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七
◎食货五
○钱钞 坑冶(附铁冶铜场) 商税 市舶 马市
钱币之兴，自九府圜法，历代遵用。钞始於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
太祖初置宝源局於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馀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於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
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遂罢宝源、宝泉局。越二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六年，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在外卫所军士，月盐皆给钞，各盐场给工本钞。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二年诏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折二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谕榷税官吏，凡钞有字贯可辩者，不问烂损，即收受解京，抑勒与伪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於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於三月内印造，十月内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赉。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泉局。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
成祖初，犯者以奸恶论，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永乐二年诏犯者免死，徙家戍兴州。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坐抵易官钞论戍。江夏民父死，以银营葬具，当戍边。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馀万锭。”帝令户部会群臣议。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从其议。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俱折收钞，其直视洪武初减十之九。后又令盐官纳旧钞支盐，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竹木鬻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办芦柴，徵钞十之八。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更钞板篆文为“永乐”。帝命仍其旧。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云。
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以钞不行询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然是时，民卒轻钞。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府县卫所仓粮积至十年以上者，盐粮悉收钞，秋粮亦折钞三分，门摊课钞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纳钞五百贯，果园、驘车并令纳钞。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驰其禁。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徵之民，则每贯徵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不用，诏发之，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鼓铸，乃复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其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以当一。制钱者，国朝钱也。旧制，工部所铸钱入太仓、司钥二库；诸关税钱亦入司钥库。共贮钱数千百万，中官掌之，京卫军秋粮取给焉，每七百当银一两。武宗之初，部臣请察核侵蚀；又以钱当俸粮者，仅及银数三之一，请於承运库给银。时中官方用事，皆不听。已而司钥库太监庞〈木栗〉言：“自弘治间榷关折银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给，请遵成化旧制，钱钞兼收。”从之。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徵收，每七十文徵银一钱，且申私铸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患钱少，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俸粮。又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馀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钱行久，骤革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
属连岁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藉。论者谓钱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钰条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执不从。廷钰讦奏尚书方钝及郎中刘尔牧。帝怒，斥尔牧，采廷钰议，命从民便。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诸滥恶小钱，以初禁之严，虽奉旨间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竞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焉。
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馀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乃敕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昺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部议。
时所铸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镟边。议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镟车用鑢铴。於是铸工竞杂铅锡便坐刂治，而轮郭粗粝，色泽黯黪。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陈五害，请停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悉予银。帝乃鞫治工匠侵料减工罪，而停鼓铸。自后税课徵银而不徵钱。且民间止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多。
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钱法以济银之不足。今钱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输於上，故其权在市井。请令民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通。”於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隶巡按杨家相请铸大明通宝钱，不识年号。部议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稍通矣。宝钞不用垂百馀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惟俸钱独支钞如故。四年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云。
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贝巴〉，非利也。”遂开局铸钱。寻命十三布政司皆开局。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也。久之，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故无壅阏匮乏之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火漆镟边亦如之。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钱重而物价腾踊，宜发库贮以平其直。”从之。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乐敢讦。古钱阻滞不行，国用不足，乃命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
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馀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於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
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鸿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於民不便。”帝以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於官者少，损於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罢嵩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
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两，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而浙江亦增至九万馀。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宥之，不悛。言者复请开银场，则利归於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亿过公税，民困而盗愈众。邓茂七、叶宗留之徒流毒浙、闽，久之始定。景帝尝封闭，旋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
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馀，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既而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以助大工。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日报。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於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
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凡十三所，岁输铁七百四十六万馀斤。河南、四川亦有铁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广平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馀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甫定，复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罢各布政司铁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乃复设。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复焉。末年，以工部言，复尽开，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劾其违法，下狱。给事中张文质以为不宜塞言路，乃释之。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有司课外索赂，唐大鬓等因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平之。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平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率因旧制，未尝特开云。
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太祖时，廉州巡检言：“阶州界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帝不许。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绿、银、铜，以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崇祯时，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别纳纸价。凡纳税地，置店历，书所止商氏名物数。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馀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盐山县。
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言：“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报可。胡惟庸伏诛，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明年令以野兽皮输鱼课，制裘以给边卒。
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於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
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监生於收课处榷办课程。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
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於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雇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於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於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钞五百贯，良苦，有鬻子女输课者。”帝令核除之。及钞法通，减北京蔬地课钞之半，船料百贯者减至六十贯。
正统初，诏凡课程门摊，俱遵洪武旧额，不得藉口钞法妄增。未几，以兵部侍郎於谦奏，革直省税课司局，领其税於有司；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漷县钞关於河西务；船料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便。九年，王佐掌户部，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复设直省税课司官，征榷渐繁矣。景泰元年，於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涨家湾及辽阳课税之半。大理卿薛瑄忻言：“抽分薪炭等匿不报者，准舶商匿番货罪，尽没之，过重。请得比匿税律。”帝从之。成化七年增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钞，其后易以银，至是渐益至数万两。寻遣御史榷税。孝宗初，御史陈瑶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乃命客货外，车辆毋得搜阻。又从给事中王敞言，取回芜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贰官监收其税。十三年复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厂。未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於顺德、广平。工部尚书李鐩依阿持两端，横征之端复起。寻命中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榷税。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馀贯，钱二百八十八万馀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嘉靖三年，诏如弘治初年例，仍减钱三十万。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收银，其后复收钱钞。八年复收银，遂为定制。始时钞关估船料定税，既而以估料难核，乃度梁头广狭为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太监李能请於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主事邬阅言：“广宁八里铺前屯卫既有榷场，不宜再榷。”罢之。其后复山海关税，罢八里铺店钱。四十二年令各关岁额定数之外，馀饶悉入公帑。隆庆二年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寻令钞关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远者，令佐贰官收贮府库，季解部。主事掌核商所报物数以定税数，收解无有所与。
神宗初，令商货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其不进京者，河西务止收正税，免条、船二税。万历十一年革天下私设无名税课。然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矣。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馀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
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暨禄於仪真，刘成於浙，李凤於广州，陈奉於荆州，马堂於临清，陈增於东昌，孙隆於苏、杭，鲁坤於河南，孙朝於山西，丘乘云於四川，梁永於陕西，李道於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於卢沟桥，沈永寿於广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於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馀。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帝以为能。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暂宽商税，中旨仍徵课四万，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李道诡称有司固却，乞如旧便。帝遽从之。又听福府承奉谢文铨言，设官店於崇文门外，以供福邸。户部尚书赵世卿屡疏，不听。世卿又言：“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徵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馀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乃二十七年以后，历岁减缩，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馀两。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疏入不省。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税，后并税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增苇网诸税，且及青县、天津。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事闻，诏法司治之，监竖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遗命减天下税额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税。光宗立，始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派入地亩、行户、人丁、间架者，概免之。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三年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当增数。自严遂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宣课仍增一万。三俊悔，疏争不能已。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凡诸课程，始收钞，间折收米，已而收钱钞半，后乃折收银，而折色、本色递年轮收，本色归内库，折色归太仓。
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洪武初，设於太仓黄渡，寻罢。复设於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后市舶司暂罢，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
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於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於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中旨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剌加诸国番舶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抚朱纨访知舶主皆贵官大姓，市番货皆以虚直，转鬻牟利，而直不时给，以是构乱。乃严海禁，毁馀皇，奏请镌谕戒大姓，不报。二十八年，纨又言：“长澳诸大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乱，而巨奸关通射利，因为向导，躏我海滨，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纨辄以便宜诛之。御史陈九德劾纨措置乖方，专杀启衅。帝逮纨听勘。纨既黜，奸徒益无所惮，外交内讧，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宪遣其客蒋洲、陈可愿使倭宣谕。还报，倭志欲通贡市。兵部议不可，乃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中，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已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领职如故。
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
大同马市始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通译语，禁市兵器、铜铁。帝从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市马。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辄近塞垣。
嘉靖三十年，以总兵仇鸾言，诏於宣府、大同开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理之。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谏。不从。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则寇宣府，宣府市则寇大同。币未出境，警报随至。帝始悔之，召道还。然诸部嗜马市利，未敢公言大举，而边臣亦多畏慑，以互市啖之。明年罢大同马市，宣府犹未绝，抄掠不已，乃并绝之。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於是封贡互市之议起。而宣、大互市复开，边境稍静。然抚赏甚厚，朝廷为省客兵饷、减哨银以充之。频年加赏，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复从中乾没，边费反过当矣。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事具李化龙传。二十六年从巡抚张思忠奏罢之，遂并罢马市。其后总兵李成梁力请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亦疏於朝。二十九年复开马、木二市，后以为常。
钱币的兴起，从九府圜法开始，历代遵循使用。
钞开始于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会，金朝的交钞。
元代始终用钞，钱几乎被废弃。
太祖开初在应夭设置实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的钱同时流通。
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
到平定陈友谅，命令江西行省设置货泉局，颁布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的样式。
即皇帝位，颁布“洪武通宝”钱，其形制共有五等：叫做“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o“当十”钱重一两，其余依次下降到重一钱为止。
各行省都设置实泉局，与宝源局同时铸钱，而严禁私人铸钱。
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
当初，宝源局的钱在钱背后铸“京”字，后来多不铸造，民间无“京”字的不通行，所以改铸小钱以方便使用。
不久命令私铸的钱作废铜送交官府，以钱抵偿。
适时主管部门责求人民出铜，人民毁掉器皿输送给官府，以此感到很苦恼。
而商人沿袭丞塑旧有习惯使用钞，多不便于用钱。
七年，皇帝便设置宝钞提举司。
第二年纔韶令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
用桑树茎穰作原料，其形制，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外面是龙纹花栏。
横着题印钞额为“大明通行宝钞”。
内面上面两旁，又为篆文八个字，叫做“大明宝钞，天下通行”。
中间图画钱贯，十串为一贯。
钞的下面印道：“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并给犯人财产。”如果是五百文便画钱文为五串，其余如同那样的形制而依次减少。
宝钞等次共六等：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钞一贯，等同钱一千文，银一两；四贯等同黄金一两。
禁止民间不准用金银货物进行交易，违犯的处以罪罚；用金银交换钞的听便。
于是罢除寅源、宝泉局。
遇了二年，恢复设置宝泉局，铸造小钱，与钞一同流通，一百文以下只用钱。
商税兼收钱钞，钱三分钞七分。
十三年，因钞使用长久模糊破烂，便设立倒钞法，命令所在各地设置行用库，允许军民商人以模糊破烂的钞纳入库交换新钞，酌量收取工墨钱。
适逢中书省废除，便把造钞的事归属卢部，铸钱归属工部，而改动宝钞上的文字“中书省”焉“户部”，舆旧钞一并流通。
十六年，设置卢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纳入便是广源库职掌，调出便是广惠库职掌。
在外地卫所的军士，按月拨盐都给予钞，各盐场给予工本钞。
十八年，天下主管官吏的俸禄米都给予钞，二贯五百文等同米一石。
二十二年，下诏改定钱的样式：生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折合二钱半，“当三”至“当十”，以此为准的有差等。
又造小钞，从十文到五十文。
二十四年，训谕征税官吏，凡是钞有字贯可以分辨的，不管破烂缺损，便收受解送到京城，压制和伪造冒充的处以罪罚。
二十五年，在束市设立宝钞行用库，一共三库，各自提供钞三万锭作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入内府。
命令大明宾钞与历代钱一并流通，钞一贯等同钱一千文，提举司在三个月内印造，十个月内停止，所造之钞送交内府充作赏赐。
第二年罢除行用库，又罢除宝泉局。
当时两浙、江西、闽、广人民重视钱轻视钞，有以钱一百六十文折合钞一贯的，因此物价上涨，而钞法更败坏不流通。
三十年，便重申交易用金银的禁令。
成祖初年，违犯的人按奸恶论处，只有置办制造首饰器皿，不在禁止之例。
永乐二年，下韶违犯者免死罪，迁徙全家戍役于兴州。
陕西都司食事张豫，因抵制交换官钞获罪判处戍役。
‘江夏平民父亲死，用银营置丧葬器具，判处戍守边防。
皇帝认为他迫于办理丧事，不是玩忽法令，特意同情宽宥他。
都御史陈瑛说：“近年来钞法不流通，都因为朝廷发出的钞太多，收敛没有好办法，以致重实物轻宝钞。
不如暂时实行户口食盐法。
天下的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果真命令计算人口交纳钞换盐食用，可以收入五千余万锭。”皇帝命令户部会合群臣商议。
大口每月食用盐一斤，交纳钞一贯，小口减半。
皇帝听从其议。
设置北京宝钞提举司，征收粮税、按税率征收的赋税、贪脏处罚一律折合收钞，其价值比照洪武初期减少十分之九。
后来又命令盐官交纳旧钞支取盐，调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的竹木卖给军民，收取宝钞。
应天每年备办芦柴，征收钞+分之八。
皇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求更换钞版篆文为“永乐”。
皇帝命令仍然保持旧有字样。
从此之后，至明朝终结，宝钞都用洪武的年号。
仁宗监管国事，命令犯罚鞭笞杖击罪的交纳钞。
到即位以后，以钞不流通的原因询问夏原吉。
夏原吉说：“钞发放多便轻贱，发放少就贵重。
民间宝钞不流通，是因为散发多收回少，应该设法收回钞。
请求集市门摊等税，测量轻重，增加按税率应征收的赋税。
钞收入官府，官府取模糊柔软的全部烧毁。
从今以后官钞应当少发出，民间获官钞困难，那么自然会贵重起来。”于是下令说：“所增加的门摊赋税，钞法流通，便恢复旧数，用金银布帛交易的，也暂时禁止。”然而这时，人民终究轻视官钞。
到宣德初年，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便放松布帛米麦进行交易的禁令。
凡是用金银交易和藏匿货物增值的处罚官钞，府县卫所仓中的粮食存积达十年以上的，盐、粮全部收钞，秋粮也折合收钞三分，门摊赋税纳钞增加五倍，塌房、店舍每月交纳钞五百贯，果园、骡车一并命令交纳官钞。
户部上奏说，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官钞滞留不流通。
于是更严格禁止，交易用银一钱的，罚钞一千贯，贪赃官吏收受银一两的，追缴钞一万贯，更追收免罪钞如同这样。
茎宗即位，收缴赋税有米麦折合成银的命令，便减少各纳钞者，而用米、银、钱当钞，放松用银进行交易的禁令。
朝廷和民间大致都用银交易，数额小的便用钱，只有折合官员俸禄用钞，钞壅塞不流通。
十三年，又申明禁令，阻止用钞的追罚一万贯，全家戍守边地。
天顺年间，纔放松禁令。
宪宗命令内外按税率征收赋税钱钞兼收，官员俸禄、军队粮饷也兼支付钱钞。
这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算钞征收于民，则每贯征收银二分五厘，人民因此非常困窘。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用盐，都使用钞，各钞关都钱钞兼收。
此后便都改为折合收银。
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储不使用，下韶调发，命令与历伐的钱兼用。
户部请求铸造，于是恢复开局铸造钱。
凡是交纳赎罪钱征收赋税，历代钱、制钱各收一半；没有制钱便收旧钱，以二当一。
制钱，就是本朝钱。
旧有制度，工部铸造的钱纳入太仓、司钥二库；各关税钱也纳入司钥库。
共贮藏钱数千百万，由中官职掌，京卫军秋粮取出供给，每七百当银一两。
武宗初年，部臣请求查核侵吞；又以钱当俸禄粮的，仅达到银数的三分之一，请求在承运库供给银。
当时宦官正专权，都不听从。
随后司钥库太监庞躁说：“自从弘治年间征收关税折合银纳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出不足，请求遵照成化年间的旧有制度，钱钞兼收。”听从他的建议。
正德三年，以太仓积储的钱供给官员俸禄，以十分作为标准，钱一分银九分。
又听从太监张永的建议，调发天财库和户部布政司库钱，发放或征收，每七十文征银一钱，并且申明私自铸钱的禁令。
嘉靖四年，命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合银三厘，钱七文折合银一分。
这时钞长久不流通，钱也很壅塞，更加专用银了。
明代初年铸造洪武钱。
成祖九年铸造永乐钱。
宣德九年铸造宣德钱。
弘治十六年以后，铸造弘治钱。
到世宗嘉靖六年，大规模铸造嘉靖钱。
每文重一钱三分，并且补铸以前数朝没有铸造的钱。
三十二年，铸造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钱一千万锭，一锭五千文。
而税课抽出分到各厂，专门收纳嘉靖钱。
人民苦于钱少，于是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合供给俸禄粮。
又命令通行历代钱，有销熔新旧钱以及以铜造像制造器物的，罪罚与盗铸钱相当。
在此之前，民间流通粗劣滥制的钱，大多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
后来更杂以铅锡，薄而粗劣没有形制，以至于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
剪楮夹在钱中，不可分辨。
用给事中李用敬的意见，以本朝钱与前代杂钱一并流通，上品的都是七文当银一分，其余的比照钱的高低分成三等，下等的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自铸造的粗滥低劣钱全部禁止不流通，违犯的置之以法。
小钱通行时间久，突然革除，人民多不方便。
又调出内库钱供给文武官员幸禄，不论新钱旧钱好钱壤钱，全部以七文折算。
众官以俸禄钱买卖的，也全部以七文强压给予人民，人民也骚动。
适逢连年大饥荒，四方流亡的人民到京城求食物，死去的人遍地都是。
议论的人认为是钱法不流通使得这样。
于是御史何廷钮分条上奏，请求允许人民使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
户部坚持不同意。
何廷钮上奏揭发尚书方钝和郎中刘尔牧。
皇帝发怒，斥责刘尔牧，采纳何廷钮的提议，命令听凭人民的方便。
并且制定嘉靖钱七文，洪武等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
然而各粗滥劣质小钱，因初禁严厉，虽奉旨间杂流通，终究不复使用，而民间竞相私下铸造嘉靖通宝钱，与官钱一并流通。
给事中殷正茂上奏说：“两京铜价太高，铸造钱得不偿失。
应开采云南铜，运到岳州提炼铸钱，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以得到钱六万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足以稍微佐助国家的急用。”户部答复说：“云南地方偏僻办事简便，就在铜山炼铜铸钱方便。”于是下救命令巡抚用盐税银二万两为工本。
不久，巡抚王禺上奏说费多收入少，请求罢除铸钱。
皇帝认为小费不应顾惜，仍然命令施行。
过了几年，巡按王诤又上奏说应该罢除铸钱。
户部商议：“钱法壅塞阻滞的原因，是由于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
奸猾之民乘机阻挠，钱多便低劣粗滥相欺骗，钱少便增加价值欺罔得利，所以禁令越繁而钱越滞留。
从今以后折钱标准听凭人民的方便，不必确定文数，而征收赋税和官员俸禄将全部用银。”于是罢除云南铸钱，而听从户部的议论。
当时所铸的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镞边。
议论的人以铸钱艰难，工匠辛劳费时，革除镞车，使用镳钖。
于是铸工竞相杂以铅锡便锉治，而轮廓粗糙，色泽暗淡。
奸猾诈伪仿效，盗铸钱一天天滋生，金背钱反而受阻不流通。
死罪一天天判处，终究币能禁止。
皇帝对此感到忧虑，询问大学士徐阶。
徐阶陈说五样害处，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钱，应该支付钱的人全部给银两。
皇帝便追究工匠侵吞原料减少工序的罪过，而停止铸钱。
从此之后征收赋税征银而不征钱。
并且民间只用本朝钱，不用古钱，而私自铸钱的人多。
隆庆初年，钱法不流通，兵部侍郎谭纶上奏说：“要想使人民富裕，必须以布帛粮食为贵重而以银为轻贱；要想以银为贱，必须制定钱法以补救银的不足。
现在钱只是散布于天下，而不以输纳入官，所以权力在民间。
请求让人民能够以钱输纳入官，那么钱法自然流通。”于是征收税银三雨以下恢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只许用钱。
当时钱八文折合银一分，禁止人民不能任意压低或抬高。
直隶巡按杨家相请求铸造大明通宝钱，不记年号。
户部议论拒不施行。
高拱再次为相，说：“钱法早晨议论晚上便更改，迄今没有固定之说。
小民恐怕今天得到钱，而明天就不能使用，因此越更换越混乱，越禁止越怀疑。
请求全部听从人民的方便，不要多立制度以挠乱人的耳目。”皇帝认为很对。
钱法又稍稍流通了。
宝钞不使用将近一百多年，收税部门也很少有收宝钞的，只有俸禄钱独如原来支付宝钞。
四年，纔用新铸造的隆庆钱供给京城官的俸禄。
万历四年，命令户、工二部，按照嘉靖钱的式样铸造“万历通宝”金背和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造镞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布通行天下，俸粮和银钱兼着供给。
云南巡按郭庭梧说：“开国初京城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
自从嘉靖年问省局停止废弃，人民的用度便匮乏了。
滇中出产铜，不炼铜铸钱，却反而以高价购买海肥，不能获利。”于是开局铸造钱。
不久命令十三布政司都开局。
采纳工部的意见，以五铢钱为标准，用四火黄铜铸造金背，二火黄铜铸造火漆，粗糙低劣的判罪。
因为以费多利少则私自铸钱自然止息。
随后，户部上奏说：“钱的轻重没有常规，轻钱便收起来，重钱便散发出去，所以没有壅塞匮乏的祸害。
初铸时，金背十文值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值银一分，火漆镞边也如那样。
仅过十年，而轻重不只—半，钱重丽物价猛涨，应该调发库存来平衡其价值。”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当时王府都铸造私钱，官吏不敢揭发。
古钱阻塞滞留不流通，国家财用不足，便命令南北宝源局开拓矿地增加熔炉炼铜铸钱。
而北方的钱比南方的钱价值昂贵三分之一，南方铸的钱大都轻而薄。
然而各自因循旧制，一起流通而不废。
天启元年铸造泰昌钱。
兵部尚书王象干，奏请铸造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一当干的三等面值大的钱，装饰龙纹，大约照白金三品的规定，于是两京都铸大钱。
后来有人议论大钱的弊端，皇帝下诏两京停止铸造大钱，收聚大钱调拨给局改铸。
当时，开局铸钱遍天下，便重征铸钱利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钱成本七万九千多两，获得利润银三万九千两有余；户部铸钱获得利润银二万六千两有余。
其所铸的钱，都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利，工匠的赔补，行使的折价，人民不能忍受。
宝泉局铜的成本四十万两，旧有条例钱铸成后还成本给太仓，第二年再借，到这时命令永远作为铸钱的成本。
三年，御史饶京上奏说：“铸钱开局，本为通行天下，现在却苦于役有利润，旋即开局旋即关闭，除南北两局外，祗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以及宣、密二镇。
而铸钱所得利润，不全归朝廷。
又苦于没有铸钱成本，是因为购买铜而不是开采铜。
请求遵照洪武初年和永乐九年、嘉靖六年的制度，派遣官吏到各省铸钱，在产铜的地方开采铜，设置官吏驻扎军队，仿照银矿的办法，收取十分之三。
铜山有利，朝廷占有，小民开采，仍然给予钱购买。”皇帝听从。
这时铸厂一并开放，用铜更多，铜的收聚更少。
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求专门设官买铜。
户部提议原籍是产铜的人驻在镇速、剂、常铜、铅会集之处，这便是所说的在产铜之地采铜。
皇帝都听从这些意见。
随后，又开采绛、孟、垣曲、闻喜等州县的铜铅。
剂州抽分主事朱大受土奏说：“剂州上面连接黔、蜀，下面联系江、广，商人贩运铜铅都集中在这里，一年可以四铸。
四铸的利润，两倍于南方，三倍于北方。”于是陈说合乎时势的四件事，便命令朱大受专门督理。
于是制定钱的式样，每文重一钱，每干文值银一两。
南都的钱轻而且薄，多次下旨严格整饬，便规定每文重八分。
当初，嘉靖钱最精工，隆庆、万历钱加重半铢，自从天启、崇祯新铸之钱出现，旧钱全部弃置不用。
然而钱一天天粗劣而轻薄，大半杂以铅砂，百钱不满一寸，甩掷于地便破碎。
崇祯末年下敕命铸造当五钱，没有来得及铸造明朝便灭亡了。
当初制度，历代钱与本朝钱通行。
自从神宗初年，听从食都御史庞尚鹏的提议，古钱只允许通行于民间，交纳赋税赎免罪罚都用本朝钱。
天启、崇祯时期广泛铸钱，纔收聚古钱以充废铜，民间贸易也槟弃不用了。
庄烈帝初即位，驾临平台召臣下对策，给事中黄承昊上疏有销毁古钱的话。
大学士刘鸿训说：“北方都用古钱，如果突然废除，于人民不方便。”皇帝认为对。
随后采纳御史王燮的意见，收聚销毁旧钱，只流通新钱，于是古钱顿时销毁殆尽。
从隋代全部销毁古钱，到这时一共两次。
钞法从弘治、正德年问废弃，天启时期，给事中惠世扬又请求造钞流通。
崇祯末年，有一个叫蒋臣的申述其说，提升为户部司务。
倪元璐正职掌户部事，竭力主张，但是终究不能流通而停止。
开矿冶炼的赋税，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成为人民的祸害。
徐达攻下山东，近侍之臣请求开设银场。
太祖指出开银场的弊端，有利于官府的很少，损害于人民的多，不能开。
此后有请求开采陕州银矿的，皇帝说：“土地出产，有时限而穷尽。
每年的赋税形成额数，征收银不止。
言利的大臣，都是害民的盗贼。”临淄丞请求开发山海的宝藏以通宝路，皇帝贬黜他。
成祖斥责河池谈论采矿的人民。
仁宗、宣宗时仍然世代禁止，填塞番禺坑洞，罢除嵩县白泥沟开发的矿场。
然而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有冶炼炉四十二座，开始于洪武十九年。
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也有场局。
每年赋税都是二千余两银。
永乐年间，开采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
派遣官员在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赋税，又派宦官+御史前往审察。
又开采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立贵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
那些不出产金银的地方，也多次有罢除。
而福建每年的数额增加到三万余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余两。
宣宗初年，多减少福建赋税，此后增加到四万余两，而浙江也增加到九万多两。
英宗下诏封矿坑洞，撤除闸办官，人民得到大大的休养生息，而每年赋税的额数没有除去。
岁办，都是洪武时期的旧有额数。
闸办，是永乐、宣德时期所增。
随后禁止革除永久冶炼。
奸猾之民私自开掘坑穴互相杀伤，虽严禁而不能止。
下诏宽宥，但不改过。
有人又请求开银场，利益归于君上，而盗贼无处容身。
于是命令侍郎王质前往经营管理，制定每年赋税，福建银二万余两，浙江银加倍。
又分别派御史曹祥、冯杰提督，按需供应的东西超过公家赋税，人民困窘而盗贼更多。
邓茂七、叶宗留等人长期毒害浙、闽，很久纔安定。
景帝曾经封闭银矿，随即因盗矿的人很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求开设浙江银场，于是一并开设福建银场，命令宦官戴细保提督。
天顺四年，命令宦官罗永到浙江，罗珪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
赋税额数浙、闽大致如旧，云南十万两有余，四川一万三千两有余，总共十八万三千有余。
成化年问，开设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一共二十一场，每年役使民夫五十五万，死去的人数也数不清，获得金只有三十五两，于是又关闭。
而逝垄银矿因缺额量减少，云南屡次开又屡次停止。
弘治元年，纔减少云南银二万两，温、处减少一万多两，罢除浦城废坑银冶炼。
到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说：“云南九座银场，四座场矿脲长久采绝，请求免除这些矿的赋税。”回复同意。
四川、山东的矿坑洞也先后封闭。
武宗初年，听从宦官秦文等人所奏言，恢复开釆浙、闽银矿。
随后浙江守臣上奏说矿脉已经采绝，便命令每年进交银二万两，刘瑾被诛杀后纔停止。
世宗初年，关闭大理矿场。
此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之地进纳矿砂金银，又议论开采，以资助土木大工程。
获得玉旺峪矿银之后，皇帝训谕阁臣广泛开采。
户部尚书方钝等人请求命令四川、山东、河南巡抚巡按严厉督责所属之地，一一搜索探访，以称合天地降下吉祥的意思。
于是公家和私人交相追求开矿的利益，而浙江、江西盗矿之人并且劫夺徽、宁二地，天下渐渐多变乱了。
隆庆初年，罢除蓟镇开采。
南中各矿山，也刻石禁止。
万历十二年，奸猾之民屡次以开矿的利益打动皇上的心。
诸大臣尽力陈说开矿的弊端。
皇帝虽然听从，心意却不愉快。
二十四年，张位职掌朝政，前卫千户仲春请求开采矿，张位不能制止。
开采的端绪一旦开启，废黜的军弁、宫市的宦者派在市场的采办人员献矿峒的天天来到，于是无地不开矿。
宦官四处派出：昌平则是王忠，真、保、蓟、丞、房山、蔚州则是王虎，昌黎则是田进，河南的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是鲁坤，山东的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是陈增，山西的太原、平阳、潞安则是张忠，南直的宁国、池州则是郝隆、刘朝用，湖广的德安则是陈奉，浙江的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是曹金，后来以刘忠代替，陕西的西安则是趟鉴、赵钦，四川则是丘乘云，辽东则是高淮，广东则是李敬，庭酉则是沈永寿，江西则是潘相，福建则是高案，云南则是杨荣。
都给以关防凭证，并偕同原奏官前往。
矿脲微小没有收获，便勒令人民补偿。
而奸猾之人藉开矿的名义，乘着传车强横勒索人民的财物，欺压州县。
主管官吏体恤人民，便加罪以阻挠，逮捕审问罢免官职。
当时宦官多凶暴强横，而陈奉尤其厉害。
对富豪家族便以盗采矿山相诬眚，对良田美宅便指出那些地方地下有矿脉，率领役工包围逮捕，侮辱妇女，甚至斩断别人手足投到江中，其残酷暴虐如此。
皇帝竟纵容不追究。
从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众宦官所进献的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小人们藉势诛求勒索，不只一倍五倍，人民无法生存。
山西巡抚魏允贞上奏说：“当今水、旱造成灾害，天空呜响大地震动，陨星流坠晦气四射，四方一天接一天上报。
内外战争兴起，百姓困窘疲敝。
而贪图财利的小人，借口开采矿山以肆虐侵吞。
如果祸乱从中发作，那磨矿工冗役制造灾祸尤其剧烈。
从此之后，寻求投珠抵璧之说也用之已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说：“开采矿山的弊端，大的方面值得忧虑的有八点。
矿盗相招聚集，容易发动变乱，这是第一点。
矿头过分赔累，形势会造成土崩瓦解，这是第二点。
矿夫遭受残害，逼迫逃亡，这是第三点。
雇用之民粮食缺乏，因饥饿而鼓噪呼叫，这是第四点。
矿洞遍地开采，没有收益徒增浪费，这是第五点。
矿砂含银少，强行征收让人民购买，这是第六点。
人民都开矿，农耕种桑失去常业，这是第七点。
奏事官强暴凶横，滥施刑法激起变乱，这是第八点。
现在矿头因赔本欠债而死，平民因逼迫购买矿砂而死，矿工以倾压而死，以争斗而死。
到现在还不停止，即使倾注国家府库的宝藏，竭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挽救危亡了。”奏疏呈入，皇帝都不省察。
有识之士认为明朝灭亡大概开始于此。
铁冶所，是洪武六年设置。
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夔，廑塞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所，太原、泽、潞各一所，一共十三所，每年交纳铁七百四十六万多斤。
河南、四川也有铁矿冶炼。
十二年，增加茶陵。
十五年，广平官吏王允道上奏说：“磁州出产铁，元代时设置官，每年收缴一百余万斤，请求如旧制。”皇帝因为人民生活刚刚安定，恢复设置必然重新扰乱，便杖责王允道并流放到海外。
十八年，罢除各布政司冶炼铁。
随后工部上奏说：“山西交城出产云子铁，旧时进贡十万斤，修缮打造兵器，别处没有。”于是恢复设置。
后来武昌、吉州依次恢复。
洪武末年，因工部上言，又全部开放，让人民得以自己开采冶炼，每三十分抽取二分。
永乐时期，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冶炼铁矿。
景帝时期，办事吏请求恢复陕酉、室逮铁矿，工部弹劾他违法，被关进监狱。
给事中张文质认为不应该堵塞言路，纔释放了他。
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矿炼铁，主管官吏在赋税之外勒索贿赂，唐大鬓等人于是发动叛乱，都御史刘大夏讨伐平定了叛乱。
正德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统管，如同盐法禁止私贩。
嘉靖三十四年，开设建宁、延平等府炼铁。
隆庆、万历以后，大都因循旧有制度，不曾特别开设。
铜场，明朝初年，祇有江西德兴、铅山。
此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以及云南都开采水银、青绿。
太祖时期，廉州巡检上奏说：“阶州与西戎交界，有水银矿场以及青绿、紫泥，希望得到军队攻取那个地区。”皇帝不允许。
只有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束川府会川卫大山出产青绿、银、铜，因与外番交界，担心军民暗中夺取发生动乱，特别禁止整饬。
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矿洞。
弘治十八年，裁除板场坑水银场局。
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求开采云南各银矿，于是兼及铜、锡、青禄。
下诏同意。
于是依次开采。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便冶炼铸钱，多次开设云南各处铜场，很久以后所获渐渐减少。
崇祯时期，便收聚古钱以供熔炉冶炼铸钱。
关市的征税，宋、元很繁琐。
明朝初期务求简易，此后增加设置渐渐变多，出行要送财物，停留从事买卖也要送财物，经过的地方居留的地方各自有税。
应收税的财物器具在官署张榜公布，按物征收，只有农具、书籍以及其它不在集市上出售的不计算，应征收而藏匿的没收一半。
买卖田地房屋大牲畜必须交税，契本另外交纳纸价。
凡是纳税之地，设置店房登记簿，书写留止商人姓名物品数量。
主管部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埸局，有河泊所。
所收的赋税，有原定征收的实物，有改征的银钞布帛。
税课司局，京城各门和各府州县的市集多设有，共有四百多所。
，以后依次裁减省并十分之七。
抽分，在南京的，有龙江、大胜港；在北京的，有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地的，有真定、杭州、剂州、太平、兰州、广宁。
又命令军卫自己设置场分，收聚贮藏柴薪。
河泊所只有黄河以南设置，河北只有盐山县。
凡是课税，征收商人所买货物；抽分，征收竹木柴薪；河泊，征收鱼税。
又有门摊课钞，由主管部门统领。
太祖初年，征收酒醋之税，收官店钱。
即位作昊王，碱收官店钱，改在京的官店为宣课司，府县的官店改为通课司。
凡是商税，三十分取其一分，超过征收按违犯法令论处。
洪武初年，命令在京的兵马指挥兼管市司，每三天校对一次街市的度量衡器，稽察商人的物价；在外地，城门兵马，也命令兼管市司。
彰德税课司，收税下及蔬菜水果、饮食、畜牧等物。
皇帝听说后贬黜了他。
山西平迁主簿成乐任期满后到京朝拜，上呈他的考绩材料称“能征收督办商税”。
皇帝说：“税收有固定额敷，如果以征收督办焉能，造就是剥削下层人民，失去官吏职责，州考不对。”命令吏部移送文书讯问。
十年，户部上奏：“天下的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不按额敷的达一百七十八处。”便派遣宦官、国子生以及户部委派官各一人核实，确立为定额。
十三年，吏部说：“税课司局每年征收额定米不到五百石的，一共有三百六十四处，应该罢除。”回复同意。
胡惟庸伏罪被杀，皇帝训谕户部说：“过去奸臣聚敛财物，税收施及极细小极全面，朕对此感到很羞耻。
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葬祭祀的物品，船卓丝布之类，都不收税。”罢除天下的抽分竹木场。
第二年命令以野兽皮交纳鱼税，制成皮服以供给边防士卒。
当初，京城军民居住的房屋都是官府提供，房屋相连没有空地。
商人货物到达，有的留在船中，有的贮藏在城外，中介经纪人抬高或压低价格，商人感到忧虑。
皇帝便命令在三山诸门外，濒临江水建造房屋，名叫塌房，用来贮存商货。
丞乐初年制定法度，嫁娶丧葬祭祀和一定季节的礼物、自己编织的布帛、农器、食品以及购买已交税的货物、车船运输自己的货物、鱼类蔬菜杂果不在集市上贩卖的，都免征税。
按照南京的办法，建置京城的官店塌房。
七年，派御史、监生到收税处专办税收。
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说：“淮安、济宁、束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居的地方。
现在建都北平，各种货物比过去高一倍。
那些商税应该派人监督专管一年，以此作为定额。”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洪熙元年，增设市肆门摊征收钱钞。
宣德四年，因钞法不流通，由商人积货出卖不收税，于是在京省商人聚集之地、市镇店肆门摊收税，比旧时增加共五倍。
两京的蔬果园不论官府私人栽种出售的，塌房、库房、店舍囤积商货的，骡驴车受雇装载的，命令全部交纳钞。
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吏各一人，在城门察收。
船只受雇佣装载的，计算所载货物多少、道路远近交纳钞。
钞关的设置从此开始。
那些倚仗权势隐藏不报的，货物全部没收，仍要加罪处罚。
于是有涕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钞关，计算船的大小长短宽窄而额数有等差，叫做船料，不收货税。
只有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派的御史及户部主事监督收税。
从南京到通州，经过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只船一百料，交纳钞一百贯。
侍郎曹弘说：“塌房每月交钞五百贯，确实很苦，有卖子女交纳税的。”皇帝命令审核免除。
钞法流通后，减少北京蔬菜地征收钞的一半，船料一百贯的减少到六十贯。
巫统初年，下诏说凡是征收门摊税，都遵照洪武畴期的旧有数额不能借口钞法妄自增加。
不久，因兵部侍郎于谦上奏，革除直省税课司局，由主管官吏兼管收税；罢除济宁、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迁移椁县钞关到河西务；船料应交纳六十贯的，减成二十贯。
商人和平民都称便。
九年，王佐掌管卢部，设置彰义门官房，征收商人的赋税钞，又设置直省税课司官，征收商品税渐渐繁多。
景泰元年，于谦掌管国政，船料税减少到十五贯，减少张家湾和辽阳一半赋税。
大理卿薛管说：“抽分薪炭等藏匿不报的，与船舶商藏匿番货的罪行相当，全部没收，过分沉重。
请求比照藏匿纳税的律令执行。”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成化七年，增加设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
当初，抽分竹木税，只取钞，后来改换用银，到这时渐渐增加到数万两。
不久，派遣御史专门征税。
孝宗初期，御史陈瑶说：“崇文门监税官以收刮为能，不合国体。”于是命令客货之外，车辆不能搜查阻挠。
又听从给事中王敞的意见，召回芜湖、剂州、杭州抽分御史，用府州佐副官监收商税。
十三年，又派遣御史。
正德十一年，开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是听从镇守太监之言。
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求革新设置诸抽分厂。
不到一年，太监郑玺请求复设于顺德、广平。
工部尚书李铛曲从附顺持两端，横加征收之端又兴起n不久命令宦官李文、马俊到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征税。
世宗初年，抽分中官和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被裁除，又革除真定等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到弘治末年，数量大减。
从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加四倍，钱增加三十万。
嘉靖三年，下诏如同弘治初年的规定，仍然减少钱三十万。
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合收银，此后恢复收钱钞。
八年，又收银，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
开始时钞关估计船料确定税收，随后因估计船料难以核实，便以测量梁头宽窄为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有等差。
皇帝命令以成尺焉限，不征收零数。
太监李能请求在山诲关征收商税，实行数年，主事鄙阅说：“广宁八里铺前屯卫已有征税场，不应再征税。”罢除掉。
此后恢复山海关税，罢除八里铺店钱。
四十二年，命令各关卡岁额定数之外，剩余的全部纳入公家府库。
隆庆二年，开始给予钞关主事关防敕书。
不久命令钞关离府近的，由知府收税并且解送；离府远的，命令佐副官收税贮藏在府库，每季度解送到户部。
主事职掌核定商人所报物数以确定税数，收税解送没有参与。
神宗初年，命令商人货物进京的，河西务供给红单，到崇文门一并交纳正、条、船三种税；那些不进京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除条、船二税。
万历十一年革除天下私设的无名赋税。
然而从隆庆以来，凡是桥梁、道路、关卡渡口私下擅自抽税，求利而害民，虽然多次下诏察办革除，但也不能革去。
到两宫三殿受灾，营建费没有资财，便开始开矿增加税收。
而天津的店租，广州的珠赋，两淮的余盥，京口的供用，浙江的市舶，成都的盐茶，重庆的名木，湖口、长江的船税，荆州的店税，实坻的鱼苇和门摊商税、油布杂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统管税就是统管矿，驱使胁迫官吏，务求搜刮剥削。
征税的使者，从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开始。
此后高案在京口，暨禄在仪真，刘成在浙，李凤在广州，陈奉在剂州，马堂在临清，陈增在东昌，孙隆在苏、杭，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丘乘云在四川，梁永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晔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有的征收店税，有的专管税务，有的兼管开采。
奸猾之民送财物给宦官，便给予指挥千户的札子，用为爪牙。
水陆行走数十里，便树着旗建立厂。
看到懦弱的商人便肆意抢夺，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携带的行李，也被搜索。
又设立土商名目，穷因的乡间偏僻的码头，米盐鸡猎，都命令收税。
所到之处，多次激起人民反抗，皇帝大都包庇不追究。
各所进之税，有的称遗税，有的称节省银，有的称处罚赎罪，有的称额外赢余。
又藉买办、孝顺的名义，金银珠宝玩好、貂皮、名马，纷纷进奉，皇帝认为能干。
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求暂时宽限商税，皇帝在内宫直接下旨仍然征收四万，他们贪图利益到这个地步。
三十三年，纔下诏罢除采矿，把税务归主管部门，而税使不撤除。
李道假称主管官吏坚持推辞，请求如旧时方便。
皇帝立即听从他的请求。
又听从福王府承奉谢文铨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立官店，以供应福邸。
户部尚书赵世卿多次上疏。
不听从。
趟世卿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游墅、扬州、北新、淮安各个钞关，每年征收本色折色银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多两，万历二十五年增加银八万二干两，这是定额。
而二十七年以后，历年减少压缩，到二十九年，总共解送二十六万六千多两。
探究其缘由，便是因为税使苛细收敛，商人到达的人少，连年税使所供，就是这各关卡不足的数目。”奏疏呈入，皇帝不省察。
宝坻银鱼厂，永乐时期设立，穆宗时期，只是命令估计价值以准备庙祀上供。
到这时纔以宦官坐地开采，又征收赋税，以后对武清等县不产鱼的地方也一并收税。
增加苇纲等赋税，并且牵及青县、天津。
九门税尤其苛细，考试的举人都不能免除，甚至打死朝觐官吏。
事情上报，下诏由司法机关治罪，太监为此稍微收敛。
到四十二年，李太后临终嘱咐减少天下税额三分之一，免除京城附近的零星小税。
光宗即位，纔全部免除天下的额外税，撤回税监，那些分摊入地亩、行户、人丁、问架的税，一概免除。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征收水陆冲要之地的关税，依照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规定，酌量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朝廷允许施行。
崇祯初年，关税每一两增加一钱，总计八关增加五万两。
三年，又增加二钱，只有临清仅一半，而崇文门、河西务都如同过去。
户部尚书毕自严，提议增加南京宣课司的税收额数一万增至三万。
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因宣课司所收落地税没有多少，请求收芜湖税以抵偿增加数。
毕自严于是提议征收芜湖税三莴两，而宣课司仍然增加一万两。
郑三俊后悔，上疏争辩也不能停收。
九年，又提议增加赋税款项。
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更加困窘了。
所有各种赋税，开始时征收钞，问或折合征收米，随后征收钱钞各半，后来便折合收银，而货币布帛、米麦实物递年轮流征收，米麦实物收归内库，货币布帛收归太仓。
明朝初年，束面有马市，西面有茶市，都用来控制边防行省戍守的费用。
海外各国进贡，允许附载土产与中国贸易。
于是设立市舶司，设置提举官来管理，用以沟通外夷情况，抑制奸商，使法律禁令有所施行，因而以此消除隔阂。
洪武初年，设立在太仓黄渡，不久罢除。
又设置在宁波、泉州、广州。
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各国。
琉球、占城等国都恭顺，任意让它在一定时节到中国进贡。
只有日本反叛顺服不定，所以独自限定它进贡的日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船为二艘，用金叶验合的表文作为验证，以防备欺诈假冒侵犯。
后来市舶司暂时罢除，便又严禁濒临大海的居民和守备的将士私下交通海外各国。
丞乐初年，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拜，附带载胡椒与人民交易。
主管官吏请求征收他的税。
皇帝说：“商税，是国家抑制追逐末利的人民的，哪里是以此获利？现在外夷仰慕礼义远道而来，却侵夺他的利益，所获得有多少？而亏损侮辱国家体面则多了。
誓不听从他的请求。
三年，因各番进贡的使者增多，便在福建、浙江、广东三个市舶司设置驿站来安置他们。
福建叫“来远”，浙江叫“安远”，广东叫“怀远”o不久设置交阻云屯市舶提举司，迎接西南各国朝贡的人。
当初，进贡的海船到来，主管官吏封存题签，等待上奏回报，然后起运。
宣宗命令到来便迅速奏闻，不需等待回报随即送到京城。
武宗时期．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说：“旧有制度，航海各船，都是市舶司专管，最近由镇巡和三司官管理，请求按照旧办法好。”礼部讨论：市舶主掌各地进贡土特产，航海的客商和风泊的番船，不是敕命旨意所载，按规定不应当干预。
皇帝从内宫降旨按熊宣旧有规定施行。
熊宣，是前任市舶太监，曾经因不干预满刺加等国番舶抽分，上奏请求兼管，被礼部弹劾而罢免。
刘瑾偏袒毕真，错误地以他作为事例。
嘉靖二年，日本派宗设、宋素卿分路进贡，互相争论真假。
市舶宦官赖恩收纳宋素卿的贿赂，袒护宋素卿，宗设便大肆抢掠宁波。
给事中夏言说倭祸患产生于市舶。
于是罢除。
市舶罢除以后，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海上的奸猾豪强与海商勾结，法律禁令无法施行，转变成寇贼。
二十六年，倭寇一百艘船长久停泊在宁、台，敷干人登岸焚烧抢劫。
浙江巡抚朱鱿访察了解到舶主都是贵官大姓，买番货都用没有实付的空价，转卖牟取利润，而价值不按时还给，因此发生骚乱。
于是严格海禁，毁坏大船，上奏请求镑刻训谕告诫大姓。
朝廷不回复。
二十八年，朱鱿又说：“长澳等大侠林恭等人勾结外夷船作乱，而大奸．人串通谋取财利，因而作向导，蹂躏我海滨，应该以刑法处置。”部批覆不允许。
而勾结番人的大奸人，朱鱿便根据实际情况诛杀掉。
御史陈九德弹劾朱鱿处理方法不当，专主杀戮开启争端。
皇帝逮捕朱鱿听候审问。
朱鱿被废黜后，奸猾之徒更加无所忌惮，对外勾结，内部互相争斗，造成祸患。
汪直、徐海、陈束、麻叶等人起事，海上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三十五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童，都御史胡宗宪派遣他的门客蒋洲、陈可愿出使倭宣示训谕。
返回报告，倭的心志想要输通贡市。
兵部商议不同意，便停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提议恢复三市舶司。
户部商议听从。
四十四年，浙江因巡抚刘畿奏言，仍然罢除。
福建开设后又禁止。
万历年问，又开通福建互市，只是禁止交男硝黄。
随后两市舶司全部恢复，用宦官管理职掌如故。
丞乐年问，设立马市三处：一处在开原南关，以对待海西；一处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处在广宁，都用以对待朵颜三卫。
规定价值为四等；上等值绢八匹，布十二匹；第二等是上等的一半；下二等各以一匹递减。
随后城束、广宁马市都废弃，只有开原南关马市独自保存。
大同马市开始于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求命令军民平价交易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人通译语，禁止贸易兵器、铜铁。
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求支取山西行都司库银买马。
当也先进贡马进行贸易时，宦官王振裁减他的马价，也先大规模入侵，于是导致土木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钹巡抚辽东，恢复开放三卫马市。
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诸部心怀怨恨，骚扰广宁，不再前来贸易。
兵部尚书王越请求命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人监督，不要有侵吞克扣。
于是刘海、姚安二人获罪。
不久命令海西和朵颜三卫入内贸易；开原每月贸易一次，广宁每月贸易=次，用贸易所收的税充作抚赏。
正德时期，命令验证放入贸易的，按期出境，不能挟带弓箭，不是贸易日，不准靠近边塞墙垣。
嘉靖三十年，因总兵仇鸾奏言，下诏在宣府、大同开放马市，命令侍郎史道全面管理。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劝谏。
不听从。
俺答不久入侵抄掠，大同市便侵犯宣府，宣府市便侵犯大同。
币还没有出境，警报随后就到。
皇帝纔感到后悔，召回史道。
然而诸部贪图马市的利益，不敢公然宣称要大举侵犯，而边防守臣也多畏惧，用相互贸易来给他好处。
第二年罢除大同马市，宣府还没有断绝，由于抢掠不止，便一并断绝。
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归降，于是封贡互市的议论兴起。
而宣、大互相贸易恢复开放，边境稍稍安静。
然而安抚赏赐十分丰厚，朝廷为此节省由外地调来的军队的军饷、减少哨银以充实。
连年增加赏赐，而要求更多，主管此事的人又从中侵吞，边防费用反而超过相抵的数目。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设，事情详细参见《李化龙传》。
二十六年，听从巡抚张思忠的奏言，罢除木市，于是一并罢除马市。
此后总兵李成梁竭力请求恢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也向朝廷上疏。
二十九年，恢复开放马、木二市，后来成为常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