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仪解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曰：“然则章甫絇履，绅带搢笏者，贤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焄；斩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谓此类也。”
公曰：“善哉！尽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公曰：“敢问何如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君子也。”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
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孔子对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视，覩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和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雠也，将与谁其守？”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闲，复问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岂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益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妖蘖，桑谷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谷，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大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唯明王达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乎！”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想评论一下鲁国的人才，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请问怎么选拔人才呢？”
孔子回答说：“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倾慕古代的道德礼仪；依现今的习俗而生活，穿着古代的儒服。有这样的行为而为非作歹的人，不是很少见吗？”
哀公问：“那么戴着殷代的帽子，穿着鞋头上有装饰的鞋子，腰上系着大带子并把笏板插在带子里的人，都是贤人吗？”
孔子说：“那倒不一定。我刚才说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些穿着礼服，戴着礼帽，乘着车子去行祭祀礼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于食荤；穿着用粗麻布做的丧服，穿着草鞋，拄着丧杖喝粥来行丧礼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于酒肉。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却倾慕古代的道德礼仪；依现代的习俗生活，却穿着古代的儒服，我说的是这一类人。”
哀公说：“你说得很好！就仅仅是这些吗？”
孔子回答道：“人分五个等级，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分清这五类人，那治世的方法就都具备了。”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样的人叫做庸人？”
孔子回答说：“所谓庸人，他们心中没有谨慎行事、善始善终的原则，口中说不出有道理的话，不选择贤人善士作为自己的依靠，不努力行事使自己得到安定的生活。他们往往小事明白大事糊涂，不知自己在忙些什么；凡事随大流，不知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是士人？”
孔子回答说：“所谓士人，他们心中有确定的原则，有明确的计划，即使不能尽到行道义治国家的本分，也一定有遵循的法则；即使不能集百善于一身，也一定有自己的操守。因此他们的知识不一定非常广博，但一定要审查自己具有的知识是否正确；话不一定说得很多，但一定要审查说得是否确当；路不一定走得很多，但一定要明白所走的路是不是正道。知道自己具有的知识是正确的，说出的话是确当的，走的路是正道，那么这些正确的原则就像性命对于形骸一样不可改变了。富贵不能对自己有所补益，贫贱不能对自己有所损害。这样的人就是士人。”
哀公问：“什么样的人是君子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说出的话一定忠信而内心没有怨恨，身有仁义的美德而没有自夸的表情，考虑问题明智通达而话语委婉。遵循仁义之道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强不息。他那从容的样子好像很容易超越，但终不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哀公问：“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贤人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贤人，他们的品德不逾越常规，行为符合礼法。他们的言论可以让天下人效法而不会招来灾祸，道德足以感化百姓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他虽富有，天下人不会怨恨；他一施恩，天下人都不贫穷。这样的人就是贤人。”
哀公又问：“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圣人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圣人，他们的品德符合天地之道，变通自如，能探究万事万物的终始，使万事万物符合自然法则，依照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来成就它们。光明如日月，教化如神灵。下面的民众不知道他的德行，看到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就在身边。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哀公说：“好啊！不是先生贤明，我就听不到这些言论了。虽然如此，但我从小生在深宫之内，由妇人抚养长大，不知道悲哀，不知道忧愁，不知道劳苦，不知道惧怕，不知道危险，恐不足以实行五仪之教。怎么办呢？”
孔子回答说：“从您的话中可以听出，您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我也就没什么可对您说的了。”
哀公说：“要不是您，我的心智就得不到启发。您还是再说说吧！”
孔子说：“您到庙中行祭祀之礼，从右边台阶走上去，抬头看到屋椽，低头看到筵席，亲人使用的器物都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您因此感到哀伤，这样就知道哀伤是什么了。天还没亮就起床，衣帽穿戴整齐，清晨到朝堂听政，考虑国家是否会有危难。一件事处理不当，往往会成为国家混乱灭亡的开端。国君以此来忧虑国事，什么是忧愁也就知道了。太阳出来就处理国家大事，直至午后，接待各国诸侯及子孙，还有宾客往来，行礼揖让，谨慎地按照礼法显示自己的威严仪态。国君因此思考什么是辛劳，那么什么是辛劳也就知道了。缅怀远古，走出都门，周游浏览，向远眺望，看到那些亡国的废墟，可见灭亡之国不只一个。国君因此感到惧怕，那什么是惧怕也就知道了。国君是舟，百姓就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国君由此想到危险，那么什么是危险也就知道了。国君明白这五个方面，又稍稍留意国家中的五种人，那么治理国家还会有什么失误呢？”
鲁哀公问孔子：“国家的存亡祸福，的确是由天命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吗？”
孔子回答说：“国家的存亡祸福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天灾地祸都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哀公说：“好！您说的话，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孔子说：“从前，殷纣王时代，在国都的城墙边，有一只小鸟生出一只大鸟，占卜者说：‘凡是以小生大，国家必将成为霸主，声名必将大振。’于是，商纣王凭借小鸟生大鸟的好兆头，不好好治理国家，残暴至极，朝中大臣也无法挽救，外敌攻入，殷国因此灭亡。这就是以自己的肆意妄为违背天时，奇异的福兆反而变成灾祸的事例。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时代，社会道德败坏，国家法纪紊乱，以致出现反常的树木，朝堂上长出桑毂，七天就长得两手合抱之粗。占卜者说：‘桑毂野木不应共同生长在朝堂上，难道国家要灭亡吗？’太戊非常恐惧，小心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学习先王治国的方法，探究养民的措施，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家思慕殷国的道义，偏远之国的使者经过多重翻译来朝见的，有十六国之多。这就是以自己的谨身修治改变天时，祸兆反变为福的事例。所以说，天灾地祸是上天来警告国君的，梦见怪异是上天来警告臣子的。灾祸胜不过良好的政治，梦兆也胜不过善良的行为。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只有贤明的国君才能做到。”
鲁哀公说：“我如果不是如此浅陋，也就不能听到您这样的教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