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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俗览

【离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馀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馀,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义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棬々乎后之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於是乎夫负妻戴,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终身不反。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 “异哉后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入於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苍领之渊。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辞曰: “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卞随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务光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诟,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诟我,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於颍水而死。汤又让於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请相吾子。”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者,其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视贵富也,苟可得已,则必不之赖。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牵於埶,而羞居浊世。惟此四士者之节。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齐、晋相与战,平阿之馀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谓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去行,心犹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无孙,当其马前曰:“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 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亢责也哉?”平阿之馀子曰: “嘻!”还反战,趋尚及之,遂战而死。叔无孙曰:“吾闻之,君子济人於患,必离其难。”疾驱而从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将众,亦必不北矣;令此处人主之旁,亦必死义矣。今死矣而无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无平阿馀子与叔无孙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务求。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缟之冠,丹绩之衤旬。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终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义】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於国,必利长久。长久之於主,必宜内反於心不惭然後动。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鲁司寇,万乘难与比行,三王之佐不显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过於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於中国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复於王曰:“臣请死。”王曰: “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後世之为王臣者,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郼、岐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荆之为四十二世矣,尝有干溪、白公之乱矣,尝有郑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犹为万乘之大国,其时有臣如子囊与!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时,有士焉曰石渚。其为人也,公直无私,王使为政。道有杀人者,石渚追之,则其父也。还车而反,立於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义也。”於是乎伏斧锧,请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岂必伏罪哉!子复事矣。”石渚辞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锧,殁头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见先德後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晋献公为丽姬远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丽姬谓太子曰:“往昔君梦见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丽姬易之。公将尝膳,姬曰:“所由远,请使人尝之。” 尝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诛太子。太子不肯自释,曰:“君非丽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剑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过卫,卫文公无礼焉。过五鹿,如齐,齐桓公死。去齐之曹,曹共公视其骈胁,使袒而捕池鱼。去曹过宋,宋襄公加礼焉。之郑,郑文公不敬,被瞻谏曰:“臣闻贤主不穷穷。今晋公子之从者,皆贤者也。君不礼也,不如杀之。”郑君不听。去郑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缪公入之。晋既定,兴师攻郑,求被瞻。被瞻谓郑君曰:“不若以臣与之。”郑君曰:“此孤之过也。”被瞻曰:“杀臣以免国,臣愿之。”被瞻入晋军,文公将烹之,被瞻据镬而呼曰:“三军之士皆听瞻也:自今以来,无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将烹。”文公谢焉,罢师,归之於郑。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晋患也;行义於郑,而见说於文公也。故义之为利博矣。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於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於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 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於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於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於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胜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於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虽众,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於汤而三千馀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阖庐试其民於五湖,剑皆加於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句践试其民於寝宫,民争入水火,死者千馀矣,遽击金而却之。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与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鸂水。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三者。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於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後可行。恶乎托?托於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君利势也,次官也。处次官,执利势,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见此论邪!

【适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於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有雠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雠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此多其雠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为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於此论,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玺之於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若五种之於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於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焉。颜阖入见,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乡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以为继,知,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雠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而弑子阳,极也。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为欲】

六曰: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晨寤兴,务耕疾庸,巽为烦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顺其天也;桀、纣不能离。不能离而国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则若性。性异非性,不可不熟。不闻道者,何以去非性哉?无以去非性,则欲未尝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圣王托於无敌,故民命敌焉。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争术存,因争;不争之术存,因不争。取争之术而相与争,万国无一。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欲矣。

【贵信】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 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则天地之物毕为用矣。人主有见此论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齐桓公伐鲁。鲁人不敢轻战,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鲁请比关内侯以听,桓公许之。曹翙谓鲁庄公曰:“君宁死而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庄公曰:“何谓也?”曹翙曰:“听臣之言,国必广大,身必安乐,是生而又生也;不听臣之言,国必灭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庄公曰:“请从。”於是明日将盟,庄公与曹翙皆怀剑至於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曰:“鲁国去境数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无生矣。钧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鲍叔进。曹翙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且二君将改图,毋或进者!”庄公曰:“封於汶则可,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於汶南,与之盟。归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於天下,君犹得也。”庄公,仇也;曹翙,贼也。信於仇贼,又况於非仇贼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听,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以辱为荣,以穷为通,虽失乎前,可谓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举难】

八曰: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故君子责人则以人,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人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故任天地而有馀。不肖者则不然。责人则以义,自责则以人。责人以义责难瞻,难瞻则失亲;自责以人则易为,易为则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国取亡焉。此桀、纣、幽、厉之行也。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季孙氏劫公家,孔子欲谕术则见外,於是受养而便说。鲁国以訾。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李克对曰:“君欲置相,则问乐腾与王孙苟端孰贤。” 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璜进之;以乐腾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凡听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犹不能知,何由知乐腾与王孙苟端哉?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自然而断相,过。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虽皆过,譬之若金之与木,金虽柔,犹坚於木。孟尝君问於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卜相曰‘成与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择者欲其博也。今择而不去二人,与用其雠亦远矣。且师友也者,公可也;戚爱也者,私安也。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翼之也。”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於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桓公得之矣。

离俗

社会上不足的东西,是理义,有余的东西,是胡作非为。人之常情是,以不足的东西为贵,以有余的东西为贱。所以平民、臣子的品行,应该纯洁清廉,合乎法度,越穷困越感到荣耀,即使死了,天下的人也越发尊崇他们,这是因为社会上这种品行不足啊。然而如果按照理义的标准来衡量,连神农、黄帝都还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不仅仅是舜,汤而已。飞免、要褭,是古代的骏马,它们的力气尚且有所不足。所以如果用墨绳严格地量取木材,那么房屋就不能建成。

舜把带位让给自己的朋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孜孜不倦啊!是个勤劳任力的人。”认为舜的品德尚未完备,于是丈夫背着东西,妻子头顶着东西,领着孩子去海上隐居,离开了舜,终身不再回来。舜又把帝位让给自己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与众不同啊,本来居住在乡野之中,却到尧那里继承了王位。不仅仅是这样就罢了,又想用自己耻辱的行为玷污我,我对此感到羞耻。”因而自己跳到苍领的深渊中。

汤将要讨伐桀,去找卞随谋划,卞随谢绝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卞随说:“我不知道。”汤又去找务光谋划,务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务光说:“我不知道。”扬说;“伊尹怎么样?”务光说;“他能奋力做事,忍受耻辱,我不知道他别的情况了。”扬子是就跟伊尹谋划讨伐夏桀,战胜了夏桀。汤把王位让给卞随,卞随谢绝说;“君王您讨伐桀的时候,要跟我谋划,一定是认为我残忍,战胜桀后要把王位让给我,一定是认为我贪婪。我生在乱世,而无道之人两次来污辱我,我不忍心屡次听这样的话。”于是就自己就跳入颖水而死。汤又把王位让给务光,说:“聪明的人谋划它,勇武的人实现它,仁德的人享有它,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您何不居王位呢?我甘愿辅佐您。”务光谢绝说:“废弃君主桀,这是不义的行为,作战杀死人民,这是不仁的行为,别人冒战争的危难,我享受战争的利益,这是不廉洁的行为。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不符合义,就不接受利益,不符合道义的社会,就不踏上它的土地。我不忍心长久地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就背负石头沉没在募水之中。

所以象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这样的人,他们看待天下,就如同天外之物一样,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看待富贵,即使可以得到,也一定不把它当作有利的事。他们节操高尚,品行坚贞,独自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感到快乐,因而外物没有什么可以危害他们。他们不为利益玷污,不受权势牵制,以居于污浊的社会为耻。只有这四位贤士具有这样的节操。

至于舜,汤,则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为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把爱和利怍为根本,把为万民作为义的准则。这就如同钓鱼的人一样,鱼有小有大,钓饵与之相应,钓浮有动有静,都要相机而行。

齐国、晋国相互怍战,平阿邑的士卒丢失了戟截,得到了矛,后退时,自己很不高兴,对路上的人说:“我丢失了戟,得到了矛,可以回去吗?”路上的人说;“戟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丢失了兵器又得到了兵器,为什么不可以回去?”士卒又往回走,自己心里还是不高兴,遇到高唐邑的守邑大夫叔无孙,就在他的马前说:“今天作战时,我丢失了戡,得到了矛,可以回去码?”叔无孙说:“矛不是戟,戟不是矛,丢失了戟,得到了矛,怎么能交待得了呢?”那个士卒说了声:“嘿!”又返回去作战,跑到战场,还赶上作战,终千战死丁。叔无孙说:“我听说过,君子让人遭受祸患,自己一定要跟他共患难。”急速赶马去追他,也死在战场上没有回来。假使让这两个人统率军队,也必定不会战败逃跑,假使让他们处于君主身边,也必定会为道义而献身。如今他们死了,却没有什么大功劳,这是因为他们职位小的缘故。职位小的人是不考虑大事情的。现在怎么知道天下没有平阿的士卒与叔无孙那样的人呢?所以君主中那些希望得到廉正之士的人,不可不努力寻求这样的人。

齐庄公时,有个士人名叫宾卑聚。他梦见有个强壮的男子,藏着白绢做的帽子,系着红麻线做的帽带,穿着熟绢做的衣服,白色的新鞋,佩带着黑鞘宝剑,走上前来叱责他,用唾沫吐他的脸。他吓醒了,原来只是一个梦。坐了整整一夜,自己很不高兴。第二天,召来他的朋友告诉说。“我年轻时就爱好勇力,年纪六十了,没有遭受过挫折悔辱。现在夜里遭到悔辱,我将寻求这个人的形迹,如期得到还可以,如果得不到我将为此而死。”每天早晨跟他的朋友一起站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过了三天没有得到,回去以后就自刎而死。要说这是应当尽力去做的却未必,虽说如此,但是他的内心不可受辱,这一点还有能超过的吗?

高义

君子自身的所作所为,举动必须遵循卫的原则,行为必须忠于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不通,但君子认为行得通。行为不忠于义的原则,举动不遵循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得通,但君子认为行不通。这样看来,那么君子的所谓行不通或行得通,就跟世俗不同了。所以有功就接受相应的奖赏,有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如果不该受赏,那么即使赏给自己,也一定谢绝,如果应该受罚,那么即使赦免自己,也不躲避惩罚.用这种原则考虑国家大事,一定会对国家有长远的利益。要对君主有长远的利益,君子一定应该内心反省不感到惭愧然后才行动。

孔子谒见齐景公,景公送给他廪丘作为食邑。孔子谢绝了,不肯接受,出来以后对学生们说:“我听说君子有功因而接受俸禄,现在我劝悦景公听从我的主张,景公还没有实行,却要赏赐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让学生们赶快套好车,告辞以后就走了。孔子这时是平民,他在鲁国只当过司寇的官,然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难以跟他相提并论,三位帝王的辅佐之臣不比他显赫,这是因为他取舍都不苟且啊!

墨子让公上过到越国游说。公上过讲述了墨子的主张,越王很喜欢,对公上过说:“您的老师如果肯到越国来,我愿把过去吴国的土地阴江沿岸三百社的地方封给他老先生,”公上过回去禀报给墨子,墨子说;“你看越王能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吗?”公上过说:“恐怕不能。”墨子说:“不仅越王不了解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我的心意。假如越王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我衡量自己的身体穿衣,估量自己的肚子吃饭,我将处于客居之民的地位,不敢要求做官,假如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即使把整个越国给我,我也用不着它。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我却接受他的国家,选就是拿原则做交易。拿原则做交易,何必到越国去?即使是中原之国也是可以的。”大凡对于人不可不仔细考察。秦国的鄙野之人,因为一点小利的缘故,弟兄之间就相互打官司,亲人之间就相互残害。现在墨子可以得到越王的国土,却担心损害了自己的道义,因而谢绝了,这可以说是能保持操行了。秦国的鄙野之人与他相距也太远了。

楚国人与吴国人将要作战,楚国军队人少,吴国军队人多。楚国将军子囊说:“我国与吴国人作战,必定失败。让君主的军队失败,让君主的名声受辱,使国家的土地受损失,忠臣不忍心这样做。”没有向楚王禀告就跑回来了。到了郊外,派人向楚王禀告说;“我请求被处死。”楚王说:“将军你跑回来,是认为这样做有利啊。现在确实有利,将军你为什么要死呢?”子翼说;“跑回来的如果不加惩处,那么后世当君主将领的人,都会借口作战不利而效法我逃跑。达样,那么楚国最终就会被天下的诸侯挫败。”于是就用剑自杀而死。楚王说:“让我成全他的道义。”就给他做了三寸厚的桐木棺表示惩处,把斧子砧子等刑具放在棺上表示处以死刑。君主的弊病是,保存住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保存住,丧失掉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丧失掉。这就是保存住国家与丧失掉国家的情况频繁出现的原因。郼、岐的扩大,各国的归顺,由此就产生了。楚国成为国家已经四十二代了,曾经有过灵王被迫在干溪自缢而死、白公胜杀死子西子旗攻陷楚都那样的祸乱,曾经有过郑袖、州侯帮楚王行邪僻的事情,可是如今仍然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这大概就是因为它经常有象子囊那样的臣子吧!子囊的气节,不只是磨砺一代的臣子啊!

楚昭王时,有个贤士名叫石渚。他为人公正无私,昭王让他治理政事。有个在道上杀人的人,石渚去追赶这个人,原来是他父亲。他掉转车子返回来,站在朝廷上说:“杀人的人是我父亲。对父亲施刑法,我不忍心偏袒有罪之人,废弃国家刑法,这不可以。执法有失要受惩处,这是臣子应遵守的道义。”于是就趴伏在刑具上,请求在昭王面前受死。昭王说:“追赶杀人的人没有追上,哪里一定要受惩处呢?你重新担任职务吧。”石渚说:“不偏爱自己的父亲,不可以叫做孝子,侍奉君主而违法曲断,不可以叫做忠臣。您命令赦免我,这是君主的恩惠,不教废弃刑法,这是臣子的操行。”他不让拿掉刑具,在昭王朝廷上自刎而死。按照公正的刑法,违法必定处死,父亲犯法,自己不忍心处以死刑,君主教免了自己,却不肯接受赦免。石渚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又忠又孝了。

上德

治理天下和国家,莫过于用德,莫过于行义。用德用义,不靠赏赐人民就会努力向善,不靠刑罚邪恶就能制止。这是神农、黄帝的政治。用德用义,那么四海的广大,长江黄河的流水,都不能抵御,华山的高大,会稽山的险峻,都不能阻挡,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都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充满四海之内,东西南北,一直到达日月所能照耀刊的地方。他们的道德象天一样覆盖万物,象地一样承载万物,无论对喜爱的还是厌恶的,都不藏匿其道德。他们恬淡质朴,处事公正,小民们也都随之公正,小民与王一起公正处事,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顺应了天性。王的教化改变了小民的面貌和习俗,小民自己却不知道受了教化,这就叫做顺应了人情。所以古代的人,他们自身隐没了,可是功绩却卓著,他们本身死了,可是名声却显扬。他们的主张畅通,教化大行。他们给天下人带来利益,可是人民并不能察觉到。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严刑厚赏,这是衰落社会的政治。

三苗不归服,禹请求攻打它,舜说,“用德政就可以了。”实行德政三年,三苗就归服了。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通晓了德教的实质,那么孟门、太行山都算不得险峻了。所以说德教的迅速,比用驿车传递命令还快。”周代的朝堂把金属乐器和器物摆在后边,这是用来表示先行德教后用武力啊。舜大概就是这样做的吧,他不轻易动用武力的精神流传到周代了。

晋献公为了丽姬的缘故而疏远了太子。太子申生住在曲沃,公子重耳住在蒲城,公子夷吾住在屈邑。丽姬对太子说:“前几天夜里君主梦见了姜氏。”太子就祭祀姜氏,并把食品奉献给献公,丽姬用毒食替换了膳食。献公要吃膳食,丽姬说:“膳食从远处进来的,请让人先尝尝。”让人尝,人死了,让狗吃,狗死了。所以要杀死太子。太子不肯为自己申辩,说;“君主如果没有丽姬,睡觉就不安稳,吃饭就不香甜。”于是就用剑自杀了。公子夷吾从屈邑逃到粱国。公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离开翟,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经过五鹿,到了齐国,正赶上齐桓公死了.又离开齐国到了曹国,曹共公想看看他紧紧相连的肋骨,就让他脱了衣服去捕池里的鱼。离开曹国,经过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到了郑国,郑文公不尊重他,被瞻劝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永远困厄。现在晋公子随行的人,都是贤德之人。您不以礼相待,不如杀了他。”郑国君主不听从他的劝告。离开郑国,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不敬。离开楚国,到了秦国,秦穆公把他进回晋国。重耳即位以后,发兵攻打郑国,索取被瞻。被瞻对郑国君主说:“不如把我交给晋国。”郑国君主说:“这是我的过错。”被瞻说;“杀死我从而使国家免于灾难,我愿意这样做。”被瞻到了晋国军队里,晋文公要煮死他,被瞻抓住大锅喊遭:“三军的兵士都听我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忠于自己的君主了,忠子自己君主的人将被煮死。”文公向他道歉,撤回了军队,让被瞻回到了郑国。被瞻忠于自己的君主,因而君主避免了晋国的祸患;他在郑国按义的原则行事,因而受到了晋文公的喜欢。所以义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墨家学派的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分开璜玉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楚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能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为此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不对。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的职务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于是贤德的人,哪里用得若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徐弱说:“象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钜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孟胜死了,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绐田襄子,想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于已把钜子的职务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两个人终于返回去为孟胜殉死。墨家认为不听从自己的钜子的话就是不知墨家之义。严刑厚赏,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社会上谈到治理天下国家,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

用民

大凡使用人民,最上等的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人民并不永远被使用,也不永远不被使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人民才可以被使用。阖庐用兵,不超过三万。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它们用兵比三万五万还多,可是如今对外不可以御敌,对内不可以保国,它们的人民并不是不可以使用,只是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国家即使很大,形势即使很有利,士兵即使很多,有什么益处?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就是因为人民不被他们使用啊。使用人民的道理,不可不详尽了解。

剑不会自己凭空砍断东西,车不会自己行走,是有人让它们这样的。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糜子就收获糜子,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使用人民也有播什么种子的问题,不考察播下什么种子,却要求人民被使用,没有比这更胡涂的了。

在禹那个时代,天下有上万个诸侯国,到汤那个时代有三千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现在没有存在的了,都是因为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啊。人民不受使用,是因为赏罚不能兑现。汤、武王凭惜的是夏朝、商朝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管忡、商鞅也是凭借的齐国、秦国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人民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懂得了这原因,人民就会听凭使用了。使用人民也有纲,一举起纲来,万目都随之张开。成为人民的纲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和厌恶。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希望荣耀利益,厌恶耻辱祸害。耻辱祸害是用来实现惩罚的,荣耀利益是用来实现赏赐的。赏赐惩罚都能实现,那人民就没有不被使用的了。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剑都刺到了肩头,血流遍地,几乎都不能制止人民前进。勾践在寝官着火时检验他的人民,人民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赶紧鸣金才能让人民后退。这是因为赏罚都能兑现。莫邪那样的良剑不因为勇敢的人与怯懦的人而改变锋利的程度,勇敢的人靠了它更加灵巧,怯懦的人靠了它更加笨拙,这是由于他们善于使用或不善于使用造成的。

夙沙国的人民,自己杀死自己的君主来归附神农。密须国的人民,自己捆上自己的君主来归附周文王。汤、武王不只是能他用自己的人民,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即使小,士兵即使少,功名仍然可以建立。古代有很多由平民而平定天下的人,这是因为他们都能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啊。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这种心思,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根本啊。夏,商、周三代的法则没有别的,就是把信用作为准绳。

宋国有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就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又重新赶路,他的马不肯前进,又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这样反复了三次。即使是造父对马村立威严的方法,也不过如此。那个宋国人没有学到造父驭马的方法,却仅仅学到了威严,这对于驾驭马没有什么好处。君主当中那些不贤德的人,与此相似。他们没有学到当君主的方法,却仅仅学到很多当君主的威严。威严越多,人民越不被使用。亡国的君主,大都凭着威严使用人民。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也不足以专门依仗。这就譬如盐对于味道一样,凡是使用盐,一定要有凭借的东西。用量不适度,就毁坏了所凭借的东西,因而就不可食用了。威严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可以施以威严。凭借什么?凭借爱和利。爱和利的心被人晓喻了,威严才可以施行。威严太过分了,那爱和利的心就会消失。爱和利的心消失了,却只是厉行威严,自身必定遭殃。这就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君主有利有势,能决定官吏的等级。处于决定官吏等级的地位,掌握着利益和权势,君主对这种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不须刑罚禁止就能禁止人们为非的,大概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达个道理才能做到吧。

适威

先王役使自己的百姓,就象驾驭好马一样,让马拉着轻载,手里拿着马鞭,马想尽情跑也办不到,所以能达到千里远的地方。善于役使自己的百姓的人也是这样。百姓日夜祈求被使用可是却不能够被使用,如果能够被君主使用,百姓为君主奔走,就象积水从万丈深的溪中决口冲出来,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周书》上说;“百姓,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友好,不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成为仇人。”有很多仇人,就不如没有好。周厉王是天子,他有很多仇人,所以被放逐到彘,灾祸连累到子孙,如果没有召公虎,就断绝了后嗣。现世上的君主,大都想使自己百姓众多,却不知道善待百姓,这只是使仇人增多啊。不善待百姓,就不能得到百姓拥护。得到百姓拥护,必须让百姓从内心里拥护,这就是所说的爱戴了。只占有百姓的躯体不能叫做得到了百姓拥护。舜是平民,却占有了天下。桀是天子,却不得安居其位。这些都是从能否得民心这里产生出来的。得失民心的道理,不可不认真审察。汤、武王精通达个道理,所以功成名就。

古代当君主的人,用仁和义治理百蛀,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引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就象把玺印打在封泥上一样,用方形的按压就成为方形的,用圆形的按压就成为圆形的,就象把五谷种在土地上一样,收获的果实必定与种子同类,而且能成百倍地增长。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他们自己虽然去世了,可是后世蒙受他们的教化如同神灵一般,这是因为他们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实行的准则经过认真审察。

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它却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选样国家却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君主和百姓都达到极点,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自刎的原因。

东野稷在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驾车技术,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台乎规矩。庄公说:“好。”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又让他的马绕一百个圈之后再回来。过了一会儿,颜阖来谒见庄公,庄公说。“你遇到东野稷了吗?”颜阖回答说:“是的,我遇到了他。他的马一定要累坏。”庄公说;“怎么会累坏呢?”过了一会儿,东野稷把马累坏回来了。庄公召米颜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马要累坏呢?”颜阖回答说:“前进后退部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造父驾车的技术都无法超过他了。刚才我遇到他,他还在无止境地要求自己的马,我因此知道他的马要累坏。”

所以,混乱的国家役使自己的百姓,不了解人的本性,不反求人的常情。频繁地制订教令,而对人们不能掌握却加以责备,屡次下达命令,而对人们不能听从却加以非难,制造巨大的危难,而对人们不敢迎难而上却加以治罪;把任务弄得十分繁重,而对人们不能胜任却加以惩罚。百姓前进就希望得到赏赐,后退就害怕受到惩处,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时,就会做虚假的事了。做虚假的事,君主知道了,跟着又加以惩处。这样就是因为畏罪而获罪。君主和百姓相互仇恨,就由此产生了。

所以,礼节繁琐就不庄重,事情繁琐就不能成功,命令严苛就不被听从,禁令多了就行不通。桀、纣的禁令不可胜数,所以百姓因此而背叛,他们自己也被杀死,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到极点了。子阳喜好严厉,每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担心一定会被杀死,于是就乘追赶疯狗之机杀死了子阳,这是因为他过分到极点了。周鼎上铸有窃曲形的花纹,花纹很长,上下都是弯曲的,以此表明过分到极点的害处。

为欲

假使人们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明,还是不能使用他们。没有欲望的人,他们看待当天子,跟当奴仆相同,他们看待享有天下,跟没有立锥之地相同,他们看待当个彭祖那样长寿的人,跟当个夭折的孩子相同。天子是最尊贵的了,天下是最富饶的了,彭祖是最长寿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鼓励人们,奴仆是最低贱的了,没有立锥之地是最贫穷的了,夭折的孩子是最短命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禁止人们。如果有一种欲望,那向北到大夏,向南到北户,向西刮三危,向东到扶桑,人们就都不敢作乱了,迎着闪光的刀,冒着飞来的箭,奔赴水火之中,人们也不敢后退,清早就起身,致力于耕种,受人雇佣,从事繁杂劳昔的耕作,也不敢休息。所以,欲望多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多,欲望少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少,没有欲望的人,就不可以使用了。人们的欲望即使很多,可是君主没有恰当的方法役使他们,人们虽然得到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不可以使用。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不可不审察清楚。

善于当君主的人,能够让人们无穷无尽地得到欲望,所以人们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役使。言语、风俗,习惯与华夏都不同的蛮夷之国,他们的衣服、帽子、衣带,房屋、住处,车船、器物,声音、颜色、饮食,都与华夏不同,但是他们为欲望所驱使却与华夏是一样的。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能成就功业,这是因为顺应了人们的天性,桀、纣不能背离这种情况,不能背离这种情况而国家遭到灭亡,这是因为违背了人们的天性。违背了天性可是却还不知道,这是因为沉溺在习俗中了。长期沉弱在习俗中而不能自拔,那就变成自己的习性了。本性与非本性不同,这是不可不认真分辨清楚的。不懂得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的人,怎么能去掉非本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掉非本性的东西,那么欲望就不会正当了。欲望不正当,用它来治理自身就会夭折,用它来治理国家就会亡国。所以古代的圣贤君主,审察并顺应人们的天性,以便满足人们的欲望,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功业就没有不建立的了。圣贤的君王执守根本,四方部族都来归服,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执守根本的人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人没有对手。圣贤的君主立身于没有对手的境地,所以人们的命运就都依附于他们了。

一群狗相互呆在一起,都安安静静地无所争夺。把烤熟的鸡扔给它们,就相互争夺了。有的被咬折了骨,有的被咬断了筋,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就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就不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却相互争夺,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有这样的事。

凡是安定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混乱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傲不符合道义的事。强大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乐于为君主所使用,弱小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为君主所使用与争着做不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这两种情况带来的祸和福,天都不能覆盖住,地都不能承载起。

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七天为期。过了七天可是原国却不投降,文公就命令离开。将士们说:“原国就要投降了。”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得到原国失掉珍宝,我不这样做。”终于离开了。第二年,又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原国然后才返回。原国人听到这约定,于是就投降了。卫国人听到过件事,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极点了,就归顺了文公。所以人们说的“攻打原国同时得到了卫国”,指的就是这个。文公并不是不想得到原国,以不守信用为代价得到原国,不如不得到。一定要靠诚信来得到:归顺的不仅仅是卫国啊,文公可以说是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了。

贵信

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诚信了再诚信,谁能不亲附呢?所以《周书》上说:“诚信啊!诚信啊!”这是说如果不诚信,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成功。因此,诚信所产生的功效太大了。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那么整个天下就都成为自己的了。诚信所达到的地方,就都能够控制了。能够控制却不加以利用,仍然会为他人所有,能够控制而又加以利用,才会为自己所有。为自己所有,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全都为自己所用了。君主有知道这个道理的,那他很快就能称王了,臣子如有知道这个道理的,就可以当帝王的辅佐了。

天的运行不遵循规律,就不能形成岁时;地的运行不遵循规律,草木就不能长大。春天的特征是风,风不能按时到来,花就不能盛开,花不能盛开,那么果实就不能生长。夏天的特征是炎热,炎热不能按时到来,土地就不肥沃,土地不肥沃,那么植物生长成熟的情况就不好.秋天的特征是雨,雨不能按时降下,谷粒就不坚实饱满?谷粒不坚实饱满,那么五谷就不能成熟。冬天的特征是寒冷,寒冷不能按时到来,地冻得就不坚固,地冻得不坚固,那么就不能冻开裂缝。天地如此之大,四时如此变化,尚且不能以不遵循规律生成万物,更何况人事呢?

君臣不诚信,那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得安宁。当官不诚信,那年轻的就不敬畏年长昀,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下的就会互相轻视。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轻易地犯法,不可以役使。结交朋友不诚信,那么就会离散怨恨,不能互相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器物就会粗劣作假,丹和漆等颜料就不纯正。可以跟它一块开始可以跟它一块终止,可以跟它一块尊贵显达,可以跟它一块卑微穷困的,大概只有诚信吧!诚信了再诚信,诚信重叠于身,就能与天意相通。靠这个来治理人,那么滋润涡大地的雨水和甜美的露水就会降下来,寒暑四季就会得当了。

齐桓公攻打鲁国冒。鲁国人不敢轻率作战,离鲁国都城五十里封土为界。鲁国请求象齐国的封邑大臣一样服从齐国,桓公答应了。曹翙对鲁庄公说;“您是愿意死而又死呢,还是愿意生而又生?”庄公说;“你说的是什幺意思呢?”曹翙说:“您听从我的话,国土必定广大,您自身必定安乐,这就是生而又生,若不听从我的话,国家必定灭亡,您自身必定遭到危险耻辱,这就是死而又死。”庄公说;“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于是第二天将要盟会时,庄公与曹翙都怀揣着剑到了盟会的土坛上。庄公左手抓住桓公,右手抽出剑来指向自己,说:“鲁国都城本来离边境几百里。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反正也无法生存了。削减领土不能生存与跟你拼命同样是死,让我死在您而前。”管仲、鲍叔要上去,曹翙手接着剑站在两阶之上说。“两位君主将另作商量,谁都不许上去。”庄公说:“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管仲对桓公说:“是用领土保卫君主,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您还是答应了吧!”于是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士为界,跟鲁国订立丁盟约。桓公回国以后想不还给鲁国土地,管仲说:“不可以。人家只是要劫持您,并不想跟您订立盟约,可是您却不知道,这不能说是聪明,面对危难却不能不受人家胁迫,这不能说是勇敢,答应了人家却不还给人家土地,这不能算作诚信。不聪明、不勇敢、不诚信,有这三种行为的,不可以建立功名。还给它土地,这样虽说失去了土地,也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用四百里土地就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诚信来,您还是舍算的。”庄公是仇人,曹翙是敌人,对仇人敌人都讲诚信,更何况对不是仇人敌人的人呢?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而天下能听从,就由此产生出来了。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他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虽说前边有所失,不过可以说后来有所得了。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啊。

举难

用十全十美的标准举荐人必然很难,这是事物的实情。有人用不爱儿子的名声诋毁尧,用不孝顺父亲的称号诋毁舜,用内心贪图帝位来诋毁禹,用谋划放逐、杀死君主来诋毁汤、武王,用侵吞掠夺别国来诋毁五霸。由此看来,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所以,君子要求别人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义的标准。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容易得到满足,容易得到满足就能受别人民拥护,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就难以做错事,难做错事行为就严正。所以他们承担天地间的重任还游刃有余。不贤德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要求别人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一般的标准。按照义的标准要求别人就难以满足,难以满足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容易做到行为就苟且。所以天下如此之大他们却不能容身,自己召致危险,国家召致灭亡。这就是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啊。一尺长的树木必定有节结,一寸大的玉石必定有瑕疵。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只看重其长处。

季孙氏把持公室政权,孔子想晓之以理,但这样就会被疏远,于是就去接受他的衣食,以便向他进言。鲁国人因此都责备孔子。孔子说:“龙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清澈的水里游动,螭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鱼茌浑浊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现在我往上赶不上龙,往下不象鱼那样,我大概象螭一样吧!”那些想建立功业的人,哪能处处都合乎规则呢?援救溺水之人的人要沾湿衣服,追赶逃跑之人的人要奔跑。

魏文侯的弟弟名叫季成,朋友名叫翟璜。文侯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当相,可是不能决断,就询问李克,李克回答说;“您想立相,那么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好些就可以了。文侯说:“好。”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好,而他是翟璜举荐的,认为乐腾好,而他是季成举荐的。所以就让季成当了相。凡是言沦被君主听从的人,谈论别人不可不慎重。季成是弟弟,翟璜是明友,而文侯尚且不能了解,又怎么能够了解乐腾与王孙苟端呢?对疏远低贱的人却了解,对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却要以此决断相位,这就措了。李克同答文侯的话也错了。他们虽然都错了,但是就如同金和木一样,金虽然软,但还是此木碣。

孟尝君向白圭问道:“魏文侯名声超过了齐桓公,可是功业却赶不上五霸,这是为什幺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敬重段干木,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桓公的原因。选择相的时候说‘季成与翟璜哪一个可以’,这就是他的功业赶不上五霸的原因。相是百官之长。选择时要从众人中挑选。现在选择相却离不开那两个人,这跟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管仲为相相差太远了。况且以师友为相,是为了公利,以亲属宠爱的人为相,是为了私利。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然而他的名声却显赫荣耀,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子到了齐国,傍晚住往城门外。桓公到郊外迎客,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躲开,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望见桓公,心里很悲伤,就敲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声,抚摸着自己车夫的手说:“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个唱歌的不是一般人!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回去,到了朝廷里,跟随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准备召见他。宁戚见到桓公,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桓公。第二天又碍见恒公,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桓公非常高兴,准备任用他。臣子们劝谏说:“这个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去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的人,再任用他也不晚。”桓公说:“不是这样。去询问,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人家的小毛病,丢掉人家的大优点,这是君主失掉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凡是听取别人的主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现在听从了他的主张而不再去追究他的为人如何,这是因为其主张符合听者心目中的标准。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衡量以后用其所长,这是举荐人才的恰当做法。桓公算是掌握住这个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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