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拇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 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 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 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 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 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 ，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 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 ；枝于手者，齕之则啼。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 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 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 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 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 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 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 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 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
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 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 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 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 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 ，非所谓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 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 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 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脚的大趾拇跟二趾拇连在了一起，手大拇指旁多长出一指，对于人体来说都是多余的东西。肉瘤、毒疮虽是后天所生，但对自然的本性来说，也是多余的，想方设法要施行仁义的念头，虽然比列于身体本身的五脏，却不是纯正的道德。因此，脚趾骈生，不过多连结了一块无用的肉；手上长六指，不过多长了一个无用的指头；超出了五脏之情，走上仁义的歪门邪道，只不过是小聪明而已。
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一个视觉明晰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搅乱五色、迷滥文彩、绣制出青黄相间的华丽服饰而炫人眼目吗？而离朱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听觉灵敏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搅乱五音、混淆六律，岂不是搅浑了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各种音调吗？而师旷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倡导仁义的人来说，难道不是矫擢道德、闭塞真性来捞取名声、而使天下的人们争相鼓噪信守不可能做到的礼法吗？而曾参和史鱼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善于言辞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堆砌辞藻，穿凿文句、将心思驰骋于“坚白”诡辩的是非之中，而艰难疲惫地罗列无数废话去追求短暂的声誉吗？而杨朱和墨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矫造而成的不正之法，绝不是天下的至道正理。
那纯正的道，不失去它的本性。所以合在一起不能算是‘骈趾’，分歧也不能算是‘枝指’。长的不能看作多余，短的不能看作不足。野鸭的腿虽短，给它接上一节就带来痛苦；鹤的脚虽长，截下一节就会带来悲哀。所以，本来长的不能截短，本来短的不能接长，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我想那仁义大概不是人的本性吧，那些仁者为何不施仁义的行为如此。况且对于脚趾并生的人来说，分裂两脚趾他就会哭泣；对于手指旁出的人来说，咬断歧指他也会哀啼。以上两种情况，有的是多于正常的手指数，有的是少于正常的脚趾数，而它们所导致的忧患却是一样的。如今世上的仁人，放目远视而忧虑人间的祸患；那些不仁的人，摒弃人的本真和自然而贪求富贵。唉！仁义难道不合人情吗？而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又怎么会那么喧嚣竞逐呢？
用规矩准绳来矫正形体，就是伤害了事物的本性；用绳索、粘胶来加固，就是侵蚀了事物的原貌；规定礼节和音调，和气地旅行仁义，用以安慰天下，就是违背了原始的常态。天下事物都有它的本原常态，这种本原常态就是指：曲的不用钩，直的不用绳，圆的不用规，方的不用矩，黏合的不用胶漆，捆绑的不用绳索。所以，天下事物任其自然而然地生长却不必知道生的缘故，万物存在而不知道存在的缘故。因而古今的道理并无两样，都是无法损害。那么，仁义为什么不断的如同胶漆黏合，绳索捆绑那样往复于人性道德之间，使天下人感到困惑呢？
小糊涂会迷失方向，大糊涂会丧失本性。凭什么知道是如此呢？自从虞舜标榜仁义而扰乱天下以来，天下之人没有不为仁义而疲于奔命的。这不就是以仁义错乱了本性吗？
所以我且来试论这个问题：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没有不因外物而错乱本性的，小人为了追求利益而牺牲自己，士人为了追求名声而牺牲自己，大夫为了维护家室而牺牲自己，圣人为了治理天下而牺牲自己，这四种人，事业虽不相同，名声虽不一样，但从损伤本性、自己这一点上看，却是相同的。
臧与谷二人同去放羊，都把羊丢失了，问臧当时在干什么。他说正在那里捧着简册读书；问谷当时在干什么，他说正在那里下棋。他们二人所做的事情虽不相同，但都丢失了羊。
伯夷死于首阳山下是为名，盗跖死于东陵之上是为利，他们二人所死的原因虽不同，但在丧生害性上却是相同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去肯定伯夷而否定盗跖呢！天下人都在为了某种目的而牺牲了自己，有的为仁义而死，世人称为君子；有的为财富而死，世人称之为小人。同样都是死，却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果以丧生害性来说，盗跖与伯夷本无两样，又何必去分什么君子、小人呢！
况且，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仁义，即使像曾参和史鰌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美；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甜、酸、苦、辣、咸五味，即使如同俞儿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善；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声，即使如同师旷那样通晓音律，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聪敏；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色，即使如同离朱那样通晓色彩，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视觉敏锐。我所说的完美，绝不是仁义之类的东西，而是比各有所得更美好罢了；我所说的完善，绝不是所谓的仁义，而是放任天性、保持真情罢了。我所说的聪敏，不是说能听到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审视自己罢了。我所说的视觉敏锐，不是说能看见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看清自己罢了。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之所得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得的人，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的人。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跖与伯夷，都同样是滞乱邪恶的。我有愧于宇宙万物本体的认识和事物变化规律的理解，所以就上一层说我不能奉行仁义的节操，就下一层说我不愿从事滞乱邪恶的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