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五
席书(弟春 篆) 霍韬(子与瑕) 熊浃 黄宗明 黄绾(陆澄)
席书，字文同，遂宁人。弘治三年进士。授郯城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十六年，云南昼晦地震，命侍郎樊莹巡视，奏黜监司以下三百余人。书上疏言：“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如人元气内损，然后疮疡发四肢。朝廷，元气也。云南，四肢也。岂可舍致毒之源，专治四肢之末？今内府供应数倍往年，冗食官数千，投充校尉数万，斋醮寺观无停日，织造频烦，赏赉逾度；皇亲夺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狱据招词不敢辩，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贤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谪者未复；文武官传升，名器大滥。灾异之警，偶泄云南，欲以远方外吏当之，此何理也？汉遣八使巡行天下，张纲独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今樊莹职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独考黜云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厘革。他大害当祛，大政当举者，悉令所司条奏而兴革之。”时不能用。
武宗时，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学。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反，急募兵二万讨之。至则贼已平，乃返。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中官李镇、张旸假进贡及御盐名敛财十余万，书疏发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饥，奉命振江北。令州县十里一厂，煮糜哺之，全活无算。
初，书在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揣帝向张璁、霍韬，献议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为人后，今上以兴献王长子入承大统。英宗入嗣在衮衣临御之时，今上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议者以陛下继统武宗，仍为兴献帝之子，别立庙祀，张璁、霍韬之议未为非也。然尊无二帝。陛下于武宗亲则兄弟，分则君臣。既奉孝宗为宗庙主，可复有他称乎？宜称曰‘皇考兴献王’，此万世不刊之典。礼臣三四执奏，未为失也。然礼本人情，陛下尊为天子，慈圣设无尊称，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闱，此情之不能已也。为今日议，宜定号曰‘皇考兴献帝’。别立庙大内，岁时祀太庙毕，仍祭以天子之礼，似或一道也。盖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尊尊亲亲，并行不悖。至慈圣宜称皇母某后，不可以兴献加之。献，谥也，岂宜加于今日？”议既具，会中朝竞诋张璁为邪说，书惧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议。三年正月，萼具疏并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对。无何，诏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遂寝召命。会礼部尚书汪俊以争建庙去位，特旨用书代之。故事，礼部长贰率用翰林官。是时廷臣排异议益力，书进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诋书，至訾其振荒无状，多侵渔。书亦屡辞新命，并录上《大礼考议》，且乞遣官勘振荒状。帝为遣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往勘，而趣书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则廷臣已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书驰疏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两议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择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较。乞宥其愆失，俾获自新。”不允。
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劳有加。逾月乃会廷臣大议，上奏曰：
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终不称濮王为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自古天子无大宗、小宗，亦无所生、所后。《礼经》所载，乃大夫士之礼，不可语于帝王。伯父子侄皆天经地义，不可改易。今以伯为父，以父为叔，伦理易常，是为大变。
夫得三代传统之义，远出汉、唐继嗣之私者，莫若《祖训》。《祖训》曰“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则嗣位者实继统，非继嗣也。伯自宜称皇伯考，父自宜称皇考，兄自宜称皇兄。今陛下于献帝、章圣已去本生之称，复下臣等大议。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首，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奉神主而别立祢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
议上，诏布告天下，尊称遂定。
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献谀希恩者纷然遝至。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既以罪褫，希旨请迁献帝显陵梓宫北葬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斥其谬，帝复下廷议。书乃会廷臣上言：“显陵，先帝体魄所藏，不可轻动。昔高皇帝不迁祖陵，文皇帝不迁孝陵。全等谄谀小人，妄论山陵，宜下法司按问。”帝报曰：“先帝陵寝在远，朕朝夕思望，不胜哀痛，其再详议以闻。”书复集众议，极言不可，乃已。
书以“大礼”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条新政十二事以献，帝优旨报焉。大同军变，杀巡抚张文锦，毁总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帅朱振于狱，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谕礼部铸新印。书持不可，请讨之，与政府忤。时执政者费宏、石珤、贾咏，书心弗善也，乃力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且曰：“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帝曰：“书为大臣，当抒猷略，共济时艰，何以中材自诿。”守仁迄不获柄用。
四年，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帝命礼官集议，书等上议；“《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与后稷庙皆百世不迁。我太祖立四亲庙，德祖居北，后改同堂异室。议祧则以太祖拟文世室，太宗拟武世室。今献皇帝以藩王追崇帝号，何渊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庙，甚无据。”不报。顷之，张璁特奏上，力言不可，书亦三疏如璁议。帝遣中官即其家谕之，书复密疏切谏。帝不悦，责以畏众饰奸。乃议别立祢庙，而世室之议竟寝。五年秋，章圣太后将谒世庙，礼官议不合。书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谒庙，事出创闻，礼官实无所据，惟圣明裁酌。且世庙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请尽还议礼遣戍诸臣。所谓合万国之欢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报闻。
书以议礼受帝知，倚为亲臣。初进《大礼集议》，加太子太保，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眷顾隆异，虽诸辅臣莫敢望。而书得疾不能视事，屡疏乞休，举罗钦顺自代，帝辄慰留不允。其后疾笃，请益力，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甫闻命而卒。赠太傅，谥文襄，任一子尚宝丞，异数也。
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初，长沙人李鉴为盗，知府宋卿论之死。书方巡抚湖广，发卿赃私，因劾卿故入鉴罪。帝遣大臣按，不如书言。而书时已得幸，乃命逮鉴入京再讯。书遂言：“臣以议礼犯众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鉴罪，请敕法司辨雪。”及法司谳上无异词，帝重违书意，特减鉴死遣戍。其他庇陈洸，排费宏，率恣行私意，为时论所斥。
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云南。以兄为都御史，改翰林检讨。预修《武宗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与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龙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编修。书由是怨宏，数诋諆。及书卒，帝念其议礼功，累进春翰林学士。嘉靖十二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诏举堪翰林者，春欲召还故翰林杨惟聪、陈沂，尚书汪鋐不可，遂有隙。后鋐有所推举，不与春议，春怒诟鋐。鋐讦春前附杨廷和排议礼诸臣，遂落职。卒于家。
篆为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昆劾按察使沈恩等，篆与同官李长私语昆奏多诬，长即劾昆。武宗责长诬重臣，下诏狱。词连篆，并系治谪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复故官，未上卒。予祭，赠光禄少卿。
霍韬，字渭先，南海人。举正德九年会试第一。谒归成婚，读书西樵山，经史淹洽。世宗践阼，除职方主事。杨廷和方柄政，韬上言：“阁臣职参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起干政之渐。自今章奏，请召大臣面决施行，讲官、台谏，班列左右，众议而公驳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权之谤。”因言锦衣不当典刑狱，东厂不当预朝议，抚按兵备官不当以军功授秩荫，兴府护卫军不当尽取入京概授官职，御史谢源、伍希儒赴难有功不当罢黜，平逆藩功自安庆、南昌外，不当滥叙。帝嘉纳之。
及“大礼”议起，礼部尚书毛澄力持考孝宗，韬私为《大礼议》驳之。澄贻书相质难，韬三上书极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
按廷议谓陛下宜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别择崇仁王子为献王后，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
考《仪礼·丧服》章云“斩衰为所后者”。又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于所后者，盖无称为父母之说，而于本生父母又无改称伯叔父母之云也。汉儒不明其义，谬为邪说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果如其言，则汉宣帝当为昭帝后矣。然昭帝从祖也，宣帝从孙也，孙将谓祖为父，可乎？唐宣宗当为武宗后矣，然武宗侄也，宣宗叔也，叔反谓侄为父，可乎？吴诸樊兄弟四人以国相授受，盖迭相为后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礼则不合也。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于宗室中特简圣明，授以大业，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之德。”盖谓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为父母也。臣以圣贤之道观之，孟子言舜为天子，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则窃负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轻也。若宋儒之说，则天下重而父母轻矣。故曰求之圣贤之道则不通也。
武宗嗣孝宗历十有六年，考宗非无嗣也。今强欲陛下重为孝宗之嗣，何为也哉？夫陛下为孝宗子矣，谁为武宗子乎？孝宗有两嗣子矣，武宗独无嗣子，可乎？臣子于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无嗣，独忍武宗之无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则孝宗以伯，独不得享侄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继孝宗矣，独不可并越孝宗直继宪宗乎？武宗无嗣，无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复强继其嗣，而绝兴献之嗣，是于孝宗无所益，而于兴献不大有损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也。
然臣下之为此议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兴献王以帝号矣，则将如斯而已乎？臣窃谓帝王之相继也，继其统而已矣，固不屑屑于父子之称也。惟继其统，则不惟孝宗之统不绝，即武宗之统亦不绝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于兴献王得正父子之称，以不绝天性之恩。于国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礼。复于昭圣太后、武宗皇后处之有其道，事之尽其诚，则于尊尊亲亲两不悖矣。
帝得疏喜甚，迫群议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韬为邪说。韬意不自得，寻谢病归。
嘉靖三年，帝议尊崇所生益急，两诏召韬。韬辞疾不赴，驰疏言：
今日大礼之议，两端而已。曰崇正统之大义也，曰正天伦之大经也。徒尊正统，其弊至于利天下而弃父母；徒重天伦，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逾尊。故臣谓陛下宜称孝宗曰皇伯考，献帝曰皇考。此天伦之当辨者也。尊崇之议，则姑在所缓，此大统之当崇者也。乃廷议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献帝，此汉人两统之失也。本原既差，则愈议愈失。臣之愚虑，则愿陛下预防未然之失，毋重将来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圣皇太后为母，虽于礼未合，然宫闱之内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称，大非人情所堪。愿陛下以臣等建议之情，上启皇太后，必中心悦预无疑贰之隙。万一未喻，亦得归罪臣等，加赐诛斥，然后委曲申请，务得其欢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释其忧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万世无所非议，此臣愚虑者一也。
昭圣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无嗣，庄肃皇后之属望已矣。臣谓陛下之事昭圣，礼秩虽极尊崇，然其势日轻；陛下之事圣母，尊称虽或未至，然其势日重。故今日廷臣忄卷忄卷以尊大统，母昭圣为请者，盖预防陛下将来之失，而追报孝宗之职分也。臣尝伏读明诏，正统大义，不敢有违。知陛下尊昭圣，敬庄肃，此心可上质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达圣意，妄生疑间。或以弥文小节，遂构两宫之隙，此不可不早虑而预防之也。愿陛下以臣等建议之情，上启圣母曰，昭圣皇太后实大统嫡宗，至尊无对，伏愿圣母时自谦抑，示尊敬至意。庄肃皇后母仪天下十六年，圣母接见之仪，不可轻忽，凡正旦、贺寿，圣母每致谦让不敢纳之意。俾宫闱大权一归昭圣，而圣母若无与焉，则天下万世称颂懿德与天无极。万一圣母意犹未喻，亦得归罪臣等，加赐诛斥，然后委曲申请，务得允从，庶宗统正而嫌隙消，天下万世无所非议，此臣愚虑者二也。
帝深嘉其忠义，趣令趋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韬固辞。且请令六部长贰、翰林、给事、御中俱调外任，练政体；监司、守令政绩卓异，即擢卿丞，有文学者擢翰林；举贡入仕皆得擢翰林，升部院，不宜困资格。帝不允辞，趣令赴职。下其奏于有司，悉格不用。
六年，还朝，命直经筵日讲。韬自以南音力辞日讲，请撰《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以进。帝褒许之。其年九月迁詹事兼翰林学士，韬复固辞，言：“自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颛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进秩尚书者。臣尝建议，谓翰林去留，尽属吏部，庶不阴倚内阁为腹心，内阁亦不阴结翰林为羽翼。且欲京官补外以均劳逸，议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学士徐缙上，何愧如之。”帝优诏不允。明年四月进礼部右侍郎。韬力辞，且举康海、王九思、李梦阳、魏校、颜木、王廷陈、何瑭自代，帝不允。再辞，乃允之。
六月，“大礼”成，超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韬因言翰林院修书迁官、日讲荫子、及巡抚子弟荫武职之非，而以为己不能力挽，不可随众趋。且称给事中陈洸冤，荐监生陈云章才可用。帝优诏褒答，不允辞。韬复奏曰：“今异议者谓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饵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图官爵，遂阿顺陛下之意。臣尝自慨，若得礼定，决不受官，俾天下万世知议礼者非利官也。苟疑议礼者为利官，则所议虽是，彼犹以为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辞不拜，帝犹不允。三辞，乃允之。
韬先后荐王守仁、王琼诸人，帝皆纳用。尝因灾异陈时弊十余事，多议行。张璁、桂萼之罢政也，韬谓言官陆粲等受杨一清指使，两疏力攻一清，夺其职，而璁、萼召还。帝从夏言议，将分祀天地，建二郊，韬极言其非。帝不悦，责韬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诋韬。韬素护前自遂，见帝怒，不敢辨，乃遗言书，痛诋之，复录其书送法司。言怒，疏陈其状，且劾韬无君七罪，并以其书进呈。帝大怒，责韬谤讪君上，丑正怀邪，遂下都察院狱。韬从狱中上书祈哀，璁亦再申救，帝皆不纳。南京御史邓文宪言，宜察韬心，容其戆，且天地分祀是置父母异处，郊外亲蚕是废内外防闲。帝怒，谪之边方。韬系狱逾月，帝终念其议礼功，令输赎还职。寻以母丧归。广东佥事龚大稔讦韬及方献夫居乡不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
十二年，韬起历吏部左、右侍郎。时部事多主于尚书，两侍郎率不预。韬争于尚书汪鋐，侍郎始获参部事。韬素刚愎，屡与鋐争，鋐等亦严惮之。既而鋐罢，帝久不置尚书，以韬掌部事。阁臣李时传旨，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韬言：“辅臣承天语无可疑，然臣等犹当奏请，用杜矫伪。”因守故事，列道中及应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韬为南京礼部尚书。
顺天府尹刘淑相坐所亲赃私被鞫，疑礼部尚书夏言姻通判费完陷之，讦言请属事。帝怒，下淑相诏狱。淑相与韬善，言亦疑韬主之，遂讦韬扈跸谒陵，远游银山寺大不敬。韬自诉，因论言：“请谥故少师费宏为文宪，不叙宏累被劾状，按律，增减紧关情节者斩。且‘宪’乃纯皇帝庙号，人臣安得用？”会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尚书刘龙、潘珍轿，龙与钧互讦奏。韬劾钧，且请禁小臣乘轿。给事中李充浊、曹迈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当避道，杂举公会宴次得与尚书同列以证，语颇侵韬。韬疑充浊倚言为内主，讦充浊为奸党，复摭言他事。言益怒，奏韬大罪十余事。且言彭时、宋濂皆于正德间谥文宪，不避庙号，韬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韬，淑相复从狱中摭言他事，帝益怒，考讯之。辞服韬主使，乃斥淑相为民，降韬俸一级。当议乘轿时，言被劾不预，都御史王廷相会礼部侍郎黄宗明、张璧请禁饬小臣如韬奏，而南京诸给事、御史自如。韬以为言，帝复申饬，众情滋不悦。曹迈及同官尹相等遂与韬忿争。相劾韬迁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鱼，与乡人群饮郊坛松下；侍郎袁宗儒期丧不当进表，逼使行。韬上疏自理。下廷议。帝为停韬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韬既与言交恶，及言柄用，韬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顷吏部选刘文光等为给事中，寻忽报罢，人皆曰阁臣抑之。给事中李鹤鸣考察谪官，寻复故，人皆曰贿得。宜谕吏部毋受当事颐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林甫、秦桧者，不得播弄于左右。”其意为言发也。于是鹤鸣上疏自白，并摭韬居乡不法诸事。帝两置之。无何，韬劾南京御史龚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韬。帝并置不问。
十八年简补宫僚，命韬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协掌詹事府事。疏辞加秩，且诋大臣受禄不让，晋秩不辞，或有狐鼠钻结，阴固宠权，怨气召灾。实有所自。其意亦为言发。既屡击言不胜，最后见郭勋与言有隙，乃阴比勋，与共齮龁言。时中外讹言帝复南幸，韬因显颂勋，言：“六飞南狩时，臣下多纳贿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勋不受馈。今讹言复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诏安群情，乃诘韬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贿事得自何人？据实以奏。”韬对，请问诸郭勋。帝责其支词，务令指实。韬窘，乃言：“扈从诸臣无不受馈遗、折取夫隶直者，第问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贿实迹，勋具悉始末，当不欺。如必欲臣言，请假臣风宪职，循途按之，当备列以奏。”章下所司。韬惧不当帝旨，寻赴京，列所遇进鲜船内臣贪横状，帝亦不问。明年十月卒于官，年五十有四。赠太子太保，谥文敏。
韬学博才高，量褊隘，所至与人竞。帝颇心厌之，故不大用。先后多所建白，亦颇涉国家大计。且尝荐“大礼”大狱得罪诸臣，及废籍李梦阳、康海等。在南都，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表忠节。既去，士民思之。始与璁、萼结，既而比郭勋。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议礼不合，遂不复称为座主。及总裁己丑会试，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其议礼时，诋司马光。后议薛瑄从祀，至追论光不可祀孔庙。其不顾公论如此。
子与瑕，举进士。授慈溪知县。鄢懋卿巡盐行部，与瑕不礼，为所劾罢。起知鄞县，终广西佥事。
熊浃，字悦之，南昌人。正德九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宁王宸濠将为变，浃与同邑御史熊兰草奏，授御史萧淮上之。濠仓卒举事，卒败，本两人早发之力。出核松潘边饷。副总兵张杰倚江彬势，赃累巨万，诱杀熟番上功启边衅，箠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人。又尝率家众遮击副使胡澧。抚、按莫敢言。浃至，尽发其状，杰遂褫职。
世宗践阼，廷议追崇礼未定。浃驰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宝，倘必执为后之说，考孝宗而母慈寿，则兴献母妃当降称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欢内庭时，将仍旧称乎，抑改而从今称乎？若仍旧称，而不得尊之为后，则于慈寿徒有为后之虚文，于母妃则又缺尊崇之大典，无一而可也。臣愚谓兴献王尊以帝号，别建一庙，以示不敢上跻于列圣。母妃则尊为皇太后，而少杀其徽称，以示不敢上同于慈寿。此于大统固无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尽。”疏至，会兴王及妃已称为帝后，下之礼官。
嘉靖初，由右给事中出为河南参议。外艰归。六年，服阕，召修《明伦大典》。超擢右佥都御史，协理院事。明年四月迁大理寺卿，俄迁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转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师民张福诉里人张柱杀其母，东厂以闻，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诉官，谓母福自杀之，其邻人之词亦然。诏郎中魏应召覆按，改坐福。东厂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应召诏狱。浃是应召议，执如初。帝愈怒，褫浃职。给事中陆粲、刘希简争之，帝大怒，并下两人诏狱。侍郎许赞等遂抵柱死，应召及邻人俱充军，杖福姊百，人以为冤。当是时，帝方深疾孝、武两后家，柱实武宗后家夏氏仆，故帝必欲杀之。
浃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与近臣论旧人，乃召为南京礼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许赞为吏部尚书。帝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浃论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议礼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满，加太子太保，坐事夺俸者再。浃知帝意终不释，遂称病乞休。帝大怒，褫职为民。又十年卒。
浃少有志节，自守严。虽由议礼显，然不甚党比，尤爱护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类多思之。隆庆初，复官，予祭葬，谥恭肃。
黄宗明，字诚甫，鄞人。正德九年进士。除南京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尝从王守仁论学。宁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谏，寻请告归。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张璁、桂萼争“大礼”，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璁、萼、黄绾及宗明联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议，以陛下与为人后者，礼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为入继大统者，臣等考经之论也。人之言曰，两议相持，有大小众寡不敌之势。臣等则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为君，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今言者徇私植党，夺天子之父母而不顾，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图乎？此圣谕令廷臣集议，终日相视莫敢先发者，势有所压，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惧欺蔽因循，终不能赞成大孝。陛下何不亲御朝堂，进百官而询之曰：‘朕以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侄，兴献帝之子，遵太祖兄终弟及之文，奉武宗伦序当立之诏，入承大统，非与为人后者也。前者未及详稽，遽诏天下，尊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别加本生之称，朕深用悔艾。今当明父子大伦，继统大义，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此万世通礼。尔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朕共明大伦于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诏者乎，更以此告于天下万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诏者乎，此即《周礼》询群臣询万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悦，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
明年出为吉安知府，迁福建盐运使。六年召修《明伦大典》，以母忧归。服阕，征拜光禄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编修杨名以劾汪鋐下诏狱，词连同官程文德，亦坐系。诏书责主谋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连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惧？况名搒掠已极，当严冬或困毙，将为仁明累。”帝大怒，谓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诏狱，谪福建右参政。帝终念宗明议礼功，明年召拜礼部右侍郎。辽东兵变，捶辱巡抚吕经。而帝务姑息，纳镇守中官王纯等言，将逮经。宗明言：“前者辽阳之变，生于有激。今重赋苛徭悉已厘正，广宁复变，又谁激之？法不宜复赦。请令新抚臣韩邦奇勒兵压境，扬声讨罪，取其首恶，用振国威，不得专事姑息。”帝不从，经卒被逮。宗明寻转左侍郎，卒于官。
初，议礼诸臣恃帝恩眷，驱驾气势，恣行胸臆。宗明虽由是骤显，持论颇平，于诸人中独无畏恶之者。
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侍郎孔昭孙也。承祖荫官后府都事。尝师谢铎、王守仁。嘉靖初，为南京都察院经历。
张璁、桂萼争“大礼”，帝心向之。三年二月，绾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统十有六年，今复以陛下为孝宗之子，继孝宗之统，则武宗不应有庙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绝孝宗也。由是，使兴献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绝兴献帝也。不几于三纲沦，九法棨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说。俄闻帝下诏称本生皇考，复抗疏极辨。又与璁、萼及黄宗明合疏争，“大礼”乃定。绾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渊请建世室，绾与宗明斥其谬。寻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再谢病归。帝念其议礼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禄少卿，预修《明伦大典》。
王守仁中忌者，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多以考察黜。绾讼之于朝，且请召守仁辅政。守仁得给赐如制，珣等亦叙录。绾寻迁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萼逐诸翰林于外，引己所善者补之，遂用绾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
明年，《大典》成，进詹事。锦衣佥事聂能迁者，初附钱宁得官，用登极诏例还为百户。后附璁、萼议“大礼”，且交关中贵崔文，得复故职。《大典》成，诸人皆进秩，能迁独不与，大恨。嘱罢闲主事翁洪草奏，诬王守仁贿席书得召用，词连绾及璁。绾疏辨，且乞引避。帝优旨留之，而下能迁法司，遣之戍，洪亦编原籍为民。
绾与璁辈深相得。璁欲用为吏部侍郎，且令典试南京，并为杨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与经筵。绾大恚，上疏丑诋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为一清也，以浮词责之。其年十月，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遍摄诸部印。十二年召拜礼部左侍郎。初，绾与璁深相结。至是，夏言长礼部，帝方向用，绾乃潜附之，与璁左。其佐南礼部也，郎中邹守益引疾，诏绾核实。久不报，而守益竟去。吏部尚书汪鋐希璁指，疏发其事，诏夺守益官，令鋐覆核，鋐遂劾绾欺蔽。璁调旨削三秩，出之外。会礼部请祈谷导引官，帝留绾供事。鋐于是再疏攻绾，且掇及他事，帝复命调外。绾上疏自理，因诋鋐为璁鹰犬，乞赐罢黜以避祸。帝终念绾议礼功，仍留任如故。绾自是显与璁贰矣。
初，大同军变，杀总兵官李瑾，据城拒守。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郤永议屠之。城中恟惧，外勾蒙古为助，塞上大震。巡抚潘倣急请止兵，源清怒，驰疏力诋倣。璁及廷议并右源清，绾独言非策。及源清罢，侍郎张瓒往代。未至，而郎中詹荣等已定乱。叛卒未尽获，军民疮痍甚，代王请遣大臣绥缉之。疏下礼部，夏言以为宜许，而极诋前用兵之谬，语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谕解之，乃特以命绾，且令察军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绾驰至大同，宗室军民牒诉官军暴掠者以百数，无告叛军者。绾一无所问，以安其心。有为叛军使蒙古归者，绾执戮之，反侧者复相煽。绾大集军民，晓以祸福。罹害者陈牒，绾佯不问，而密以牒授给振官，按里核实，一日捕首恶数十人。卒尚钦杀一家三人，惧不免，夜鸣金倡乱，无应者，遂就擒。绾复图形购首恶数人，军民乃不复虞诖误。遂令有司树木栅，设保甲四隅，创社学，教军民子弟，城中大安。还朝，列上文武将吏功罪，极诋源清、永。绾以劳增俸一等，璁及兵部庇源清，阴抑绾。绾累疏论，帝亦意向之，源清、永卒被逮。绾寻以母忧归。
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号及皇祖谥号，请遣官诏谕朝鲜。时帝方议讨安南，欲因以觇之，乃曰：“安南亦朝贡之国，不可以迩年叛服故，不使与闻。其择大臣有学识者往。”廷臣屡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绾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正使，谕德张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绾诣行在受命。绾惮往，至徐州先驰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责绾不驰赴行在，而舟诣京师为大不敬，令陈状，已而释之。绾数陈便宜，请得节制两广、云、贵重臣，遣给事御史同事，吏、礼、兵三部择郎官二人备任使。帝悉从之。最后为其父母请赠，且援建储恩例请给诰命如其官。帝怒，褫尚书新命，令以侍郎闲住，使事亦竟寝。久之，卒于家。
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之。方“大礼”之兴也，首继璁上疏者为襄府枣阳王祐楒。其言曰：“孝庙止宜称‘皇伯考’，圣父宜称‘皇考兴献大王’。即兴国之陵庙祀用天子礼乐，祝称孝子皇帝某。圣母宜上徽号称太妃，迎养宫中。庶继体之道不失，天性之亲不泯。”时世宗登极岁之八月也。自时厥后，诸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失职武夫、罢闲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论庙谟。即璁、萼辈亦羞称之，不与为伍。故自璁等八人外，率无殊擢。至致仕教谕王价，遂请加诸臣贬窜诛戮之刑，惩朋党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归安陆澄。初极言追尊之非，逮服阕入都，《明伦大典》已定，璁、萼大用事，澄乃言初为人误，质之臣师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悦其言，请除礼部主事。而帝见澄前疏恶之，谪高州通判以去。
嘉靖四年七月，席书将辑《大礼集议》，因言：“近题请刊布，多系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书及璁、萼、献夫、韬，所正取者不过五人。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琏及楚王、枣阳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过六人。有同时建议，若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检房濬，言或未纯，义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等召用后者，皆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亦一切不录。其锦衣百户聂能迁、昌平致仕教谕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经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应如其请。”帝从之。因诏“大礼”已定，自今有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
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诸生秦镗伏阙上书，言：“孝宗之统讫于武宗，则献皇帝于孝宗实为兄终弟及。陛下承献皇帝之统，当奉之于太庙，而张孚敬议礼，乃别创世庙以祀之，使不得预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谓：“分祀、天、地、日、月于四邻，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师王号，撤其塑像，损其礼乐，增启圣祠，皆非圣祖之意。请复其初。”帝得奏，大怒。责以毁上不道，下诏狱严讯，令供主谋。镗服妄议希恩，实无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论死，系狱。其后又从丰坊之请，入庙称宗，以配上帝，则璁辈已死，不及见矣。
赞曰：席书等亦由议礼受知，而持论差平。然事以激成，末流多变。盖至入庙称宗，则亦非诸人倡议之初心矣。书、韬在官颇有所建树，浃、宗明能自敛戢，时论为优。至绾之倾狡，乃不足道矣。
席书，字文同，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职郯城知县，后来进入朝中当工部主事，又改任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十六年，云南发生日食、地震，朝廷命令侍郎樊莹前往视察，经奏准罢免了三百多名监司以下的官吏。席书上书说“：灾异的来由在于朝廷，不因为云南自己，就如同人元气内伤，然后四肢才长出疮疤一样。朝廷是国家的元气所藏之处，云南只是四肢而已。怎么能撇开生成毒气的根源不管而专门去医治四肢上的小毛病呢？现在内府所要求的供应量比以前大了几倍，吃闲饭的冗官有几千人，投机而做校尉的有几万人，请佛道设坛求福的活动连无虚日，织造一事不停地烦扰百姓，各种赏赐超越了应有的限量；皇亲吞并百姓的田地，宦官又不停地派出为官；大案有了本人的招供都不敢法办，刑官也不敢申诉；贤能的大臣闲住在家不加委任，因谏诤被贬的下级官员也未予复职；文武官员可以传子接班，由此使等级名分乱作一团。灾异给我们的警告偶然在云南出现，想拿远方的当地官吏来抵罪，这是什么道理呢？汉朝时一次朝廷要派八个使臣外出巡行天下，张纲却说：‘豺狼正当道，怎么去向狐狸问罪？’现在樊莹充当巡察，没能力弹劾外戚和大臣，却去考核、罢免云南的地方官吏，真是舍本治末。我请求陛下把我所说的这些弊端全部予以革除！其他有什么大的弊端应当革除的，或是有什么大事应该举办的，命令各有关部门列举上奏，该举办的举办，该革除的革除。”当时孝宗没有采用他的主张。
武宗时，席书先后担任过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当时王守仁被贬任龙场驿丞，席书选取州县子弟，请守仁教育他们，由此这个地方的年青人才懂得爱好学问。经几次升迁，他又做了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造反时，他紧急召募了二万士兵前往讨伐。到江西时反贼已被平定，他于是返回去了。不久，以右副都御史的名义前往巡抚湖广。宦官李镇、张..假借进贡和御用食盐为名搜括了十余万钱，席书上书揭发了他们。
嘉靖元年(1522)，他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长江南北那年大闹饥荒，他奉命到江北赈济灾民，命令各州县每十里设一个难民篷，煮稀粥供应难民，使无数人得以生存。
当初，席书还在湖广时，看到朝廷讨论“大礼”，还没有定论，他揣摩世宗向着张璁、霍韬一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说：“过去宋英宗作为濮王的第十三个儿子过继给仁宗当了太子，现今皇上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宫来继承王位。英宗的过继在仁宗当政期间，现在皇上即位是在武宗逝世之后。议论的人以为陛下继承武宗的王位，但仍然是兴献帝的儿子，应另为兴献帝立庙祭祀。张璁、霍韬的意见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最尊贵的皇帝不能有两个。陛下对武宗说来亲戚关系是兄弟，等级名分却是君臣。既然把孝宗供奉为宗庙中的神主，还能有别的什么称号吗？对亲生父亲，称为“皇考兴献王”，这是千秋万代不可改变的经典。礼臣再三坚持己意上奏，并没有错。但是礼应以人情为根基，陛下作为尊贵的天子，亲生父母假如没有尊称又怎么行呢？所以尊崇亲生父母为帝、后，告慰双亲，这是不可抑制的感情。为现在考虑，应当定兴献王的尊称为“皇考兴献帝”。另外在宫廷中间为兴献王立庙，逢年过节祭祀过太庙以后，仍旧用天子之礼在宫廷中祭祀兴献王，这或许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吧。”
这个奏议写好后，正好朝中大臣竞相攻击张璁的意见为邪说，席书害怕，不敢往上呈交，但私下里给桂萼看过，桂萼同意他的意见。三年(1524)正月，桂萼写了一篇奏疏连同席书这一篇一起交了上去。世宗看过很高兴，催着召他进京问话。不久，诏书传下，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就停止了对他的召见。正好礼部尚书汪俊因为争论建庙一事免职，世宗就传下特别诏书让席书接替他。按照往常的惯例，礼部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大都任用翰林官。这个时候满朝大臣正在起劲地排斥不同意见，席书的升迁又没有经过朝廷公举，因此大家纷纷上书攻击席书，直至诋毁他在江北赈济灾荒时不成样子，私人侵占了很多钱财。席书自己也一再辞谢这个任命，又抄录他写的《大礼考议》递了上去，并且请派遣官员去检察他赈济灾荒的情况。世宗为此派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前往检察，一面更急切地催他入朝。等他走到德州，就听说朝中大臣在宫门外跪地哭谏，全部被关进了诏狱。席书飞章上书说“：议礼的学者们，一贯有名地聚说纷纭。两种意见相对立，必定有一对，有一错。陛下选用对的意见，而对不正确的意见也不要太计较。请宽恕那些人的过错，让他们改过自新好了！”世宗没同意。
那年八月席书入朝后，世宗格外地加以慰劳。过了一个月，朝廷组织大臣们进行大讨论，席书递上奏章说：
“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父亲死了，儿子即位，哥哥死了，弟弟接续，从夏朝到汉朝两千年里，没有过把侄儿立为太子的。汉成帝根据个人的好恶立定陶王，才破坏了三代传承王位的典礼。宋仁宗立濮王的儿子为太子，英宗即位后，也始终没有把濮王称作伯父。现在陛下出生于孝宗逝世两年以后，竟然不说是继承武宗的王位，而要间隔十六年往上去把孝宗作为父亲，这样伦理、大义就都差错无余了。况且您又未曾被立为太子，与汉、宋的情况也不相同。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大宗、小宗的区分，也没有亲生、过继的不同。《礼经》中所记载的是大夫、士人的礼节，不能运用于帝王。伯父子侄的关系如天经地义，不能改变。现在以伯为父，以父为叔，改变正常的伦理，这还是少有的稀奇事呢。
“能体现三代王位传承的大义，并超出汉、唐入继王位全靠私人好恶的办法，莫过于我朝的《祖训》了。《祖训》说“：朝廷如果没有太子，哥哥死后，一定要让弟弟继位。”这样说来，继位的人实际上是接续王统，而不是过继给人当儿子。伯父自然应该称为皇伯考，父亲自然应该称为皇考，哥哥自然应称为皇兄。现在陛下已经把献帝、章圣尊称中“本生”两字去掉，又交给我们大家讨论。我和张璁、桂萼、献夫及其他文武大臣都讨论说：世上没有两样真理，一人没有两个父亲。孝宗皇帝是您的伯父，应称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是您的伯母，应称为皇伯母。献皇帝是您的父亲，应称为皇考。章圣皇太后是您的母亲，应称为圣母。武宗仍旧称为皇兄，庄肃皇后应称为皇嫂。我们十分希望陛下能遵行孝宗皇帝仁爱万物的美德，牢记昭圣太后拥立陛下的功绩，今后更加孝敬他们，始终不要中断，这样皇家的伦理、王位两个方面就都得到了正确处理。”
这篇奏议递上后，世宗诏令布告全国，对兴献王的尊称到这时终于确定下来了。
世宗隆重地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后，朝廷内外献媚邀功的人接踵而来。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以前因罪被削职，现在迎合世宗心思上书请把献帝在显陵的灵柩迁葬到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斥责了这个建议的荒谬，世宗却又交给大臣们讨论。席书于是召集大臣们上书说“：显陵是先帝遗体和魂灵安处的地方，不能轻易动它。过去高皇帝没有迁移过祖陵，文皇帝也没有迁移孝陵。随全等是谄谀的小人，敢随便谈论皇陵的事，应该交给法司问罪。”世宗批复说“：先帝的陵墓在远处，我日夜牵挂，难过得受不了。希望你们再作详细讨论，然后打报告上来！”席书又召集大家讨论，极力上书说不行，这才作罢。
席书认为“大礼”告成，应该采取措施满足一下天下百姓的希望，于是列举了十二条刷新政治的建议递呈上去，世宗以赞赏的口吻做了批复。大同发生兵变，杀死了巡抚张文锦，毁坏了总兵官江桓的大印，从监狱中放出原先的将领朱振，让他代替江桓。世宗迁就叛乱士兵，就此任命朱振做总兵官，指示礼部铸造新印。席书坚持反对意见，与内阁大臣发生冲突。当时的阁员是费宏、石王缶、贾泳，席书心里不喜欢他们，于是极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并且说“：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才能平平，没有可以与陛下共商军国大事的人。平定天下祸乱，成就一代功业，非用王守仁不可。”世宗说：“席书作为大臣，应当提出不寻常的策略出来和我一起渡过现在的难关才是，怎么能以才能一般来推诿呢？”守仁最终没能到朝中掌权。
四年(1525)，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以便在太庙中祭祀献皇帝。世宗传令礼官一起讨论，席书等递上奏议说：“按照《王制》的规定，‘天子的宗庙有七座，太祖之下左右各设三座，共七代’。周朝时因为文王、武王建立过伟大的功勋，才在宗庙里为他们另立世室，与后稷的庙一起都百代不许迁移。我们明太祖为四代祖宗设了庙，德祖的庙在北边，后来改为一庙之中另开房间祭祀。讨论祭祀远祖时就把太祖比作文王设立世室，太宗比作武王也设立世室。现在献皇帝是以藩王身份追加的皇帝称号，何渊竟想把他和太祖、太宗相比，在太庙里设立世室，这很没根据。”世宗没有做什么批复。不久，张璁也递上专门的奏章，极力说不行，席书也多次上书，和张璁的意见一致。世宗派宦官到他家里当面教他同意，席书又递上机密奏章严词劝阻。世宗很有些不高兴，批评席书，说他害怕闲话，文过饰非。然后才决定另为献皇帝设立祢室，关于设立世室的讨论终于结束了。
五年(1526)秋天，章圣皇太后打算晋见世庙，礼官认为这样做不合乎礼制。当时席书因害眼疾请假在家，上书说：“母后晋见世庙的事是一个创举，礼官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根据反对，全凭陛下自己决定就是了。另外，世庙已经修建成了，应该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了，我请求陛下把过去讨论‘大礼’时贬官、充军的大臣们全部召回来吧！古人所说的联合万国的欢心来祭奠先王，是天子对先王最大的孝心啊。”世宗回答知道，但没实行。
席书因为讨论“大礼”一事受到世宗信任，被提拔为亲近的大臣。当初进呈《大礼集议》，已加官太子太保，不久后因为《献帝实录》成书，升为少保。世宗对他特别眷恋、照顾，即使几个内阁大臣也没法和他攀比。可是席书得病后不能办事，多次上书请求退休，举荐罗钦顺接替自己，世宗每次都安慰、挽留他，不准他退休。后来病重，更加坚决要求退休，世宗传令给他加官武英殿大学士，在京城赏他一处住宅，并且和在任时一样支取官俸。席书刚刚接到这个命令就死掉了。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文襄，任用他一个儿子做尚宝丞，这是少有的待遇呢。
席书遇事敢作敢为，但性情很偏颇，刚愎自用。早先，长沙人李鉴作了盗贼，知府宋卿判他死刑。席书当时正巡抚湖广，揭发宋卿贪赃受贿，就上书弹劾宋卿有意把李鉴定为死罪。世宗派大臣下去检察，并不像席书所说的那样。当时席书已经进京并受到世宗宠信，于是就命令把李鉴逮来京城再次审讯。席书这时上书说“：我因为讨论‘大礼’一事触犯了大家的怒火，所以刑官们大多偏向宋卿，把李鉴的罪加重惩办，请陛下传令要法司审问后给他昭雪。”等法司审讯后报上情况，和当初并无不同，世宗很不同意席书的意见，但还是把李鉴特别减免死刑，发配充军了事。其他如包庇陈..，排挤费宏等，席书都无所顾忌地实践自己的意志，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指责。
霍韬，字渭先，广东南海人。考中正德九年(1514)会试的第一名后，提名候补，就返回家乡结婚，然后在西樵山刻苦读书，对经史等学问融会贯通。
世宗即位后，任用他做了职方主事。当时杨廷和还在执政，霍韬上书说：“内阁大臣的职务是参与机要事务的，现在却只是拟定文书，对军政大事的裁决权归属于宦官。内阁大臣失去了参与议定的权力，宦官出现了干预政治的苗头。从今以后的奏章，请陛下把大臣召集来当面决定以后施行，讲官、台谏也排列左右，大家共同商议，或赞成或反对，事情公开办理。这样内阁大臣就有了去恶取善的声望，宦官也避免了别人对他们揽权的批评。”进而说到锦衣卫不应当掌管刑罚，东厂不应当参与朝廷中的事务讨论，抚按兵备官不应当凭军功晋级、荫封，兴王府的护卫军不应当全部召来京城授予官职，御史谢源、伍希儒以身赴难有功无罪不应罢免，平定宸濠叛乱的功绩除安庆、南昌以外不应当滥评。世宗高兴地听取了他的意见。
等到关于“大礼”的争论开始后，礼部尚书毛澄坚决认为世宗应该称孝宗为考，霍韬私下写了一篇《大礼议》反驳这种观点。毛澄写信给霍韬质问他，霍韬多次写信给毛澄，极力论说毛澄的错误。过后，他认识到毛澄的意见无法转变，就在那年十月递上奏章说：
“按大臣们议定，认为陛下应当称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另外选崇仁王的一个儿子做献王的后裔。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查《仪礼·丧服》篇说“：过继给人做后裔就给人穿最重的丧服斩衰。”又说：“过继给人做后裔，要替自己的父母进行报祭。”这里对过继的对象，好像没有称他们为父母的意思，对于亲生父母也没有改称伯、叔父母的说法。汉儒不懂《丧服》篇的意思，炮制谬论说什么“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汉宣帝应当是昭帝的儿子。但是事实上昭帝是从祖，宣帝是从孙，孙子难道可以称祖为父？唐宣宗应当是武宗的后裔了，但是事实上武宗是侄儿，宣宗是叔父，叔父反过来称侄儿为父，可以吗？吴诸樊兄弟四个把国家依次传承，大概可以说是互为后继人了，这样说兄弟四个一是高祖，一是曾祖，一是祖父，一是考，可以吗？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
“天下是天下所有的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私产。宋朝人对他们的英宗皇帝说：‘仁宗从宗室亲人中特别选择您，把国家传给您，您能身穿龙袍头戴王冠，拥有天下，并传给子孙万代，都是先皇帝的恩惠。’意思大概是说仁宗把天下传给英宗，英宗应该放弃亲生父母而把仁宗作为父母。我运用圣贤之道来看，孟子说舜当天子，假如他父亲瞽瞍杀了人，皋陶把他捉了，舜就会偷偷背了父亲出逃，这样说来应该以父母为重，而以天下为轻。照宋儒所说，就是天下重而父母轻了。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
“武宗继承孝宗坐了十六年天下，孝宗并不是没有后继者。现在硬要陛下再给孝宗做后继者，到底图个什么呢？陛下可以给孝宗当儿子，又有谁来给武宗当儿子呢？孝宗有两个接班人和儿子，武宗却没有接班人，没有儿子，行吗？大臣对于君主和对于父亲是一样的，既不忍心看到孝宗没有后继者，又怎么忍心看到武宗没有接班人呢？如果武宗是哥哥，本来就有资格享受弟弟的祭祀，那么孝宗是伯父，难道没资格享受侄儿的祭祀吗？既然可以越过武宗往上继承孝宗的皇位，难道就不可以一并连孝宗也越过往上直接继承宪宗的皇位？武宗没有儿子，这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孝宗有儿子，又强要再为他过继一个，绝掉兴献王的后裔，这是不是对孝宗没什么帮助而对兴献王大有损失的事？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不过我提出这种意见有三点原因：一是破除前代故事给人的拘束；二是不忘孝宗的恩德；三是避免迎合陛下心意嫌疑。现在陛下已经把孝宗称为考，又把兴献王尊崇为帝，事情就这样算完了吗？我私下认为帝王之间的继承，只是继承王位而已，本来就不必斤斤计较父子的称呼。只有继承王位，才能使孝宗的谱系不绝，就连武宗的谱系也不绝。但是仅仅如此吗？不。这样陛下对兴献王还可以改正父子之称号，不断绝兴献王天生的大恩；对于国母的欢迎，也能改正为对天子的母亲应有的礼仪。假如再对昭圣太后、武宗皇后能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尽心中的诚意来侍奉，那么尊敬尊贵的人，亲爱亲近的人，这两条就都没有违误了。”
世宗接到这篇奏疏后心中很高兴，迫于大臣们的舆论压力不敢马上实施。可是朝廷中大臣们都指责霍韬炮制邪说，霍韬心中不自在，很快就告病回家去了。
嘉靖三年(1524)，世宗更加急切地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两次发布诏书召霍韬进京。霍韬用生病为理由推辞，不肯赴京，飞章上奏说：“现在关于‘大礼’的争议，无非争两个方面：一是尊崇王位正统的大道理，二是要纠正人伦关系的大准则。只尊崇王位正统，弊端在于有利于国家却抛弃了父母；只重视天伦，弊端是使地位本来低的凌驾于尊贵之上。所以我认为陛下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献帝为皇考，这是应加分别的人伦关系。尊崇亲生父母的讨论，姑且可以往后放一放，这是因为王位正统应该优先尊崇。我认为陛下对昭圣皇太后，所用的礼仪等级虽然崇高，但势头越来越轻微了。陛下对待自己母亲，名号虽然还没有尊贵到极点，但势头越来越重要了。大臣们所以不依不饶要您尊崇嫡系，以昭圣皇太后为母亲，大概是为了防范陛下将来的过失，并用以作为报效孝宗皇帝应尽的本分。希望陛下把我们提此建议的衷情禀告圣母，就说昭圣皇太后事实上是正统、嫡亲，她的地位尊贵无比，希望圣母能经常谦退一些，对昭圣表示尊敬的意思。庄奉皇后当了十六年的国母，圣母接见她的礼仪不可轻忽，凡是元旦、贺寿，圣母要经常表现出谦让、不敢接受庄奉大礼的意思，让宫廷内部的大权全归昭圣皇太后掌握，圣母像不参与的样子，那么天下人和后代人就会称颂圣母的美德，就像称颂老天一样没有停止的那一天了。”世宗深深赞扬他奏疏中表现出来的忠诚，就催促他回到朝廷去。第二年，提拔他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霍韬坚决推辞，并且请求诏令六部尚书、侍郎、翰林、给事中、御史都应该出任地方官职，以便他们熟悉政治局势；监司、守令政绩突出的，就应提拔为卿丞，有文才、学识的提拔为翰林官；科举、贡选入官的都可以提为翰林，进入部院，不应该局限于资格。世宗不允许他的推辞，催派他上任，把他的奏议下发给有关部门讨论，结果全部被废置，没有采用。
六年(1527)，霍韬回到朝廷里，世宗命令他到经筵前值勤，担任日讲官。霍韬因为自己的南方口音竭力推辞，请求让他撰写《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然后进呈。世宗表示赞许。那年九月，世宗提拔他做詹士兼翰林学士，霍韬又极力推辞，说：“从杨荣、杨士奇、杨溥直到李东阳、杨廷和都把握权柄，培植党羽，把翰林笼络来做下属，中书做幕僚，所以翰林的升任不经过吏部，而中书甚至有升官做到尚书的。我曾经建议把翰林任免的权力归属吏部，以期他们不暗中投靠内阁，做内阁大臣的心腹；内阁也无法暗中勾结翰林做他们的羽翼。并且想把京官调补地方上做官，以便劳逸均平。我的建议还没采用，我自己就先登翰林之门，而且又忝居学士徐缙之上，该有什么比这还难为情的？”世宗颁诏嘉奖，但不允许他辞让。
第二年四月，世宗又升用他为礼部右侍郎。霍韬极力辞让，并且推荐康海、王九思、李梦阳、魏校、颜木、王廷陈、何塘替换自己，世宗不允许，他两次推辞，才得到允准。六月“，大礼”议定，破格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主管詹事府的事务。霍韬于是上书说翰林院编书升官、日讲荫子以及巡抚子弟荫封为武官的不恰当，然后说自己虽然不能挽救这些错失，但不愿跟随大流。并且言称给事中陈..受了冤屈，推荐国子监学生陈云章有才干，可以任用做官。世宗颁诏称赞了他，但不许他推让。霍韬又上书说“：现在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以为陛下只是想尊崇自己的父王，就拿官职、爵位来诱引自己的臣下；我们两三个人只是苟且贪图高官显爵，所以迎合了陛下的心思。我曾经慷慨地对自己发过誓：如果‘大礼’最后定下来，我决不接受加官，让天下人和后代人看到讨论‘大礼’的大臣并不是图谋私利的官员。假使让人们怀疑讨论‘大礼’的大臣是图谋私利的官员，那么由这些人议定的‘大礼’即使正确，人家也还是认为不正确，怎么才能使人不说呢？”因此他坚持辞让不肯就职，世宗还是不允许，经再三推辞，世宗最后同意了他。
霍韬先后推荐过王守仁、王琼等人，世宗都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曾因为灾异的发生上书陈述十多条革除弊政的意见，大多经讨论被实施。张璁、桂萼被免除职务时，霍韬上书说谏官陆粲等人是受杨一清指使的，他两次上书猛烈攻击一清，结果一清被削职，而张璁、桂萼被召了回来。世宗听取夏言的建议，将分开来祭祀天和地，修建两座郊祀台，霍韬极力说这样子不对。世宗不高兴了，批评他蒙骗君上，自以为是。夏言也上书替自己辩护，猛力抨击霍韬。霍韬一贯注意保持以前的印象，以便自我施展，现在看到世宗生了气，就不敢辩解了，却送给夏言一封信，把他痛痛地抨击了一番，又把那封信抄录一份送交法司。夏言恼了，上书对世宗讲了这件事，并且揭发了霍韬目无君主的七条罪行，连带霍韬的来信一起交了上去。世宗大为恼火，批评霍韬诽谤、嘲笑君上，心术不正，丑化好人，就把他关进了都察院的监狱。霍韬自己从狱中上书哀求宽恕，张璁也两次上书救他，世宗都不听。南京御史邓文宪上书说应该看到霍韬的善良愿望，包涵他的戆直，并且说把天和地分开来祭祀等于是把父母安置在不同的地方，让后妃到郊外亲自养蚕就是废除了男女、内外之间应有的防范。世宗恼了，把他贬官到远方。霍韬在监狱中关了一个多月，世宗最后想到了他当初议定“大礼”的功劳，就让他捐输资财赎罪还职。不久他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去了。广东佥事龚大稔后来上书攻击霍韬和方献夫在家乡干下的违法事件，龚大稔反倒被逮捕，削了官籍。
十二年(1533)，霍韬复出，先后做过吏部左、右侍郎。当时吏部的事情大多都由尚书做主，两个侍郎一般无法干预。霍韬向尚书汪钅宏争取，侍郎才获得了参议部事的机会。霍韬一向刚愎自用，多次与汪钅宏争斗，汪钅宏等人也很惧怕他。不多久汪钅宏罢官，世宗长期不另外任命尚书，就让霍韬主持吏部的事务。内阁大臣李时有一次传达世宗的意思，要任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霍韬说：“内阁大臣得到过皇上指示，这本没什么可疑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再行奏请，以便杜绝弄虚作假。”于是按照惯例，开列道中和应天府丞郭登庸两个人的名字，让世宗审定。世宗喜欢他办事照规矩来，就任用了登庸，把道中改任大理少卿。过了很久，世宗让霍韬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去了。
霍韬前已和夏言结了怨，等夏言掌权以后，霍韬常常想找些事来陷害他。一次他上书说“：不久前吏部打算推举刘文光等人做给事中，没几天忽然又宣布作废了，大家都说是内阁大臣压了他们。给事中李鹤鸣在考核时被贬了官，没有几天又官复原职，大家都说是经过行贿得来的。陛下应该告诫吏部官员，叫他们不要受执政暗中指使，好让天下人看到恩惠和刑罚都在朝廷掌握中，大臣中间即使有李林甫、秦桧那样的人，也不能够在皇上身边随意捣鬼。”他的话是针对夏言而说的。于是鹤鸣上书自我表白，并列举了霍韬居住在家乡时干下的许多违法事件。世宗把两边都搁下不问。没过多久，霍韬弹劾南京御史龚..、郭本。龚蔔等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上书弹劾霍韬，世宗又一次搁下，对双方都不追究。
十八年(1539)，朝廷选拔东宫官员时，任命霍韬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的官衔掌管詹事府的事务。霍韬上书辞谢给自己的晋升，并且批评说有些大臣接受俸禄不肯谦让，晋升官职也不推辞，其中难免有拉帮结派祸国殃民的奸人，暗中巩固自己的权威。百姓的怨气引来天灾，在人事方面实际上是有原由的。他的意思还是针对夏言而发的。他自己屡次攻击夏言不能取胜，最后见郭勋与夏言有矛盾，就暗中勾结郭勋，和他一道谄害夏言。当时朝廷内外风言四起说世宗又要南巡，霍韬借此上书明显地赞颂郭勋，说：“上次陛下南巡时，跟随的大臣大多都收受贿赂、不守法度。文官只有袁宗儒，武官只有郭勋没有接受馈赠。现在谣言又兴起来，应该采取一定办法加以制止。”世宗在颁布诏书稳定人心以后，才责问霍韬说：“我前次南巡你又没跟着，别人受贿的事你从哪儿听说的？你如实给我奏上来。”霍韬回答时请世宗向郭勋询问此事。世宗批评他支吾其辞，务必要他切实指出来。霍韬走投无路了，只好说：“随从大臣们无不接收馈赠、亏损直性的仆役，这事只要问夏言就可以了。至于各人收取贿赂的实际情况，郭勋都整个知道，应该不是骗人。如果一定要我说，请让我担任都察院的职务，顺藤摸瓜进行追查，我一定详细地列出来奏上。”他的奏章被下发给有关部门。霍韬怕自己的奏议不合世宗的意思，很快就赶到了北京，上书述说进贡鲜货的船上宦官贪婪、横暴的事情，世宗也不加查问。第二年十月，霍韬死在任上，终年五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文敏。
霍韬学问广博，本领很大，但肚量狭窄，所到之处总是与人争斗。世宗心中很有点厌恶他，所以没有太重用他。不过霍韬前前后后有过很多奏议，其中很有一些同国家大计有关。并且他还推荐过“大礼”一案被治罪的大臣们和被除了名的李梦阳、康海等。在南都做官时，他禁止守丧的人家设宴饮酒，不许妇女出家当尼姑、道姑，惩办娼户买良家的女子，拆毁多余的祠堂庙宇，兴建社学，遣散和尚、尼姑，表彰忠臣烈士等。他离开以后，当地士绅、百姓还思念他呢。霍韬开始与张璁、桂萼结交，不久又与郭勋拉扯。他在毛澄主考时中进士，素来向毛澄行弟子之礼，由于在“大礼议”中意见不一致，于是再也不称毛澄为恩师了。等到他主考己丑(1529)会试，也不认唐顺之等人为门生。他在议论大礼时，抨击司马光，以致追论不可将司马光列入孔庙陪祀。霍韬就是这样不顾公论，自以为是。
黄宗明，字诚甫，浙江鄞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初任南京兵部主事，升员外郎。他曾经跟着王守仁研究学问。宁王宸濠造反时，他曾递交过关于长江防务的三篇策论。武宗要亲自南征，他抗言上书劝阻，不久请假回乡去了。嘉靖二年(1523)，朝廷又起用他为南京刑部郎中。张璁、桂萼与朝臣争论“大礼”，从南京应召入都，尚未上路。三年四月，张璁、桂萼、黄绾和宗明四人联名上书说：
“现在关于尊崇献帝的讨论，以为陛下是给别人过继当儿子的意见，是礼官附和权臣的私意；以为陛下是入继王位的天子，这是我们考证经典而得出的结论。人们说，这两种意见的对立，议论者有官位大小、人数多寡不等的气势。我们就说，我们只认正理而已。舜作为君主多么伟大啊！但他把天下人高兴服从自己看得如同草芥一般，只是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感到如同穷人无家可归一样不安。现在朝廷里议论的人徇私结党，剥夺天子的父母而不顾惜，在陛下您能有一天安坐宝位而不考虑这件事吗？这也是您指示朝臣集中议论大家整天眼瞪眼、没人敢先发言的道理，他们是势有所压，理有所屈呀。我们真害怕朝廷里形成蒙蔽皇上，因循守旧的局面，最终不能帮助陛下成全孝道。陛下为什么不亲临朝堂，召见百官问话说：‘朕以宪宗皇帝孙子，孝宗皇帝侄子，兴献帝儿子的身份，遵照太祖皇帝兄终弟及的明文，接受武宗颁发的按辈份、排行我该立为天子的诏书，然后入宫继承王位，并不是过继给人当儿子的。上一次我没来得及仔细考究，就马上发布诏书通告全国，尊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另外加称“本生”字样，朕深感后悔。现在应该体现父子间的伦理，继承王位的道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为皇伯母，去掉“本生”字样，称兴献帝、后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这才是万世可行的大礼。你们文武大臣假如还考虑父子间的亲情、君臣间的大义的话，就与朕一起明大伦于天下。’这样，在朝的百官还有不感动得落泪不接受诏书的吗？再把这些布告天下百姓，百姓会有不感动得落泪不接受诏书的吗？这也就是《周礼》所说向群臣咨询向万民咨询的意思。”
这篇奏疏递进去，世宗非常高兴，结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办了。宗明从此也就得到世宗的眷爱。第二年就出任吉安知府，后又升为福建盐运使。六年召入朝中编撰《明伦大典》，因为母亲死了，他回家守丧。三年后除下孝服，就被征召回朝，担任光禄卿。”
十一年(1532)，宗明升任兵部右侍郎。这年冬天，编修杨名因为弹劾汪钅宏被关进诏狱，供词牵涉到同事程文德，文德也因此被逮捕。世宗的诏书更急切地想要他们供出主谋来。宗明抗言上书搭救他们，并且说道：“连坐并不是什么善政。现在因为一个胡说几句话，就一定要追查主谋，这样朝廷中的大臣哪个不害怕？况且杨名已被拷打到极点了，时逢严冬，如果他被打死，岂不是有害于陛下的仁德和明智。”世宗大为恼火，说宗明就是主谋，把他也关进诏狱，后来贬出去当了福建右参政。世宗最后还是想到宗明讨论“大礼”时的功劳，第二年召他回朝做了礼部右侍郎。
辽东发生兵变，把巡抚吕经给捶辱了一顿。但是世宗一意姑息，听信镇守中官王纯等人的话，打算逮捕吕经。宗明说“：上一次辽阳兵变，是因为有所引发。现在重赋苛徭都已得到纠正，广宁又发生兵变，这又有什么会引发它呢？按理不应该又赦免他们的罪罚。请传令新任巡抚韩邦奇驻兵压境，扬言讨伐，捕捉那些首犯，用以弘扬国家的威严，不能一味姑息。”世宗不听他的劝告，吕经最后被逮捕了。宗明不久后改当礼部左侍郎，死于任上。
当初，议礼的几个大臣依仗世宗的恩遇和宠爱，气势凌人，为所欲为。宗明虽然也是由此突然间显贵起来的，但他对人、对事所持看法比较平允，在这几个人中只有他不被大家畏惧、讨厌。
黄绾，字宗贤，浙江黄岩人，是侍郎孔昭的孙子。他继承祖父的封荫做了后府都事的官职。他曾经跟谢铎、王守仁学习过。嘉靖初年，他担任南京都察院的经历。
张璁、桂萼上书争议“大礼”，世宗心向着他们。三年二月，黄绾也上书说：“武宗继承孝宗的皇位坐了十六年，现在再把陛下当作孝宗的儿子，继承孝宗的皇位，那么武宗岂不是不应该有庙了吗？这样子使孝宗不能够把武宗当儿子，就是使孝宗绝了后，由此又使兴献帝不能把陛下当作自己的儿子，就又使兴献帝绝了后。这岂不近似于废除了三纲，破坏了九法吗？”奏章递进后，世宗非常高兴，把它下发给有关部门。这个月里边，他又上书一次重申前边的意见。不久听说世宗发布诏书把献帝称为本生皇考，他又一次抗言上书极力争辩。后来又同张璁、桂萼及黄宗明联名上书争辩，“大礼”才决定下来。黄绾由此很受世宗的信任。到了第二年何渊奏请为献帝修建世庙时，黄绾和宗明驳斥了他建议的错误。不久他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请病假回家了。后来世宗想起他议定“大礼”的功劳，就在六年六月召他回京并提升为光禄少卿，参加编写《明伦大典》。
王守仁受到别人的忌妒，所以虽然被封为伯爵，却不发他诰命、铁券和岁禄；手下有功的人如知府刑王旬、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等，大多因为考评被罢黜。黄绾向朝廷作了上诉，并且请求召守仁来朝辅佐世宗治国。守仁这下就按规定得到了封赏，刑王旬等人也得以论功录用。黄绾不久升任大理左少卿。那年十月，张璁、桂萼把翰林们赶到地方上去了，用自己所喜欢的人来增补，就任命黄绾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到经筵前值勤。像他这样以任子入官而做到翰林，还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第二年，《大典》编写成书，黄绾升为詹士。锦衣佥事聂能迁当初追随钱宁当了这个官，后来按照世宗即位诏书的条例改当锦衣百户。后来他追随张璁、桂萼讨论“大礼”，并且交结宫廷中身份很高的宦官崔文，又恢复了原职。《大典》成书后，大家都升了级别，偏他没份，能迁很恼火，就嘱托赋闲在家的主事翁洪写了奏章交上去，诬告王守仁是贿赂了席书才得到召用的，话中牵扯到黄绾和张璁。黄绾上书作辩解的同时，又请求离职避嫌。世宗语气亲切地挽留他，而把能迁交给法司问罪，罚他去充了军，翁洪也被编入原籍做了小百姓。
黄绾和张璁等人结交得很深。张璁想任命他做吏部侍郎，并让他到南京去主考，都被杨一清给压了下来，又因为他的南方口音不让他参加经筵。黄绾大为恼火，上书恶毒攻击一清，而不提他的名字。世宗心里知道他是指的一清，就用套话批评了他。那年十月，他调到南京去做了礼部右侍郎，掌管着各部的大印。十二月就召回朝当上礼部左侍郎。
当初黄绾和张璁结交得很深。到这时，夏言当礼部尚书，世宗正向着他呢，黄绾于是暗中追随夏言，与张璁相矛盾。他在南京礼部任副职的时候，郎中邹守益称病告退，朝廷传令让黄绾核实。后来朝廷好长时间没有给守益批复，守益就擅自离任而去了。现在吏部尚书汪钅宏承张璁的口风上书揭发了这件事，世宗传令削了守益的官职，让汪钅宏对此事再加核实，汪钅宏就弹劾说黄绾在蒙骗皇上，张璁就请到圣旨把黄绾贬官三级，调出京外。恰好这时礼部奏请选择求告谷神的导引官，世宗就把黄绾留下来供事。汪钅宏于是又上书攻击黄绾，并且又抬出黄绾其他一些事来，世宗又传令把他调出去。黄绾上书为自己辩白，就此攻击汪钅宏，说他是张璁的鹰犬，请世宗罢免了自己，让自己好去避祸。世宗到底还是想到他议定“大礼”的功劳，所以就一如既往，留下了他。从此开始，黄绾就明显地与张璁敌对起来了。
早先大同发生了兵变，杀死总兵官李瑾，据城坚守。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谷阝永打算屠城，城中军民又恨又怕，就对外勾结蒙古来相助，塞上形势非常紧张。巡抚潘仿赶忙请求朝廷停止用兵，源清恼了，飞章上书极力诋毁潘仿。张璁和朝廷的意见都向着源清，黄绾偏上书说用兵不是办法。等源清被免职后，侍郎张瓒前往接任。他还没到，郎中詹荣等人已平定了叛乱。叛乱士兵还没有全部抓获，大同军民受到的创伤很严重，代王请朝廷派遣大臣去安抚百姓，缉拿罪犯。他的奏章下到礼部讨论，夏言认为应该答应他的要求，并且极力批评以前用兵的不当，言辞之间把张璁也攻击了一番。张璁恼了，坚决压着不想派人。世宗婉转地做了解释和指示，然后就特意任命黄绾办这件差事，并命令黄绾考察军队的情况，考评官员的功过，允许他见机行事。黄绾走马来到大同，宗室、军民状告官军杀人抢掠的有一百多起，却没有状告叛军的。黄绾对这些案件一起也不加过问，用以安定军心。有替叛军出使蒙古返回的人，黄绾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了，这下已经投诚的叛军又煽动起来。黄绾把当地军民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讲清了利害关系。受害者前来投诉，黄绾假装不予追究，暗中却把状纸交给负责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吏，暗地里核实，然后一天之中抓到十几名首恶分子。一个叫尚钦的士兵杀了一家三口人，害怕自己躲不过，就在夜里敲锣鼓动造反，没人响应他，他自己就给抓了起来。黄绾又画了几名首恶分子的头像贴出去悬赏捕捉他们，大同军民这才不担心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黄绾责成有关部门在城外树木栅，在四个城角地带建立保甲制度，又创办社学，教育军民子弟，城中的局势大为稳定了。回朝以后，黄绾向世宗汇报了大同的文武将吏的功过，极力抨击源清和谷阝永。黄绾因为此番功劳被提加一级俸禄。张璁及兵部包庇源清，暗中压黄绾。黄绾一次次上书评理，世宗也心向着他，源清、谷阝永终于被逮捕了。不久以后黄绾因母亲死掉回家守丧去了。
十八年(1539)，礼官因为给皇天上帝及皇祖加了尊号和谥号，请求派遣官员去通告朝鲜。当时世宗正打算讨伐安南，想乘这个机会窥探安南的情况，就说“：安南也是给我们朝贡的国家，不能因为近年来背叛我们就不让他们知道。希望选择一个有学识的大臣前去。”朝臣屡次推荐人，世宗都不用。最后特别起用黄绾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正使，谕德张治为副职。世宗当时在承天视察，就催促黄绾到行宫来接受任务。黄绾害怕到安南去，所以到徐州就先派人骑马前往说自己生病不能前往，以至于未能如期上任。世宗批评他不骑马到行宫来，而乘船到京城去是大不敬的行为，让他说明原委，过后也就放了他一马。黄绾几次请求方便，要求能节制两广、云、贵的重臣，派给事御史做同事，吏、礼、兵三部各选两名郎官听他使唤。世宗都听从了他。最后黄绾又替自己的父母请求追赠，并且要援用设立太子时的开恩条例，按所追赠的官名颁发给他诰命。世宗恼了，剥夺了他才当上的尚书，让他以侍郎身份回家闲住着，出使安南的事最后停了下来。黄绾在家住了很久以后才死掉。
黄绾从荫庇的恩典起家，官做到副部级。最初他依附张璁，后来又背叛张璁追随夏言，当时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阴险、狡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