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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々”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々”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攡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赞曰∶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物色》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六篇,就自然现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论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自然景色对作者的影响作用。刘勰从四时的变化必然影响于万物的一般道理,进而说明物色对人的巨大感召力量;不同的季节也使作者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根据这种现象,刘勰提炼出一条基本原理:“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迂,辞以情发。”相当精辟地概括了文学创作和自然景物的关系。

第二部分论述怎样描写自然景物。必须对客观景物进行仔细地观察研究,再进而结合物象的特点来思考和描写。刘勰从《诗经》中描绘自然景色的具体经验中,概括出“以少总多”的原则,认为这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对汉代辞赋创作中堆砌辞藻的不良倾向,刘勰提出了批评,要文学创作避免这种“繁而不珍”的罗列。

第三部分总结了晋宋以来“文贵形似”的新趋向,提出一些具体的写作要求:首先是要密切结合物象,“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其次强调“善于适要”,能抓住物色的要点;再次是要继承前人而加以革新,做到“物色尽而情有余”;最后强调“江山之助”,鼓励作者到取之不尽的大自然府库中去吸取营养。

本篇是《文心雕龙》中写得比较精采的一篇。除论述的形象生动外,还以鲜明的唯物观点,比较正确地总结了情物关系、“以少总多”、“善于适要”和“江山之助”等重要问题。

(一)
春秋四季不断更代,寒冷的天气使人觉得沉闷,温暖的日子使人感到舒畅;四时景物的不断变化,人的心情也受到感染。春天来到,蚂蚁就开始活动;到秋天降临,萤火虫便要吃东西。这些微小的虫蚁尚且受到外物的感召,可见四季变化对万物影响的深刻。至于人类,灵慧的心思宛如美玉,清秀的气质有似奇花;在种种景色的感召之下,谁又能安然不动呢?所以,春日景物明媚,人便感到愉悦舒畅;夏天炎热沉闷,人就常常烦躁不安;秋日天高气清,引起人们阴沉的遥远之思;冬天霰雪无边,往往使人的思虑严肃而深沉。因此,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这些不同的景物表现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随景物而变化,文章便是这些感情的抒发。一叶下落尚能触动情怀,几声虫鸣便可勾引心思,何况是清风明月的秋夜,丽日芳树的春晨呢?

(二)
所以,当诗人受到客观事物的感染时,他可以联想到各种各样类似的事物;他依恋徘徊于宇宙万物之间,而对他所见所闻进行深思默想。描写景物的神貌,既是随着景物而变化;辞采音节的安排,又必须结合自己的思想情感来细心琢磨。因此,《诗经》里边用“灼灼”二字来形容桃花颜色的鲜美,用“依依”二字来表现杨柳枝条的轻柔,用“杲杲”二字来描绘太阳出来时的光明,用“瀌瀌”二字来说明大雪纷飞的形状,用“喈喈”二字来形容黄鸟的鸣声,用“喓喓”二字来表现虫鸣的声音。还有用“皎”字来描绘太阳的明亮,用“嘒”字来说明星星的微小,这都是用一个字就道尽物理;有的用“参差”来形容荇菜的长短不齐,用“沃若”来表现桑叶的鲜美茂盛,这都是用两个字就完全描绘出事物的形貌。这类例子都是以少量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并把事物的神情形貌,纤毫无遗地表现出来了。即使再反复考虑它千百年,能有更恰当的字来替换么?及至《楚辞》继《诗经》而起,所写事物触类旁通而有所发展。物体的形貌是多种多样的,不易完全描绘,因而词汇便复杂繁富起来;如描摹山川险峻的“嵯峨”和草木茂盛的“葳蕤”等,便大量出现。后来司马相如等人,于文章的气势力求奇特,于文章的音节力求动听,往往要用一系列的形容词藻,来描写山水景物。这就真如扬雄说的:《诗经》作者写的东西虽华丽,但恰如其分,而且文字也比较简约;辞赋家写的东西,就过于华丽,辞句也过于繁多。至于像《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说到盛开的花朵:“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楚辞·九歌·少司命》中说到秋天的兰花:“绿色的叶子,紫色的茎。”可见凡是描绘各种色彩的字,适当应用,方觉可贵;如果青的、黄的层见迭出,那就过于繁杂,不足为奇了。

(三)
晋宋以来,作品重视描写事物形貌的逼真。作者深入观察风物景色的神情,研究花草树木的状貌;吟咏景物从作者深远的情志出发,而描绘事物的诀窍就在于能密切地符合真相。所以,如果文字用得巧,事物写得逼真,那就像在印泥上盖印一样,用不着过多的雕琢,而事物的本来面目便可完全无遗地描绘出来。这就使人能从作品的字句里看到景物的形貌,了解到不同的季节。但是事物各有固定的样子,而作者构思却没有一定的法则;有的好像满不在乎地就能把景物写得很好,有的却仔细思索还和所描写的景物相差很远。《诗经》和《楚辞》中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抓住客观事物的要点;后来善写文章的人,都不敢在这上面和它们较量。却无不依照这种方法,学其巧妙,随着文章的气势而显示出奇特来。所以,只要作者善于抓住事物的要点,就能把本来不新鲜的景物也描绘得极其新颖了。因此,一年四季的景色虽然多变,但写到文章中去要有规则;事物虽然繁杂,但描写它们的辞句应该简练;要使得作品的味道好像不费力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历代作家,前后相继,在写作上都是错综复杂地演变着,并在一面继承,一面改革中取得新的成就。要使文章写得景物有限而情味无穷,就必须把《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融会贯通起来。山水川原实在是文思的深厚府库;描写它的文字过简就会显得不够完备,过详又显得繁冗。屈原之所以能深得吟诗作赋的要领,不就是得到楚地山川景物的帮助吗?

(四)
总之,高山重迭,流水环绕,众树错杂,云霞郁起。作者反复地观察这些景物,内心就有所抒发。春光舒畅柔和,秋风萧飒愁人;像投赠一样,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样,景物又引起作者写作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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