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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十二

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寿州 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 “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 萃补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 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 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 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 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 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 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 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 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时皆韪其言。迁监察御史。

帝在东宫,已闻其名矣,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 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

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 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 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 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饟道 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自昔之精骑,上党、盟津今之选师, 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则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 当汴必争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则守 御失于不足也。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 兵抗山东,则梁、宋安。

又言: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 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 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杰, 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 也。方世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 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 为御,是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 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众已屯山东,而神策 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 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 诸榷之科,日日以甚。万有一如硃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都甸者,何以备之?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 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 听臣计,使芃还军援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 之,凡京师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一切停之,则端本整棼之术。

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 成,皆周尽事情,衍绎孰复,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 沛然有余。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 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 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曰: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涵养,而诸方自擅壤地,未尝会朝。陛下将一区宇,乃 命将兴师,以讨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疲馈转,行者苦锋镝;去留骚然, 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焉;加敛既殚, 乃别配之;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农桑 废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 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东征,边备空屈,又搜私牧、责将家以出兵籍 马。夫私牧者,元勋贵戚之门也;将家者,统帅岳牧之后也;其复除征徭旧矣。今 夺其畜牧,事其子孙,丐假以给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臣贵位,孰不解体?方且 税侯王之庐,算裨贩之缗,贵不见优,近不见异,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 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 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 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 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 也。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 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 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 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请以近事信之。

自比兵兴,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风涛然,汹汹靡定,族谋聚议,谓必有变。 则京师之人,固非悉通占术、晓天命也,则致寇之由,岂运当然?夫治或生乱,乱 或资治;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 乱而能治也;无难而失者,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而兴者,涉庶事之艰, 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 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计之。舍己以从 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 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贽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 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 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 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 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贽因是极谏曰: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 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 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 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 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 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 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 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 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 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 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 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 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汤之德曰:“改过 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夫成汤圣君也,仲虺圣 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周宣中兴贤王也,吉甫文武贤臣也, 歌诵其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则圣贤之意,贵于改过,较然甚明。盖过差 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谀, 其君亦自圣,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由此滋,善由此沮, 天子意由此惑,争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 平之功,可谓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 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 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 言之路也。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奓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 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 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 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 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 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加质则穷。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上 常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 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下之 弊也。好胜而耻过,必甘佞辞,忌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骋辩而 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尽矣。厉威而恣愎, 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则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说不申矣。人之难知,尧、舜 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固不治矣; 务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则心固不得矣;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 务辨君子小人,而恶直嗜谀,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趋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 犯颜冒祸,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暨,况疏隔 而猜忌者乎?

是时,贼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宜有所变,示天下复 始。帝乃议更益大号。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 隙。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 革,为朕计之。”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 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 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 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 名,以祗天戒。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 帝从之。

会兴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贽,使商讨其详。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 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 者,不可以常令谕。陛下穷用兵甲,竭取财赋,变生京师,盗据宫闼。今假王者四 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而欲纾多难,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 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故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 夫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廓 然一变,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须改革科条,已别封上。臣闻知过非难, 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诚 发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谕,故宣之于言,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 求感。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无苟于言,以 重取悔。”帝纳之。

始,帝播迁,府藏委弃,卫兵无褚衣。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 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旧老皆言:开 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赋税,当委有司以制经用,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 荡心侈欲,亦终以饵寇。今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未息,遽以珍贡私别库,恐群 下有所觖望,请悉出以赐有功。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先给军赏,瑰怪纤丽无得以 供。是乃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禀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 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寇奔不追,师老不 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初,贽与 怀光语及晟,怀光妄诧曰:“吾无所藉晟。”贽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至是, 请下诏书如其意者,且无辞归短于朝。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 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 “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 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 帝曰:“试官虚名,且已与宰相议矣,卿其无嫌。”贽奏:“信赏必罚,霸王之资 也;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也。非功而获爵则轻,非罪而肆刑则亵。天宝之季,嬖幸 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财赋不足以供赐, 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今所病者爵轻也,设法贵 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焉?陛下谓试官为虚名,岂思之未熟邪?夫立国 惟义与权,诱人惟名与利。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德为轻。凡所以裁是非, 立法制,则存乎其义;参虚实,揣轻重,则存乎其权。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物 有匮耗而不给矣;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故锡货财,列禀秩, 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 权得矣。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 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 廕,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 同,然而突铦锋、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 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 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

俄以劳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虽数贡奉, 议者颇言其挟两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浑瑊代之。 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今议者乃始纷纭,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急 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岭既回远,而骆谷又为贼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尔。若复 阻,则诸镇之向背者,我胜则来,贼胜遂往,此焉几会,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 敢为猖狂,南塞要冲,东与贼合,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岂不病哉!今顾望两端, 是乃天诱其衷,通归涂,济大业也。”帝释然,尽召见其使,优诏劳安之。

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定难元从功臣”。贽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劳则 有之,何功之云?难则尝之,何定之云?今与奋命者齿,恐沮战士之心,结勋臣之 愤。”帝乃止。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 百役疲瘵之氓、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 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当今所 务,谓宜以大臣驰传,迎复神主,脩饬郊丘,展禋享之礼,申告谢之意;恤死义, 犒有功,崇进忠直,优问耆耄;定反侧,宽胁从,官失职,复废业,是皆宜先不可 后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 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 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初,刘从一、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 而贽孤立一意,为左右权幸沮短,又言事无所回讳,阴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还 京,但为中书舍人。母韦犹在江东,帝遣中人迎还京师。俄以丧解官,客东都。诸 方赗遗一不取,惟韦皋以布衣交,先以闻,故所致辄称诏受之。又诏中人护父柩至 自吴会,葬洛阳。服除,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入谢,伏地鲠泣,帝为兴, 改容慰抚。眷遇弥渥,天下属以为相,而窦参素不平,忌之。贽亦数言参罪失。贞 元七年,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明年,参黜,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

帝始任杨炎、卢杞,引树私党,排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 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参诘乃得下。及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 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 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任贤不能固,害霸 也;固始而不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者,非 悉怀险诐以覆邦家也,盖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自异为不群,趣小利,昧远图, 效小信,伤大道尔。所谓台省长官,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 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行实不能顿殊也。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岂后位宰相则可 择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往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 亦许自举其才,岂不易哉?然而课责严,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 之用。陛下赏鉴独任,难于公举,有登延之路,无练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 以精失士。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则 又纳横议,废始谋,是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 荐士诏。

旧制,吏部选以岁集。乾元后,天下兵兴,率三年一调,吏员稽壅,则案牒丛 淆,伪冒蒙真,吏缘以为奸,废置无纲,至十年不被调者,缺员或累岁不补。贽乃 请以内外员三分之,每岁计阙集人,检柅吏奸,天下便之。

当是时,贾耽、卢迈、赵憬同辅政,凡有司关白,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贽又 请如故事,旬一人秉笔,所咨辄判。

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士不素练,战数败,将统制不 一,亡以应敌。乃上陈其弊曰:

自禄山构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回 纥矜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伤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输贿缯,北偿马资,尚 不足满其意。于是调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 严。于时议安边者,皆务所难,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长,行之而要不精,图之而 功靡就。

夫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所难,是谓夺人之心也;力寡而敌 坚,则先所易,是谓观衅而动也。今财匮于中,人劳未瘳,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 复其侵疆,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万一桡败,适所以 启戎心,挫国威也。以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天之授有分,地之产有宜, 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勉所短而敌长者殆,用所长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为居, 讨猎为生,便于驰突,不耻败亡,此戎狄所长,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争驱 角力,交锋原野之上,决命寻常之间,以此御寇,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务所难, 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无成功,虽果成之,不挫则废。诚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 势,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长乎?

若乃择将吏,脩纪律,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此当今所易也。 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脩封疆, 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遏其入,寇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 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支敌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谓乘 其弊,不战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长也。我之所长,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 难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成。舍此不务而 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务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 者何邪?病在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闻不必实,实不必 闻;所信不必诚,所诚不必信;行不必当,当不必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权以纾难,暂以应机,事有便宜,谋有奇 诡,不恤常制,不徇众情,死生进退,唯将所命,攻讨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则劝, 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后忘死,可以治术驭,不可以法制驱,镇守 之兵也。王者欲备封疆,御戎狄,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选置者,必辨其土 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恶。用其力,不违其性;齐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责 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处其所不欲。类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 其志。以惠则感而不骄,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自用,驰禁防而不携。故守则 固,战则强。其术无它,便于人而已。今远调屯士,以戍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 欲,广其数不考于用,责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 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昼则荷戈以耕,夜则倚烽以觇, 有剽害之虑,无休暇之娱,非生其域、习其风,幼而视焉,长而安焉,则不能宁居 而狎其敌也。关东百物阜殷,士忲温饱,比诸边隅,不翅天地。闻绝塞荒陬,则辛 酸动容;聆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使去亲族,舍园庐,甘所辛酸,抗所慑骇, 将冀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制之善,资奉姑息,譬如骄子,进不邀 以成功,退不处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 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谪徙之人,本以增 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 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之犀 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 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 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 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 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 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 心解体也。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 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 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 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 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 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 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慹其众 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 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 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失为弱。 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 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 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贼泚 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 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 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 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 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 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 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 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 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 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 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 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 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 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 遣将者,君推毂而命之,又赐鈇钺,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 号令不以两从。今陛下命帅,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轻其任使心弱。由是分 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则听命,止取承顺可矣,若有意乎 靖难则不可。两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机所急,罅不留息,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 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专,欲事无遗策,虽圣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 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逗留之顷,寇已奔逼。牧马屯牛,鞠椎剽矣;啬夫樵妇,罄 俘囚矣。假令诏至发兵,更相顾望,莫敢遮碍,败者减百为一,获者衍百为千。帅 守以总制在朝,不恤于罪;陛下以权出己,不究厥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 矣。六失也。

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数析而三之:其一,责本道节度,募壮士愿屯 边者徙焉;其一,则第以本道衣禀,责关内、河东募用蕃、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 其一,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以安其业。诏度支市牛,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至者 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莳。须一年,则使 自给,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 处则家自为耕。与夫暂屯遽罢,岂同日论哉!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 泾、陇、凤翔薄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 由鄜坊、邠宁揵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焉。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举河东,极振武, 节度府之兵属焉。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 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爱重其言,不从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贽荐李巽,帝漫许之,而自用裴延龄。贽言:“延龄僻戾 躁妄,不可用。”不听。俄而延龄奸佞得君,天下仇恶,无敢言。贽上书苦谏,帝 不怿,竟以太子宾客罢。贽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延龄揣帝意薄,谗短百绪,帝遂 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乃贬忠州别驾。后稍思之,会薛延为刺史,谕 旨慰劳。韦皋数上表请贽代领剑南,帝犹衔之,不肯与。顺宗立,召还。诏未至, 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始,贽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 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 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 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 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 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 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贽 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险涩,与从官相失,夜召贽不得,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 赏千金。久之,上谒,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 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 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 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 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 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 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 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岁考中进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学宏辞科,调任郑县尉,后被免职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名望很高,陆贽去参见,交谈了三天,张镒认为他是奇才,请与他结为忘年交。

告辞时,张镒赠钱百万,说“:请作为母亲大人一日的费用。”陆贽不肯接,只收了一串茶叶,说:“斗胆不收您赠送的厚礼。”他凭文牍判词写得出类拔萃,补任渭南县尉。

德宗登皇位后,派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视天下。陆贽游说使者,请求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五术”是:听民谣考查民间哀乐;接纳商人观察他们的好恶;审察官署文卷来考查判别民间诉讼当与不当;看座车服饰来衡量他们的俭朴、奢侈;省察从事的业务、工作来考察其所取舍。“八计”是:看户口的增减来考查抚养爱护;看开垦土地的增减来察看农业和商业的比重;看徭役赋税的轻重来考查是廉洁奉公或是侵害百姓;看案卷繁简来考查听讼断狱的才能;看监狱关押囚犯的多少来考查断案的快慢;看有没有恶人强盗考查防范的松紧;看推选贤才的多少来考查风俗教化;看学校的兴办或废弛来考查教诲开导。“三科”是:茂材异等科;贤良方正科;干练有才科。

“四赋”是:查看庄稼的好坏来定税;估量土地财产的多少来征税;统计壮丁的数量来计算赋庸;测算商业来协调税利。

“六德”是:尊敬老人;慈爱幼童;医治病人;抚养孤儿;赈济贫穷;安排就业。“五要”是:裁减吃闲饭的士兵;免除枉害百姓的法规;精简闲散官吏;去掉没有用的器物;停止不紧急的事务。当世的人都对他的主张称好。朝廷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德宗皇帝当太子时,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召他到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

正逢马燧在河北征讨叛军,长期不能取胜,请求增援;李希烈又侵犯襄城。德宗皇帝下诏书询问用什么策略应敌,陆贽说:为征服远敌而劳苦,不如修治近处的防务,用各种策略挽救失败,不如改变德行。现在幽、燕、恒、魏等州的形势和缓,为害较轻,汝、洛、荥、汴等地形势危急,为害严重。田悦失败之后,再也没有长远的图谋,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寡断,他们互相牵制,形势危急就联合一致,形势缓和就分裂仇杀,不可能有特别意外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势和缓。

李希烈攻伐果断,屠杀残忍,占据富饶的蔡、许等州,又加上在邓州、襄城抢掠的财物,向东进犯就会截断我方的粮草运输通道,向北攻打就震动京都,这就是我说的形势危急。代、朔、..、灵等州自昔日来的精锐骑兵,上党、盟津等地当今选练的精锐部队,全部部署在华山以东,将领虽多但军事力量分散,兵虽多但财力又告枯竭,而屯田的部队失误在于轮换频繁。李勉是文官却担当指挥汴州军家必争之地的作战重任;哥舒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却抵挡襄城锐气正盛的叛军。

打仗本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事,因而畏缩不前,守御失误在战斗力不足。现在如果调回李凡艹的河阳部队来救援东都洛阳,李怀光解救襄城的围困,专门用太原、泽、潞等州的部队抵抗华山以东的叛军,那么,梁州、宋州就安全了。

又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所以治理国家,就像人体的躯干驱动臂膀,臂膀挥动手指一样,大小适当又不互相矛盾。京城周围地区是天下的根基,京城又是京城周围地区的根基,那形势就如同京都是躯干,京都周围地区是臂膀,而天下是手指一样,这就是天子最好的权谋。所以前朝转运天下的租税,迁移郡县的豪杰,用来充实京都。太宗皇帝设置八百所府兵,而关中就有五百所,全国比不上关中,那是取占据重而驾驭轻的意思。现在天下安定很久了,武备渐弱,所以安禄山乘着地方势力强盛的机会,一叛乱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和京都长安。但各牧场还有马匹,各州县还有粮草,肃宗才能中兴。肃宗乾元年以后,外部的忧患接连发生,全部军队往东征讨叛乱,所以吐蕃乘虚进犯关中,但先帝无力抵抗,这是失去了驾驭轻的权谋了。从陕州回朝后,吸取以前离京避难的教训,逐渐增加了京都的警卫部队,所以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的部队用来抵抗西边各族来犯,河东地区有太原的部队防备北方的敌寇。现在,朔方、太原的部队已驻扎在华山以东,而神策军的六支部队全部镇守在函谷关外,将领不能抵挡敌军,就请求增兵,陛下为此撤掉边防部队,抽空禁卫军。竭尽宫内的马匹,武器库内的武器,命令将领家的子弟增加部队,征收私人饲养的马匹来增加骑兵。再报财经匮乏,陛下又为他们征收户口税,向商人借贷,设立各种专利专卖科目,一天比一天厉害。万一有像朱滔、李希烈一类的人倚恃边防堡垒强固,偷袭京都地区,靠什么来防备呢?

关中是帝王基业的根本,关中的豪杰,与名籍在军营一样;关中的车辆、马匹,与放在马厩和牧场中一样;关中的财产物资,与储藏在国家钱库中一样。一旦急需,就能取用。敬望陛下听取我的计谋,命令李凡艹的河阳部队回军援救洛阳,李怀光救援襄城,李希烈一定退逃。

请把神策军和将家子弟受命东征的追回来,凡是京都的房屋税、专利专卖项目、酒税、官府抽取的每贯一百文的汇兑费、向商人借贷、点卯的命令,一切都停止执行,这就是正本、治乱的方法。

德宗皇帝不采纳,后来泾州的部队很快叛变,陆贽的话都应验了。

陆贽随德宗皇帝逃亡到奉天县,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的调度征发、臣子的奏章、皇帝对下的命令,每天写数百道诏书,陆贽动笔之初好像不假思索,等到写成,全都叙事详尽、情理周全、推理分析深思熟虑,人人都能懂。别的官员写不赢,其他的学士搁着笔不会写,陆贽却游刃有余。

当初,德宗皇帝遭逢仓促的变乱,经常自责,陆贽说:“陛下承担错误,做自我批评,这是尧舜的用心,但招致叛贼作乱的是臣子们的罪责。”陆贽的言外之意是指责卢杞等人。德宗皇帝袒护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错误推到我的身上,才说这样的话,但是自古以来,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吧?现在的恶运,恐怕是人力改变不了的。”陆贽退朝后又上书说:自从安史之乱,朝廷仍按前朝的法律容让供养方镇,而各方镇自己割据土地,不曾来朝见陛下。陛下统领天下,才任命将帅调度军队,征讨四方。一人当兵打仗,需十家出钱供给,家里的人被转运给养拖累得疲敝不堪,当兵的人被战争害得痛苦难言,出征的和家里的人都骚动不安,乡里不得安宁。征集士兵,日益众多,军需给养,日益增多,平常的赋税不够用,于是议定限期催逼、增加赋税;增加的赋税用尽后,又另加临时摊派,另加的摊派款又不够用,因此设立专利征税科目,实行按率向商人借贷。防范的法令愈益繁多,官吏越发不能承担使命,在胥吏沿门呼喝催逼下农桑荒废,百姓血汗被刑具榨干,亿万百姓嗷嗷哀哭,因此郡县不安宁了。边疆的守卫部队保卫国土,宫城的警卫部队巡逻警戒,应付非常事变,这是保卫国家的大堤。

但陛下命令他们全部在东部征讨叛贼,边防守备空虚,又搜求私人牧场的马匹,责令将领家出士兵出战马。私人牧场都是国家元勋和皇亲显贵的,将领家庭,都是军事统帅和边疆大吏的后代。他们免除徭役是老制度了,现在夺取他们养的马匹,令他们的子弟服兵役,为供给钱粮衣甲去借债,为备办战马卖光家产。大臣显贵,谁还不与朝廷离心解体?现在还要征收王侯家的房屋税、征收小商贩的缗钱,显贵不被优待,亲近的没有特别待遇,大家情绪躁动,因而关中和京城周围不得安宁了。

陛下又说各种制度废弛,就以坚持道义作为遍施恩惠,滥用法律来促成安定,决断失之于太快,辨察则受损于太严。决断太快对人很少宽恕,因此是非不清不容分辨;辨察太精则对事物多猜疑,猜测估计的又未必正确。少宽恕就使臣子害怕招祸,所以反复无常的裂痕就产生了。多猜忌就使臣子防避猜疑,所以得过且过的毛病就产生。因此叛乱相继爆发,愤恨和诽谤一齐发作,危及国家的灾祸,只皇帝一个人不知道。凶悍的士兵大张声势地集团行动,在白天侵犯宫城,前后宫门没有坚固的防卫,皇宫也没有巡逻盘查的士兵。陛下虽说有辅佐的大臣,亲信的侍卫,但遇见危难不能为皇帝尽忠,碰到祸患不能为皇上死节,这是臣子的罪过。

陛下刚才把国家兴衰推给天命,也错了。《书经》说:“上天看到的,就是我的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就是我的百姓听到的。”那上天的视听,都依顺着百姓,不是人世事务之外还有天命存在。

商纣王推托说“:我的生死不是上天决定的吗?”这是把人力能决定的事,推给上天的旨意,必然不能治理国家。《易经》上说“:自有上天的佑助。”孔子依据这话阐释说“:佑就是辅助,上天辅助顺应民心的人,百姓辅助讲信用的人,想着顺应民心而讲信用,所以上天辅助他。”《易经》论述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时,一定先讲实行德政,凶吉是实行的结果。这意思是说天命决定于人的努力,就明明白白了。人世间太平安定而上天降给祸乱的,还没有这样的事;人自己制造祸乱,上天降给幸福的事,也从未有过。恐怕您还有可怀疑的地方,请让我用最近的事例证明。

自从近年战乱发生,人力财力全消耗尽,人心惊疑像风中波涛一样汹涌不宁,聚集在一起分析议论,说一定有变乱发生。京都的百姓本不是都懂得占卜的法术和天命的。那招致兵灾的原因,哪是命运应该这样呢?国家太平有的发生了动乱,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又有的无祸而亡国,或者多难却兴邦。国家太平有的发生动乱,原因是依仗太平而不实行德政;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原因是遭逢动乱而励精图治。没有灾祸而失去天下,是因为忽视国家的日常政务的重要,忘掉应警惕戒惧;多难兴邦,是因为经历了众多世事的艰难,知道警戒自己。现在国家发生动乱失去控制的现实是不可挽回了,那谋求太平复兴国家的事业,在于严格要求并激励自身,谨慎地治理国家。面对导致危难的关键,求得道义的支持,就能复兴,失去道义的支持就会衰败,那中间不容再有反复,惟有深思熟虑。不固执己见而听取大家的见解,违背私人欲望来遵守道义,远离奸恶的小人,亲近忠诚正直的臣子,用至诚待人,去掉猜疑欺诈,这道理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不劳神、不费力,只是在心里约束自己罢了,如果能这样哪里还忧虑什么乱臣贼子?还怕什么险恶的命运?

还担心什么国家不太平呢?

德宗皇帝又向陆贽询问切合现实的谋略,陆贽劝皇帝说:“群臣朝见的时候,让他们尽量讲政事的得失。如果提出有关军务的对策,可以打破常规接见,听取不倦。兼容天下人的智慧,成为自己的才智。”德宗皇帝说“:我对臣子哪里是不用诚心相待呢?然而送给我的奏章,只是批评别人的错误,好像不是忠诚正直的人。以前说君臣一体,所以信任不疑,以致奸恶的人借以炫耀威福。现在产生的祸乱,就是真诚相待的弊端。进谏的人又不保密,总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此博取好名声。我继承皇位以来,看到向我提出的很多政见,大多是相同的不实传言,加以质询就无话可说,所以近来不召臣子询问政事,怎么能说是厌倦了呢?”陆贽因此竭力劝谏说:从前有因噎废食的人,又有怕淹水自己沉到水底的人,他们防备灾祸的做法,不是太错了吗?希望陛下以这为鉴戒,不要因小的担忧而妨害常理正道。

我听说百姓帮助国家,原因在于皇帝守信用,守信用的根本在于真诚待人,一不真诚,心就难以知晓;一不守信用,诺言就不能实行。所以圣人注重待人真诚和守信用。经书的注释说“:待人真诚和守信用贯穿‘物’的始终,否则没有‘物’。”

这“物”就是功业建树,说的是不讲真诚和信用就无所建树。一般老百姓不讲真诚和信用还不能成大事,何况皇帝要依靠讲究真诚和守信用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而能对人不讲究真诚和守信用吗?

陛下说对人真诚和守信用能招祸,我私自认为不对。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的人不谈,是丧失人心。不可以同他谈话的人而同他谈,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不失人心,也不说错话。”陛下可以审察他的言论,但不能不信任,可以谨慎地交往,但不能不真诚待人。所谓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圣。敦厚之辈,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浅陋,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对或错他们没有不明白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不传开的,做的事没有不仿效的。用谋略驾驭,他们就会欺诈;表露出疑心,他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按照礼节接待,那他们就不屑于为仁义而死;不用真情抚慰,那他们就轻视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着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报答他。

这就像影随形体、回声应响一样。所以说“:只要国家用至诚相待,就能为他献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责备别人,不在前对人真诚,却希望后随者一片至诚,就一定会欺诈和不讲信用。现在方镇不忠于国家,陛下发动军队征讨他;臣子欺骗皇上,陛下下令杀死他。有关官吏听从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拥有的权力来责求他们不应有的行为。所以真诚、信用一刻也不能丢掉。希望陛下千万信守,努力实行,担心不是陛下后悔的理由。

《传》中说“:人谁没有错呢?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的品德说“:改正错误不吝啬。”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天子有错误,仲山甫帮他改正。”成汤是圣明的国君,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臣子辅佐圣明的国君,不说他没有错误,而说他改正错误;周宣王是中兴周朝的贤王,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吉甫歌颂他的君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救错失。那圣贤的心愿,把改正错误看成是可贵的,已很明显。错误缺点,最聪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难免,只有聪明的人能改过从善、愚昧的人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邪恶。自古以来,其间有的臣子崇尚阿谀奉承,有的国君自封圣明,遏止大仁德,实行小伎俩,才有进朝廷就亲近、出朝廷就诡辩不实的臣子。奸恶由此产生,善美因此阻断,天子的头脑因此昏乱,直言谏诤的臣子因此获罪,献媚讨好的伎俩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义的美德,治国达到太平盛世的功劳,可说是威极一时,可是人民到现在仍以他听从劝谏、善于改过作为首要称颂的美德。由此可知听从劝谏、知错就改是帝王的大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国政,把好事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皇帝,实在不是美事,但对于大德并没有亏损。

听取劝谏而不避忌,传扬开来,正好增添美誉;拒绝、避忌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播呢?不应该用这做借口阻塞进谏的途径。

圣人不忽视细微的事,不欺侮鳏夫寡妇。大话不能实现的不要采用,实话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绝;顺心意的话不必都肯定,不顺心意的话不必都否定;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不一定对,与大家相同的意见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慢的意见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语过分重利的主张不一定聪明;用社会实际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获取全国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视看不起的事务,偏爱欲求的事物。

偏信,听取意见就会不顾实际,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话;疑心太大,就会即使是实话也不愿听,所以接受失实之辞。轻视某人就可能遗漏应该重视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纳应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圣人所重视的,不一定就羡慕高深、偏爱奇异。

陛下又认为相同又没有根据的话,加以询问就哑口无言了。我认为,陛下虽然问得他没话说,没有问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让他心服。况且臣子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表达给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没有不想让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经常因下情难于向皇帝表达而苦闷,皇帝也经常为自己的意愿难被臣民理解而苦恼。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九种弊病还没有去掉。我所说的九种弊病,皇上有六种,臣子有三种:喜欢超过他人;耻于听到批评;显示能言善辩;炫耀才智;强化威严;刚愎自用,这是皇上的毛病;献媚奉承;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这是臣子的毛病。好胜又以听批评为耻,一定爱听花言巧语,避忌直话、实话;献媚者得以进言,忠诚真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卖弄巧辩又炫耀才智,必定凭言辞来折服人,料定别人说假话,那么持观望态度的人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说话,切磋的好处就不可尽得。强化威严而刚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担错误,那么胆小懦弱的人来了,合乎情理的话就不会陈述了。连尧舜也担忧难于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凭一问一答就断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国家,但不努力争取人心,那么国家根本不会太平;努力争取人心,但不尽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争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厌恶正直的人,偏爱阿谀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团和气,讨皇帝喜欢,有的人从中得到极大利益;冒着灾祸触犯皇帝的尊严提意见,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祸害。当皇帝的人为求言用重利诱导,还怕忠诚正直的话听不到,何况疏远、阻拦和猜忌呢?

这时,叛贼没有消灭,德宗皇帝想第二年就改换年号,而掌握律历的官员坚持说国家适逢厄运,应该改变年号,表示国家新的开端。德宗皇帝于是商议改加堂皇名号。陆贽说“:现在皇上远离京城避难,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没有消灭,这是人心决定向背,天意决定去留的时候,陛下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振奋民心,不应该替自己增添美好的名号来牵累您谦虚的品德。”德宗皇帝说:“您的话本来好,但应当稍有变革,请您为我谋划这件事。”陆贽说:“古代帝王,品德符合上天的名号是‘皇’,符合大地的名号是‘帝’,符合于人民的名号是‘王’,以天为父亲,大地做母亲,来养育人民,创造财富、都能适宜的人的名号是‘天子’。这都是很大的名号了。夏、商、周这三代以前,颂扬君主的美德,不敢超越以上名号。到秦朝才兼称‘皇帝’。流毒影响到后世昏庸的国君,才有‘圣刘’、‘天元’的名号。

所以帝王权衡轻重的,不是名号,而是看品德如何。如果认为逢艰难应该有变革,不如承认错误,降低名号,以此敬奉上天的禁戒。况且改革旧政,矫正失误,是最明智的;去掉浮名虚荣,是最聪明的。怎能宁可加多余的名号来遭受实际的灾祸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恰逢改年号为兴元元年的赦令刚写完,德宗把草稿交给陆贽,让他商议周详。陆贽了解皇上实行仁政不坚定,遭难就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了就放纵,想激发和增强他的信念,就建议说:“经历突发危难的人,不能按常规办事;解决紧急的纷乱,不能用普通的命令使他明白。

陛下用了全部军队和武器,耗尽了财富,京师发生叛乱,叛贼占据皇宫。现在已有四个凶恶的伪王、两个伪帝,其他怀着野心持观望态度的人还数不清,但想解除这些祸患,收服人心,只有靠赦免的命令了。但用言词感动人心,被感动的少,言词又不符合他们的心意,谁还肯归附朝廷?所以心不至诚就不能感化别人,‘害’不发展到极点‘利’就不会来。悔过不能不深刻,承认错误不能不全面,招揽人才不能不广泛,施恩惠不能不大,让天下的人听了,觉得大为一变,人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所希望的东西,哪还有人不心服呢?那些需要改革的法令条规,我已另外封着送给您了。我听说承认错误不难,改正错误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难。《易经》说:‘圣人感化了人心,天下就和睦太平。’感化是从心里产生的,并且表现在所做的事上,所做的事有的不能让人理解,所以用语言来表达,言语必须顾及谋虑,谋虑必须符合现实,这三者相合,才能求得感化人心。只有陛下先确定标准,以便措词行文。估计能实行的措施就公布,做不到的就删掉,不要随便许诺,后来又反悔。”德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当初,德宗皇帝离京流亡,皇宫仓库里财物都丢掉了,卫兵没有冬衣。到这时,各地献给朝廷的给养、贡品渐渐运来了。德宗皇帝竟在行宫两旁的廊屋设置琼林、大盈两个御库,另行收藏贡品。陆贽劝谏他,认为:“琼林、大盈这类御库古代没有典籍记载。老臣都说:开元年间,显贵的臣子弄巧求宠,建议郡县的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安排常用,那些贡品,全部归天子私有。使天子放纵欲望,最终还是送给了叛贼。现在军旅正疲苦,伤病员呻吟声不绝,竟把珍宝贡品私藏在另外的仓库,恐怕众臣民失望,请陛下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的人。命令以后收取的贡品,一定送归有关部门,先用来赏赐军中有功的兵将,并不得进献珍奇和华贵的丝帛。这就是散发小储藏成就大辅佐,放弃珠宝稳固帝位。”德宗皇帝醒悟,立即撤销了那两个御库。

李怀光有反叛的意图,想激起他的部下叛乱,就写信给德宗皇帝说:“我的部队军饷少,与神策军不是一样,难以作战。”李晟秘密报告德宗皇帝说李怀光要反叛,因而请求移动军营。德宗皇帝派陆贽见李怀光商议军务。陆贽回来报告说“:李怀光不追击败逃的叛军,军队长期不作战,众将帅想进兵,他就阻止他们进军的图谋。这情形必定反叛,应该用计谋制止。”因而劝说德宗皇帝批准李晟移动军营。当初,陆贽与怀光谈到李晟,怀光狂妄地夸耀说:“我用不着借助李晟!”陆贽顺口奉承他威武雄壮,让他不能反叛。到这时,陆贽请朝廷下诏令顺着怀光的心意,暂且使他没有借口把错误推给朝廷。又建议:“派李建徽、阳惠元与李晟一起合兵驻扎在东渭桥,推说李晟兵少不能抵挡叛贼的攻击,让他与李怀光形成掎角之势。怀光即使不想放行,也将没有理由和办法来阻止移营。”

德宗皇帝犹豫说:“李晟的军队移防,怀光本来就不高兴,如果又派李建徽等人一起向东移动,那将成为他反叛的借口,还是稍等些时候。”李晟迁营后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吞并了两个节度使的兵马,李建徽挺身搏斗而逃脱,阳惠元被杀死,行宫震惊,于是德宗皇帝又流亡到梁州。

路上有人给德宗皇帝献瓜果,德宗皇帝嘉奖他们的好心,想封他们为试官,陆贽说“:爵位,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德宗皇帝说:“试官是个虚名,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您不要不满意。”陆贽禀告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不立功而获得爵位就会使爵位轻贱,没罪而任意用刑就亵渎刑律。天宝末年,被宠爱的人有倾国的姿色,因感情好就授予爵位,因被宠爱就给予重赏,法纪才败坏了。安禄山乘机反叛,为祸国家。

当财物赋税不够供赏赐,于是职官的封赏便兴起了,职官的数额不够封赏有功的人,接着散官、试官的名号实行起来了。现在可忧的是把爵位看得太轻,想办法提高它的价值还嫌不庄重,如果又自己丢弃它的价值,那将用什么奖励有功的人呢?陛下说试官是虚名,恐怕是考虑不成熟吧?建立国家,只有用礼义和权力,招引人才只有用名和利。名位接近虚无,但对于教化来说是重要的;利禄接近实惠,对于道德来说是轻微的。

凡是用以判断是非、制定法令制度的标准,就要考虑礼义;检验虚实、衡量轻重,就要想到权力,如果专一讲实利但不用虚名辅助,那财物就不够消耗;如果专一讲虚名但与实利不相符,那就会心情散漫而没有追求。所以赏赐财物、排列俸禄的等级以突出实利;使品位的高低不同,服饰有别,以美化虚名。当皇帝的人通达权变,看需要交替使用名利,使它们互相补充,那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按照法令,有职事官、有散官、勋官、爵号。那授给职事享受俸禄的,只有职事一种官,依照才能安排职事的大小,依照功绩和品德决定名位,这就是既给予实利又包含着虚名。勋、散、爵的名号,只从服饰的差别、品位的承袭来尊崇高贵,来表彰功劳,这就是借虚名又辅以实利。

现在,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位的名号一样,用这来犒赏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可说是很庄重了。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舍生忘死为国家的人就会相互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陛下一定要取得农夫庶民的欢心,重赏他们就行了。”

不久,陆贽因功劳升为谏议大夫,仍然担任翰林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死了张镒,夺了他的官位,虽然多次向朝廷送贡品,但谏议官多批评他脚踩两只船,暗中窥伺机会。德宗皇帝也不能容忍他,他的使者来,都没有召见,想用浑蠨取代李楚琳。陆贽劝道“:楚琳犯罪的事过去已经很久了,议事官现在才议论纷纷,不是太晚了吗?况且在京城周围救援朝廷的部队,紧急向他们宣召告急,一刻也不能差错。商岭已是曲折遥远,骆谷又被叛军截断,能通朝廷命令的只有褒谷斜谷了,如果再阻断,各方镇持观望态度的将领,我方取胜就会跟朝廷走,敌方胜利就会投降叛贼,在这关键时刻,不容有差错或挫折。如果楚琳逞凶敢做猖狂的事,在南边阻塞交通要道,与东部的敌人联合,那就卡断了我们的咽喉,心和臂就分开了,那岂不很危险吗!现在楚琳脚踩两只船,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忠心,保障我们归路通畅,成就复国大业。”德宗皇帝放了心,召见了他的全部使者,下诏书嘉勉慰问他。

德宗皇帝想把皇宫内外随他一起逃难流亡的官员全部加上“定难元从功臣”

的封号。陆贽说:“皇宫官宦,恭敬地为皇上奔走效劳,吃了点苦是有的,有什么功劳呢?经历了点难是有的,哪谈得上平定灾难呢?现在把他们同那些拼命保卫朝廷的人同列,恐怕会冷了将士们的心,引起功勋大臣们的怨恨和愤怒。”德宗皇帝就没有那样做。

京城收复后,德宗皇帝想下诏书给浑蠨查访宫中逃散的宦官、女艺人,供给盘缠让他们回到皇帝行宫。陆贽劝谏说“:大难才平定,被各种徭役累得疲病交加的百姓、受重伤和残废了的士兵,都带着病,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听到皇上降恩的诏书。事情有先后,礼义有轻重,重的应该先做,轻的应该后做。昔日周武王消灭商纣王,有的事还没有下战车就做了,有的事是下了战车后做的。当前要做的事,我认为应该派大臣乘驿站的车马紧急行动,迎接安放祖宗的神位,休整京郊的祭台,举行祭天礼,陈述谢罪的心意,抚恤为国家大义而死的人,犒赏有功劳的人,重用忠心正直的人,慰问老年人,定叛变首恶的罪,宽大胁从的人,给在战乱中失去官职的人复职,恢复荒废了的事业,这些都是应该先做而不应该后做的。修葺宫室,置办服饰,玩好声色之娱,准备梳洗的宦官、宫女,这些是应该后做不能先做的。况艺人、宫女、宦官逢战乱离别的变故后,有的人被将士占为私有。古代人用摘掉冠缨的办法掩盖臣子的过失,送酒给盗马贼喝而宽恕他的盗马罪,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吗?这是他们懂得当国君的道理才这样做的。天下本来多的是舞乐伎女,为什么一定要找回失散的那帮人呢?”德宗皇帝不再下诏书,但还是派使者告诉浑蠨取出财物把她们送到行宫。

当初,刘从一、姜公辅才能低劣,比陆贽差得很远,只是凭一句话或一个计谋偶然合皇帝的心意,由下级小官钻营到台阁宰辅的高位。陆贽一片孤忠,被德宗皇帝左右的奸佞权臣进谗言,又加上参议朝政无所避忌,暗中失去了皇帝的欢心,长时间不能当宰相。回到京城后,只任中书舍人。母亲韦氏仍然在江东,德宗皇帝派宦官接她回京城。不久陆贽因守母丧,解除了官职,寄住在东都洛阳。各方面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收,只有韦皋是贫贱时的故交,事先通报,说所送的礼物是皇帝命令他收的,他才收下。

德宗皇帝又命令宦官把陆贽父亲的灵柩从吴会护送到洛阳安葬。守丧期满,以临时主管兵部侍郎职务召回,又任翰林学士。陆贽入朝谢恩时,拜伏在地抽泣,德宗皇帝也感动地站起身来,改换容仪抚慰他。爱重礼遇更加优厚,天下的人认为他能当宰相。但窦参对他一向心怀不满,嫉妒他。陆贽也多次向皇上报告窦参的罪过。贞元七年(791),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任他为兵部侍郎知贡举。

第二年(792),窦参被罢官,才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德宗皇帝当初信任杨炎、卢杞,杨、卢两人结党营私,排斥忠良,天下的人都很怨恨。贞元年以后,德宗皇帝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虽然设立了宰相,但到任命百官,需要向他反复禀报,经询问后才能任命。到陆贽执掌朝政,才请求让台阁长官能自己推荐他们的部属,如果有不称职的,就处分推荐的人。德宗皇帝开初答应了,但有的人说各衙门被引荐的人都是引荐人的亲信党羽,引荐人接受贿赂,没有真才实学,德宗皇帝又诏令宰相,由他自己选择人才,任命百官,陆贽上奏说:“齐桓公问管仲哪些事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臣不给予重用,损害霸业;任用贤臣不能持久,损害霸业;开始信任后来又不信任,损害霸业;与贤臣计议国事,但一些小人说三道四,损害霸业。’所谓小人,不全是怀着奸邪不正的心肠来颠覆国家的人,而大多是气量狭小、刁钻刻薄,把能提反对意见当作出类拔萃、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谋取小利,没有远见,讲小信用,损害国家大政方针。所谓台省长官,是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这些人。陛下选拔的宰相,多数出自他们之中,生平行事不能突然不一样。如今竟说他们不能选拔一两个属官,难道下一位宰相就能选拔天下所有的人才吗?寻求人才贵在面广,考查人才贵在严格。过去武后收揽人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只准许人们推荐有才能的人,也准许毛遂自荐,这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考核严格,提拔或罢免都快,所以当时的人称赞她有知人善任的贤明,以后的几朝皇帝都依靠这些人才资源得到好处。陛下把选拔考核人才的任务一个人担当起来,大家难以举荐,有引进的道路,没有精细务实的方法。武后因简易得到人才,陛下因为精明失去人才。现在陛下重视在各级官员中选拔宰相,在地位低微的人中选拔各台省长官,到宰相向您建议,台省长官推荐人才,就又听信谗言,放弃开始的决策,这是任命他担任重要职务又轻视他的建议,职位低的又让他办重要的事。”

德宗皇帝虽然赞赏他的意见,但最终还是停止下达推荐人才的诏书。

旧的制度规定,吏部每年考核、选拔一次官吏。乾元年以后,天下战乱不息,大致三年调选一次。官吏的考核不能进行,导致案卷繁多杂乱,假相掩盖真相,官吏借机作恶,法纪废弛,甚至有十年不被考查调迁的官员,官吏缺额有的几年不补齐。陆贽请求把京官和地方官分为三个部分,每年统计缺额,选拔人员来补足,阻止官吏作恶,国家会因此安宁。就在这期间,贾耽、卢迈、赵憬一起辅理朝政,凡是各有关官吏的禀报,三个人互相观望推诿,不肯批示。陆贽又请求按原来的旧规,每十天一人执笔,所请示的事务当即做出决定。

又因为西北边防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地区的士兵,称为“防秋”。士兵平时没有训练,多次打败仗,将领统领指挥不一样,不能对敌作战,陆贽于是上奏章陈述它的弊病说:自从安禄山叛乱,肃宗皇帝才撤除边防军,用来平定国内的叛乱,借助外族军事力量,平息内地战祸,因此吐蕃乘机侵犯边境,回纥倚仗战功不敬奉朝廷,中国不能振兴有四十多年了。率领被战争伤耗的百姓,全力为吐蕃、回纥服务,向西部吐蕃缴纳丝绸,向北方回纥赔偿战争经费,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因此,在全国各地征调赋税,用来屯兵边疆,但又不能制止他们的侵犯。所以侵入边境不远就驱马巡哨,深入边境就严密戒备。

在当时讨论安定边境的人,都致力于难办的事,忽视了容易办的事;强行使用自己的短处,忽视了自己的长处;实行它又不明白要领,图谋攻取它又功业不就。

面对的情势有难易,办事情有先后。

我方力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难打之敌,这是先夺人心志;我方兵力少而敌人强大,就先打容易打败的敌人,这是盯着敌人的空隙用兵。现在财政空虚,百姓疲劳未恢复,却想征发士兵攻打侵犯边境的敌寇,收复被他们侵占的土地,攻打那坚固的城池,这样一来,前方有胜负未定的忧患,后方有给养运输中断的危险,万一失败,恰好引发了敌人的侵略野心,折损了国家的声威。用这种办法安定边境,可说是不分析形势而做难办到的事。

上天的赐予有区别,土地出产有差异,所以各地的风俗各不相同。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抗击敌人长处会失败,用自己的长处去袭击敌人的短处就取胜。况且追随水草居住,靠打猎为生,善于骑马奔驰冲锋、不认为失败死亡是耻辱,这是吐蕃、回纥的长处,中国的短处。想增加兵力、搜选战马,在原野上奔驰打仗硬拼,靠通常的战法定胜负,用这样的办法抵抗敌人,可说是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与敌人的长处较量,做难办到的事。强行运用自己的短处,付出了百倍的辛劳和费用,终究不能成就功业。即使坚持实现了,不失败也要废弃。这实在是超越上天给予的条件,脱离土地上的物产,违背现实状况的趋势,来违反事物所宜呀。

为什么不坚持容易做到的,发挥自己的长处呢?

如果选择文官武将,把军纪整顿好,把军队训练精良;宣扬仁德而辅以军威,亲善近邻为远邦树立榜样;禁止欺凌来显示信用,制止进攻来表明仁义;对方请求和解就友好相待但不与他会盟,对方进犯就戒备但不报复。这是现在容易做到的事。看轻武力,重视智谋,爱惜生灵,厌恶屠杀;轻视小利,尊重百姓,忍耐小忿,顾全大局;让他安居一地然后用兵,等待时机然后进攻;整顿边防,守卫战略要地,开挖壕堑,设置兵营,仔细侦查、严加防卫,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充足,不是万全之策不采用,没有百战百胜的把握不作战;小股敌军进犯就阻挡他进入边境,敌军大规模进犯就截断他的退路,占据险要之地遏制他的攻势,用各种方法消耗敌人,让他施展勇力没有对象、军队没有用武之地,掠夺无所收获,攻城不能取胜,前进有腹背受敌的顾虑,后退有首尾不相救应的危险。这叫作趁敌人疲敝,不用作战就使敌军失败,这是中国的长处。我方的长处是吐蕃、回纥的短处;我方容易做到的是敌人难做到的。用我方之长制敌方之短,那就事半功倍。用我方有利条件制敌方的不利条件,那就财物不会缺乏,目的很快就能实现。放弃这些策略不用,反而给敌人可乘之机就等于倒拿戈矛,把矛柄送给敌人来杀自己。现在这些都做了,还是不能牢固地守卫边疆,敌人没有受到惩创,是什么原因呢?毛病在策略经常变更,军队无所适从;担任要职的人不能确保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能确保担任要职;显达的人不一定有真实本领,有真实本领的人不一定能显达;受信任的人不一定忠诚,忠诚的人不一定受到信任;实行的措施不一定正确,正确的措施不一定会施行。

又有六条失误。军队有的负责进攻讨伐,有的负责镇守一方。负责解救危难,迅速随机应变,随势灵活处置,谋略奇异诡诈,不按常规行动,不顺从士兵的常情,只听从将帅的命令,这是负责进攻讨伐的军队的特点。人的性情是对他有利的,他就努力从事,习惯了就会安于其事,亲戚得以养育之后才会各安生业,眷念了家业之后就能舍生忘死,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统治,不宜用法律手段强力驱使,这是负责镇守的军队的特点。当皇帝的想守卫疆土,抵抗外敌,就设置负责镇守的军队去布防。古代善于选官设位的人,一定分析军队能适应哪些地理条件,考察他的作战技能和战斗力,了解他的好恶。使用他的力量,但不违背他的特长;让生活习俗一致,但不改变各人适合的习惯;引导他们向善,但不苛求他们做办不到的事;禁止他们的不良行为,但不布置他们做不想做的事。使部队遵守条令,使他们的家室保持安定,这样才能让他们习惯在这里生活,人心安定。

施用恩惠军队就会感奋又不骄横,施展威严就会整肃又不死板。这样,不用督责考核就能自动效力,放松防范也不会叛离。因此守卫就坚固,作战就坚强。

这没有别的诀窍,只是让边境百姓生活安定罢了。现在从远方征调屯垦的士兵用来守卫边疆,希望他做到没有能力做的事,强迫他做不愿做的事,扩充军队数量而不考核他的战斗力,要求他们尽力守边而不考虑他们的士气,这样的军队只能当作仪仗队用,而对守卫边疆、防御侵略的实战没有用处。为什么呢?边远荒凉的地方,千里萧条,寒风吹裂皮肤、豺狼成为邻居,白天要扛着武器耕作,夜晚要靠在烽火台上放哨,有遭受攻击的忧虑,没有休息闲暇的欢乐。他们不是出生在本土,习惯了当地风俗,从小看见它,长大了安于它的人,就不能安心久居并习惯面对的环境。函谷关以东各种物产丰富,这些地方的士兵习惯于温饱,比起边疆来,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听到极寒冷荒凉的边远角落,就倍感辛酸,凄怆之情形于色;听到凶悍的敌人,就吓得掉了魂。又让他们离开亲人,丢弃田园房屋,甘心忍受辛酸,抵抗他所害怕的敌人,将领还要求为他作战,不是不切实际吗?另一方面,有轮流休假的日期,没有统领管理的好措施,供给奉养一味姑息,好像对待宝贝儿子一样,进击不要求他立功,退逃不用军法来处罚。他们掰着指头计算回乡的日子,张着嘴只等吃饭,军队一打败仗,就乘着危败之机,分散向东溃逃。国家平时竭尽储藏的物资来供养闲散无用的士兵,碰到危难就丢弃城镇来动摇边疆的防卫,它的弊病岂只是没有益处呢?判罪流放来的人,本来用来增加户口,充实边防,让他立功赎罪的。本已不是好人,那他们对打败仗幸灾乐祸又超过守边的士兵,恰恰有防范他们的麻烦,没有立功的好处。即使前代实行过,现在也不是非沿用不可。将帅又不亲自到边防前线,只有一部分兵力布防。精锐的士兵,大都选拔去保卫自己,派疲敝病弱的士兵守在关卡要道。

敌军进犯不能支撑,被敌人活捉、随心所欲地蹂躏滥杀,等到帅府听到敌情,敌军已经胜利回师了。像这样治军,可说是处置违背规律。这是第一个失误。

奖赏用来抚慰嘉勉,刑罚用来显示惩戒,凭它来勉励有功的,威慑不恭顺的。所以赏罚对于统领指挥军队的作用,就好像车子行走靠衔接车辕前端与车衡的销钉,驯服马匹靠铁嚼口一样。

现在将帅的命令在军中不能执行,国家的法典不能在将帅中执行,上行下效,苟且度日。想表彰一个有功的人,又担心没有立功的人怨恨,事理不明而不行赏;想处罚一个有罪的人,怕同流合污的人畏惧,因而忍耐着不杀。这样一来,舍生效命的人被众人攻击,迟迟不救败军的人被包庇而不畏罪。表彰批评、称颂诽谤,纷乱混淆。公正的人保持自己正直不向人求情,就陷入艰难困境;奸邪的人徇私献媚讨好,却取得优厚的待遇和好名声。这就是仁义、勇敢的人痛心离散的原因。又比如遇到敌人进犯防卫不坚固,运用的谋略不能取胜,批评将帅,将帅借口粮草不足,批评有关官吏,有关官吏说供应的粮草没有缺少,互相推诿辩解,朝廷的态度含糊,从不追究责任。所以心怀正直的人忍气吞声,欺蒙上司的人不觉得羞愧。像这样指挥军队,可说是考查缺少法度。这是第二个失误。

因考查缺乏法度,调度指挥不协调,将帅不能竭尽才能,士兵不能全力作战,屯兵虽多,不布阵作战,致使敌军横冲直撞,好像边境无人防守一样。官吏习以为常,只推说士兵少不能抵挡,朝廷不做任何审查,就又征发士兵增兵,对于防御不但无补益,反而对于军需供给有害。

民间财富一天天消耗,朝廷征税一天天增多,百姓有的倾家荡产,国家实行食盐专卖、抽取酒税,没想到财政收入的一半用在了边防。像这样控制资财,可说是财政因士兵太多匮乏了,这是第三个失误。

现在国家四周少数民族政权最强盛的没有谁比得上吐蕃。但吐蕃所有军队抵不上中国十几个大郡的多,并且内忧外患与中国没有差别,能用来侵扰我方边境的军队没有多少,加上武器不犀利,盔甲不精良,才智不机敏。他们发动进攻,中国按兵不动不敢抵抗;他们驻扎不动,中国士兵又怕他们强大不敢去攻击。

为什么呢?实在是我方节度使多,而吐蕃的统帅仅有一人。节度使多人心就不齐;人心不齐号令就不能执行;号令不能执行,进攻退守就无法实施;进攻退守难以实施,军队的行动快慢就失当;快慢失当,就失去战机;失去战机,军队的气势就不战自衰。这样,勇者变为跛足,军多反成弱旅。开元、天宝年间,制服西北的两个藩国,只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还担心权力分散,有时朝廷任命其中一人兼领其他节度使。国家中兴,没有闲暇对外讨伐,就把沦入敌手的四镇安置后隶属于安定郡,把陇右隶属于扶风郡。抵挡两个藩国的,就只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让函谷关以东的士兵隶属于他们。虽然任命的人不恰当,但调度安排的法度还是存在。自从叛贼朱氵此反叛,又引诱泾原节度使,李怀光在朔方反叛后,朝廷又分朔方为三个节度使,共有镇军将军近四十人,都只下诏书任命,各军中有宦官监军,都互相制约。已无军法监督下级,没有人能承当朝廷的嘱托,边关送来告急文书,朝廷才派人通知作战,这就像慢吞吞地去救落水的人,又像互相谦让着去救火。打仗是靠锐气和战斗力来发挥功用的事,锐气凝聚就军势强盛,分散就军势消蚀;军队聚合就军势威猛,分离则军势削弱。

现在的边防部队锐气消失,战斗力弱。

像这样建设军队,可说是军力分散在于将帅太多了。这是第四个失误。

管理军队的关键,在于一视同仁而已。所以执行军法没有贵贱的分别、多少的差异,靠这来统一军队意志,使之全力以赴。受命在边疆长期镇守的士兵,都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比较他们的作战技能则十分熟练,思量他们的处境则极其危险,考查他们的服役则非常繁重,观察他们的作战则异常勇敢,然而只发给每人本人的给养,又被家里的人分享,经常受冻挨饿。而函谷关以东的士兵,按期换防,打仗怕死,劳动懒惰,然而他们衣食供给优厚,还供给茶水、医药、蔬菜、酱品。丰厚和刻薄悬殊很大。又有的边防军要求向朝廷申请隶属于神策军,这样物资供应就优厚,比原来多出三倍。

这就是士兵们恨忿,钱粮物资供应不足的原因。担负的任务没有差别,给养立显悬殊,这是人心不甘的事。不投顺敌方,已经是不错的了,何况要他们同心协力抵御敌人的侵犯,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像这样供养士兵,可说是怨恨产生于不一视同仁。这是第五个失误。

凡是任命将帅,一定要先考核他的品德修养和才能。然后指示他守卫的地区和任务的关键,让他独自揣摩哪些策略可行,哪些策略不行,体察要领,诸如需要多少衣甲武器,聘用哪些僚属,用多少步兵、骑兵,计划要多少粮草物资,在什么地方扎营、什么时候完成作战任务,再审察他的见解,检验他的实绩。如果不堪任用,应当让他开初经历困苦,不宜因其失职之后留下痛悔。如果可以任用,就应当始终如一信任他,不应当在内部牵制妨碍他。所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选拔时花气力费精神,任命时严肃不苟。然后考核好坏,赏罚切实,受赏的人不认为随意,应当责罚的不敢推卸罪责。授权委任专一,那得过且过的念头就会消失。所以古代拜帅命将,国君虔诚如鄃助成般任命他,又赐给代表朝廷的斧钺仪仗,所以军队的礼节不进入朝堂,朝廷的礼节不进入军营,将领依据战机所采取的适宜的决策不能由遥远的朝廷来裁定。军队不能既听将帅的命令又听朝廷的命令。现在陛下任命统帅,首先寻求的是容易控制的人,又把他统帅的军队分成几个部分来分散他的力量,削弱他的职权,使他责任心不强。因此,出守一地的统帅完成使命的责任感没有了,承担临阵退却的死罪的思想消失了。

一是听从君命,二还是听从君命,只要采取驯顺的态度就可以了,如果要留心平定战难就不行了。两个强敌相斗,两军对垒、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何况京都千里远、皇帝宫殿深、军情难陈述清楚,皇帝听取见解难一致,想计策处处没有失误,即使是圣贤也办不到。边防守卫部队借口兵少不抵抗,镇军将领借口没有皇帝命令不救援,逗留的瞬间,敌人已经奔袭逼近。牧场的战马、栏里的耕牛,早抢杀干净,男女百姓,已俘捉一空。如果皇帝发来出兵命令才互相观望,就没有人敢去阻止。打了败仗的将领,就可把损失一百人减为一人,打了胜仗的将领就可把战果一百扩成一千。统帅认为总指挥权在朝廷,不担心治他的罪;陛下认为权从己出,也不追究败将的罪责。像这样任用统帅,可说失去战机在于皇帝遥控前线的统帅。这是第六个失误。

我愚笨地认为,边疆应取消入秋后四面八方地设防军队,将其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责令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屯垦边疆的壮士迁移到那里;一部分,仅拿出本道的衣物供给责成关内、河东两郡招募来的少数民族和中原愿依附军队的子弟;一部分,把缴纳国库的粮食物资发给他们,让他们安排生业。命令度支买牛、召集工匠在各屯田营地修整好器具。到边疆的家庭,发给一头牛,农具、家具全备好,每人每年发双份粮草,赐给种子,劝勉耕作待到一年时间,就让他们自给自足;有多余的粮食,县官用双倍的价钱收购。既免除了征调运输的麻烦,又没有要朝廷减免的弊病。出征人人可独立作战,在家人人可耕种庄稼。与那暂时屯田、轮流换防相比,哪可同日而语呢?

然后设立一位文武双全的大臣担任陇右元帅,从泾原、陇右、凤翔接近长武城,直到山南西道的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再下诏书任命一人担任朔方元帅,从..坊、..宁到灵夏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另下诏任命一人担任河东元帅,全河东到振武县的边缘,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各元帅在靠近边境的州治或府治设立元帅府,从所管辖的州府中选拔清廉贤能的官吏任刺史,对军外征集财物供给军用,对军内督促耕织。严格地保持我方的长处,谨慎实行现在容易实行的策略,那就能得到八种利益,避免那六种失误。

德宗皇帝喜欢这些谋略,但不实行。

班宏兼任度支,死在任所,陆贽推荐李巽,皇帝随口答应,但自己任用裴延龄。陆贽说“:延龄性情怪僻,暴虐浮躁,任意胡为,不能重用。”德宗皇帝不听。

不久,裴延龄靠奸滑献媚、花言巧语得到宠信,天下的人都怨恨他,憎恶他,但敢怒不敢言。陆贽上奏章苦苦地劝谏,皇帝不高兴,竟然以陆贽是太子的宾客为借口,罢免了他。陆贽本来谨慎小心,一向不与宾客交往。延龄猜到德宗皇帝对陆贽薄情,趁机进谗言,百般污蔑他,德宗皇帝发了火,想杀掉陆贽,多亏阳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陆贽分辩,才免死降为忠州别驾。后来德宗又渐渐思念他,恰逢薛延任忠州刺史,传达皇帝慰劳的旨意。韦皋多次上奏章请求让陆贽代领剑南节度使,皇帝还记恨他,不肯给。顺宗即位后,召他回京,诏书还没有到达任所,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当初,陆贽进翰林院,年纪还轻,凭才学得到皇帝的信任,天子常用辈分称呼而不叫他的名字。在奉天县,虽然早晚都能进见皇帝,但谨慎精诚廉洁,不曾有过失,因此德宗皇帝亲信倚重,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同列官员没有人敢怨恨他。虽然朝廷外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当时号称“内相”。他曾经对德宗皇帝说:“现在强盗遍天下,应当自己深刻反省,来感化人心。古代成汤自己检讨错误而兴国,楚昭王出逃,靠一句好话恢复了国家。陛下如果真心不惜改正错误,向天下的人认错道歉,让我持笔写诏无顾虑,那么反叛的人就有可能洗心革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从奉天县颁布的制书,即使是武夫和凶悍的士兵听了也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后来李抱真回朝进见,向皇帝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免的命令传到华山以东,听到赦令的士兵都感动流泪,精神振奋,这时我就知道了叛贼不难平定。”议谏官说兴元年间平定战祸的功劳,虽然靠军队努力作战,但陆贽有辅佐的功劳。德宗皇帝流亡山南时,道路艰险难行,与跟随的官员失散,夜晚召见,不见陆贽,德宗皇帝又惊又急,流下泪来,下令军中,找到陆贽的赏给千两黄金。过了好长时间,陆贽才回到驻地参见皇帝,皇帝喜笑颜开,从太子以下的人都向皇帝祝贺。辅佐朝政时,不顾惜自身,政事的正确或错误,一定发表意见,所说的意见都恳切深刻,都切实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的人规劝他太过分了,陆贽回答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的学识,还顾虑什么呢?”流放到边远荒州后,经常关着门户,人们都看不见他,又避免诽谤不著书。

流放地区的居民被瘴气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困扰,陆贽搜集整理了《古今集验方》五十篇传给当地百姓。

赞说: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

患难危急时,听从陆贽的计谋;叛乱平息后,记恨他言无不尽。因偏信奸臣的谗言愤怒地驱逐有道之士、刚正之臣。对延龄等人,长期宠爱信任,像山岳一样不动摇,这真是昏君和奸臣臭味相投呀!

世间传说陆贽被罢免翰林学士,是因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的死,是陆贽泄漏了他说的话,事实上不是这样。有道是君子和小人在朝廷势不两立。奸邪的小人被宠信,忠诚正直的人士就危险,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读陆贽数十上百篇论述朝政、劝谏皇帝的奏章,批评陈述时弊,都从仁义出发,足可被后人效法,耿耿丹心,光彩照人,德宗皇帝才采用十分之一。唐朝福运不昌,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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