和“破坏主义”。可是，既然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霍然自见其非”，也就自然要服从真理，而不能因图虚名而妄谈革命。作为新型知识分子，梁启超没有封建士大夫“从一而终”的烙印，他的思想观点与时俱进，这毫无疑问是十分进步的。
梁启超还真诚地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给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这是梁启超的心声。
1920年3月，梁启超在检讨自己一生的政治经历，他说：“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旧势力来改造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对于自己他也客观地坦诚自责地评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
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记载，“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这是其弟子对老师的认识。
梁漱溟评价梁启超时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郑振铎认为梁启超的光明磊落之处便在于他的善变，且并未变动宗旨目的，所变者仅为手段与方式而已。
晚年与梁过从甚密的胡适也认为：“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其实“善变”正是梁启超的可贵之处，处在急遽变革中的社会动荡年代，国家的危亡，时代的苦难，使他经常处于矛盾、动摇之中，也让他的思想永不停滞。
梁启超无论如何去变，但有一点他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他那颗忧国爱国强国永恒的中国心。（王伟 微信32875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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