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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分览

【审分】

一曰:凡人主必审分,然後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於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方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於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於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窥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後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於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任数】

三曰: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後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於静,目之见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婴页>,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东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於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司请事於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後,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於得道术乎?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管子复於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 “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势】

六曰: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於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盘盂,铭篆著乎壶鉴,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遇乱世,王犹尚少。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輴,沙用鸠,山用樏,因其势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贤於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於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 “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简公於庙。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执一】

八曰: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於门闾者,不一也。楚王问为国於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於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为近之。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 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 “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於西河,而困於王错,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夫吴胜於齐,而不胜於越。齐胜於宋,而不胜於燕。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

审分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象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

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君主也必须象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强睿智、忠诚谆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恐惧骚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出现,权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

王良驾马的方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便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辩明名分。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说马的名字,想要马却说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主管人虽一定会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胡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卜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浩,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由于外表勇敢任用一个人,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就由此产生出来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不能得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多询问,却不专断地下指示。虽然知道怎样做,却不亲自去做。和谐万物,却不自夸。事情做成了,却不居功,静止的东西不让它运动,运动的东西不让它静止。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不衰,美名流传不止。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这样就非常得人心,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让人知道,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安然处之,机敏就会显露出来,那怎么能算不聪明呢?特别聪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么能不算伟大呢?修真得道的人无所能,但人们全都归附他,于是就无所不能了,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无需做小事,被人了解了就无需外表机敏,这样,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这样,那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这样,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爱好这些了。

君守

得道的人一定平静,平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样,这样就可以跟他谈论当君主的原则了。所以说,内心的欲望不显露出来叫做封锁,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既封锁又关闭,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准仪也不用它测平,有墨绳也不用它测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静。既清静又安宁,就可以当天下的主宰了。

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着,因而实情就不能窥见到啦。《鸿范》上说:“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让人民安定。”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从窗户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运行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人,他们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见闻广博,记忆力强的,他们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于耳聪目明、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智慧就毁坏了,考察“坚白”、论辩“无厚”的,他们的智慧就抛弃了。不出门,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效果,不做事,正是为了实现做事的目的。这就叫做用阴气召来阳气、用阳气召来阴气。东海那样远,水流到那里还会回来,过了夏天的炎热以后,就会慢慢变得寒冷。所以说,广漠的上天虽无形,可是万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气虽无影,可是万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圣明的人虽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来。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不说话的诏告。

所以,有办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恰当;有办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得体。所谓君主,就是以不求恰当为恰当、以不求得体为得体的人啊。恰当与得体不属于君主的范围,而属于臣子的范围。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不担当任何官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担当官职就会有不能完备的情况,做具体事情就会有不能周全的情况。不完备不周全,这是官吏之所以产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现在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有关部门然后才能造成。治理国家难道只象造车子吗?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才能来维护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

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方法却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这样。有个鲁国边鄙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宋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让灵巧的人都来解绳结。没有人能解开。儿说的学生请求去解绳结,只能解开其中的一个,不能解开另一个,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而我不能解开,这个绳结本来就不能解开。”向鲁国边鄙地区的人询问一下,他说,“是的,这个蝇结本来不能解开,我打的这连环结,因而知道它不能解开。现在这人没有打这连环结,却知道它不能解开,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儿说的学生这样的八,是用“不可以解开”的回答解决了绳结的削题。郑国的太师文弹瑟弹了一整天,而后站起来。在瑟前拜了两拜说:“我学习你,学习你的音律变化无穷。”所以象太师文这样的人,先让自己的心如兽类一样冥然无知,所以才能掌握弹瑟的规律。

所以,思虑就会使自己受到损伤,智巧就会使自己遭到灭亡,自夸逞能就会使自己遭殃,担当职务就会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转瞬即逝,但人们却看不到它的形体,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但人们却不知道是跟随着什么改变的,超群出世,但没有不和谐的,治理人民,称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闭。这样,奸邪的实情就能了解,阴险邪僻,善进谗言,阿谀奉承、机巧虚诈的人就无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险恶的人,一定要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呢?就是凭借君主的亲自做事。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当官职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了。曲从君主所做的事,有了过错,君主也就无法责备他,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这样就是该运动的却安静,该安静的却运动。尊贵的变为卑下的,卑下的变为尊贵的,这种现象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敌国所以进犯的原因啊。

奚仲创造了车子,苍颉创造了文字,后稷发明了种庄稼,皋陶制定了刑法,昆吾创造了陶器,夏鲧发明了筑城。这六个人,他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适宜的,然而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所以说,创造的人忙乱,靠别人创造的人平静。只有掌握了当君主的原则,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这样的人就叫做完人。

任数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导来自夸,臣手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寺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收容,这样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当主管官吏,这样就是臣子得以跟随着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选取,这是情势使他这样的。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君臣如果交换了各自的职守,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队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故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没有骨髂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再说,耳目智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求驾驭臣下的方法,按照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厘侯察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很小,昭厘侯让官员用大猪替换小猪。那官员又把这头猪拿了来,昭厘侯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那官员无话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从说:“君王您根据什么知道的?”昭厘侯说:“我是根据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到了这件事,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瞎?根据他的视力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狂?根据他的话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见了,那么听觉就灵敏了,去掉视觉无法看见了,那么目光就敏锐了;去掉智慧无法去知道了,那么内心就公正无私了。去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这三种东西,就治理得乱。”以此说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们所能了解认识的东西很贫乏,它们所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很浮浅。凭着浮浅贫乏的知识占有广博的天下,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治理全国人民,这种主张必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不能听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见,三亩大的宫室里的情况,心就不能知道。凭着这些,往东到开梧国,往南安抚多<婴页>国,往西让寿靡国归服,往北让儋耳国归依,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君主的,不可不明察这些话啊。

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几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顿纲纪,就能做到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虽然没有人带头,但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顺应冬天而带来寒冷,顺应夏天而带来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恒公说;“把这事情告诉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这种情况连续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只能吃些没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没有吃到粮食。孔子白天躺着睡觉。颜回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做熟了,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于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起身说:“今天我梦见了先君,把饭食弄干净了然后去祭祀先君.”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烟尘掉到钢锅,扔掉沾着烟尘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着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里揣度的还是不足以依靠。学生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并不难,掌握知人之术就难了。

勿躬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别人还能不断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扫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圈内的事,就会昏昧,亲自去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会疲惫。衰竭、昏昧、疲惫,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应该实行的准则。

大桡创造了六十甲子记日,黔如创造了虏首计算法,容成创造了历法,羲和创造了计算日子的方法,尚仪创造了计算月分的方法,后益创造了计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创造了衣服,夷羿创造了弓,祝融创造了市肆,仪狄创造了酒,高元创造了房屋,虞姁创造了船,伯益创造了井,赤冀创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创造了用马架车,寒哀创造了架车的技术,王亥创造了驾牛的方法,史皇创造了绘画,巫彭创造了医术,巫成创造了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正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技艺和才能,这是因为圣贤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养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一定要使自身劳苦忧虑、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惫不堪呢?因此,圣贤君王的品德,光灿灿地就象月亮刚出来,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阳的光芒,能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与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人能看出其形体来。这样,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种邪曲的事自然会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种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亲附了,名声就显赫了。

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让他当大田。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于触怒国君,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士兵不退却,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当大司马。断案恰当,不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没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杰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幺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许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宽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知度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慎势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们诚信,这是胡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仗恃着享有国家,这是危险的。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冶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所以对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

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正中来建立官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见方的地方作为京畿,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神农享有天下十七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就越大,越远的就越小。边远之处有十里大的诸侯国。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用人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役使别国就省力,用宋、郑役使别国就加倍容易,用齐、楚役使别国就等于把纲纪加在它们身上罢了。所使用的诸侯国越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郼,武王如果没有岐,他们的贤德即使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业。凭着汤、武王那样的贤德,尚且需要借助于权势,更何况赶不上汤、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就吉祥,用小的诸侯国役使大的诸侯国就会灭亡,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就顺从,用权势轻酌诸侯国役使权势重的诸侯国就不吉祥。由此看来,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铸在盘盂上,铭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他们对权势尊贵从不满足,他们对实力雄厚从不满足。有雄厚的实力,有尊贵的权势,有贤德之人辅佐,凭着这些,遇上乱世,至少也能成就王业。

天下的人民很贫穷很困苦了。人民的贫穷田苦越厉害,称王的人成就王业就越容易。凡是称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贫穷困苦啊。水里使用船,陆上使用车,泥泞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鸩,山路上使用樏,这是为了顺应不同的形势。能因势利导的,命令就能执行。地位尊贵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严树立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如果认识到达一点,即使尧、舜都不能改变它。诸侯都不想臣服于人,可是却不得不这样。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轻易地使之臣服呢?称王的人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立诸侯,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谓称王,凭借的是权势。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台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困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困宋国十个月。楚国围困过宋国三次,却不能灰亡它。并不是不可取灭亡,拿一个象宋国一样无德的国家去攻打宋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昵?凡是功业的建立,都是因为贤与不肖、强与弱,治与乱不相同啊。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他们一味固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罢免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浅陋之人所能知道的。”过了没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与不后悔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东西,却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贯通。事理贯通,这是当君主应该掌握的原则啊。

不二

听从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快就会遭到危险。根据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老耽祟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关尹崇尚清,列子崇尚虚,陈骈崇尚齐,阳生崇尚己,孙膑崇尚势,王廖崇尚先,儿良崇尚后。

军队里设置锣鼓,是为了用来统一士兵的听闻,法令一律,是为了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聪明的人不得灵巧,愚蠢的人不得笨拙,是为了甩来统一众人的智力,勇敢的人不得抢先,胆怯的人不得落后,是为了用来统一大家的力量。所以,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就冶理得不好;统一就平安,不统一就危险。能够使众多不同的事物齐同,使愚蠢聪明灵巧笨拙的人都能用尽力气和才能,就象由一个起点出发一样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没有驾驭臣下方法的智谋,不经过教化而具有的才能,依仗强力、敏捷,贯通、熟习,是不足以实现这些的.

执一

天地阴阳不改变规律,生成的万物却各不相同。眼睛不丧失视力,就能分辨出黑自的差别,耳朵不丧失听力,就能听出清浊不同的乐音。称王的人掌握住根本,就能成为万物的主宰。军队一定要有将帅,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军队的行动,国家一定要有君主,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全国的行动,天下一定要有天子,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天下的行动,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这是为了使权力集中。统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统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譬如并排驾驭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人拿一根马鞭,那就连街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行动不统一啊。

楚王向詹何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听说过如何修养自身,没有听说过如何治理国家。”詹何难道认为国家可以不要治理吗?他是认为冶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所以说,靠自身的修养来治理家庭,靠家庭的洽理来治理国家,靠国家的冶理米冶理天下。这四种情况,所处的地位虽不一样,可根本却是相同的。所以圣人所做的事情,往大处说可以大到天地四方、日月所能照到之处,往简要处说没有离得开修养自身的。慈父慈母不一定能把好品德传给儿子,忠臣的意见不一定能被君主听取,只有修养自身的儿子和君主才接近于做到这一点。

田骈以道术劝说齐王,齐壬回答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齐国,希望听听如何治理齐国的政事”。田骈回答说;“我说的虽然没有政事,但可以由此推知政事。这就好象树木一样,本身虽不是木材,但可以由此得到木材。希望您从我的话中自己选取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田骈还是就浅显的方面说的,就广博的方面而言,岂只是治理齐国前政事是如此呢?万物的变化应和,都是有规律的,根据其本性来使用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合适的,彭祖因此而长寿,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卓著,神农因此而兴盛。

吴起对商文说:“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吧!”商文说。“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吴起说;“治理全国,完成教化,改变习俗,使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次序,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一旦献身君主当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一旦交出印玺辞去官职,君主的地位就轻微。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兵士战马已经排成行列,战马与人相匹敢,人在马的前面将要发起进攻,拿起鼓槌一击鼓,让三军的兵士视死如归,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这三样您都不如我,职位却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啊!”商文说:“好。您问我,我也问问您。世道改变,君主年少,臣子们疑虑重重,百姓们很不安定,遇到这种情况,把政权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呢?“吴起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托付给您。”商文说;“这就是我的职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啊。”吴起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优点,却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他能在西河打胜仗,但却被王错弄得处境困难,不久就遇到大难,自身不得善终。

吴国战胜了齐国,却不能胜过越国。齐国战胜了宋国,却不能战胜燕国。所以凡是能保全国家和自身不被灭亡的,大概只有知道长短伸屈的变化才能敢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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