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日军仅有的两次烧掉军旗是在哪里？
此期间，日军各级司令部发往松山守军的电报纷至沓来。27日，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发来的是“打气”的嘉奖令：“拉孟守备队驻守惠通桥之要点，与中国远征军对峙。以高度的胆识和策略，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昭和19年6月，敌人渡过怒江大举进攻。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们与兵团主力部队一道，屡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勇敢地完成了反攻任务，其后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但是，你们能以守备队长为核心，坚强团结，以坚韧的士气，毫不退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用刺刀同敌人拼搏，保卫阵地，体现了勇敢战斗的精神，真不愧为敢打敢拼的楷模，为全军树立了榜样。为此，特发此嘉奖，并通报全军。”
此嘉奖状列举了拉孟守备队金光惠次郎少佐以下步、炮兵中队一级的详细番号，后来成为日本公刊战史关于松山日军兵力统计的依据;但其中明显有所遗漏，但按日军惯例后来也就将错就错了。
28日，第33军司令官本多正材中将发来的赏词大同小异，不过是再次通告全体人员：援兵屡次努力失败，战局已经难以挽回。品野实说，电报只字不提最后时刻是否可以突围逃跑，“丝毫没有悔过和自责的表示”。此时，松山阵地日军的全部兵力，包括伤病员在内，只剩下300多人了。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从龙陵发给真锅大尉的电令，则要“务实”得多。他再次念念不忘地提醒真锅：“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发生，在事前要尽快将军旗烧掉，将旗冠深深埋入地下，一切公文、个人日记和信件都尽快烧毁处理。”全体日军士兵均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
日军拉孟守备队在松山苦苦地垂死挣扎，其直接长官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不但无力救援，反倒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危机关头烧掉军旗;金光惠次郎和真锅邦人于焦头烂额之际，也将这件事作为头等大事，多次复电汇报处理情况。这一现象，是不了解日本军队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笔者以对旧日本军队的研究，深知兹事体大，可以说这是解读日本军队这只凶猛怪兽的秘密。
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且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
军旗为天皇亲授，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是一个不得了的要紧东西，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松山日军仅有建制不完整的千余人，因为军旗留在此地，仍指定了一个军旗护卫小队。
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但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1941年9月，为策应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第6战区部队发动反攻收复宜昌作战，由于我军以重兵攻势凌厉，据守西岸据点的日军第13师团曾面临烧掉军旗的危机，已经向所属第104联队发出预令，且准备好了师团长以下高级将领剖腹自杀的场地，后因援兵到来逃脱了厄运。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仅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113联队和第148联队。这实在是中国军队八年抗战最值得称道的骄傲!
哪场战役令日军首脑哀叹是华南最丢脸一战
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日军大队长长濑被击毙，日伪军官兵五六十人被击毙击伤；游击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弹药辎重一大批，还缴获了几匹战马。在广州的日军首脑事后哀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战。”
70多年前，为保家卫国，千千万万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慷慨赴难，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华南，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这也是继华北、华中之后的全国第三大敌后战场。
70多年后，我们从曾惨遭日军14个月大轰炸的广州出发，来到韶关——广东的抗战中心，来到南澳岛——广东抗日第一仗遗址，来到平型关大捷遗址……
累累弹痕今犹在，血肉长城谱壮歌。
一个个勇赴国难的悲壮瞬间，一个个浴血奋战的英烈形象，一次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在战火中重生，中华民族洗去百年屈辱，赢得民族尊严，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抗战硝烟早已散尽，抗战精神永存世间。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我们汲取前行的力量，迈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自7月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启动“重走抗战路”1+x采访报道活动，南方日报、南方杂志、南方网、南方周末等派出多路记者，重走先辈们的抗战路。“重走抗战路”子系列今起推出第一期。敬请垂注。
走进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随处可见保存完好的抗战遗迹：交通站、粮食加工场、祠堂、报社、书院、练兵操场……这里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刘氏客家村落，也是华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为完整的抗日旧址。
在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中，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华南敌后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纪念馆、旧址，我们抚今追昔，搜寻当年发生在东江边上的抗战故事。
党史资料记载，东江纵队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先后建立了7个县级政府和一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的艰难情形下，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兵力的抗日劲旅。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共作战1400余次，歼敌9000余人。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百花洞村位于东莞大岭山镇以西4公里左右，因住有黄、陆(“绿”的谐音)两姓村民，犹如百花盛开时的两朵花，村后的马山有个龙岩洞，故名百花洞。1941年夏，这里打响了一场持续两天一夜的百花洞战斗。
资料记载，1941年6月10日，驻扎在莞城的长濑大队400余日军和部分伪军，在大队长长濑率领下，兵分两路，准备在11日拂晓合围偷袭大岭山百花洞村。侦得情报后，游击队抢占百花洞西南的小山头制高点准备迎敌，同时在百花洞东大公岭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
日军自以为此次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岂料还未到达百花洞就遭遇伏击。长濑大佐骑着高头大马带领部队从北面直扑过来，不料刚进伏击圈，就被游击队一名战士连发几枪击中，应声倒地。日军瞬间慌了阵脚，有的仓惶跑到了荔枝园，有的卧倒在田沟里抵抗。
“听到枪声，百花洞附近各村的群众听说鬼子被包围了，也纷纷拿着锄头、扁担和木棒登上山头前来助威，爆炸声和喊杀声响彻山间。日军被包围起来，龟缩在阵地等待救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王国梁说，第二日下午，日军收到情报后，从广州、莞城派出1000多日军增援，才把被包围的日军解救出去。
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日军大队长长濑被击毙，日伪军官兵五六十人被击毙击伤；游击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弹药辎重一大批，还缴获了几匹战马。在广州的日军首脑事后哀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战。”
“当时第三大队三个中队总共只有200余人枪，仅有两挺轻机枪，武器装备均不如敌人。但他们不怕强敌，敢与敌人拼个高低。”对这场战事，王国梁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这一仗，打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军威，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东江地区抗日军民的信心。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的儿子曾德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游击队得以生存发展，靠的是无数举家参加抗日的爱国群众，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无私援助。“爷爷做海员时辛苦攒下了一些积蓄，回国后在老家购置了10多亩土地。游击队组建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父亲说服母亲，将土地全部变卖了。”
力阻400日兵5小战士殉国
位于东莞凤岗镇沙岭村的老虎山，是当年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代号“飞鹰队”)“小鬼班”五少年牺牲的地方。
“小鬼班”班长黄友，年仅17岁，东莞凤岗德岭人。他和其战友的遗体，如今就葬在东莞凤岗革命烈士陵园里，苍松翠柏，安静肃穆。伫立于绿荫掩映的“黄友亭”前，仿佛又看到了英雄少年当年行军冲锋的英姿，又听到了他们奋勇杀敌的怒吼……
广九线横贯东莞，是南方一条重要的铁路线，日军的物资武器装备调动，全靠这条线路保障。1938年，日本侵略者从大亚湾登陆后很快占领广州，随即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线。1943年冬，飞鹰队奉命进入广九铁路东侧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
在位于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里，解说员向我们讲述了“小鬼班”英勇阻击日兵的事迹：1944年7月22日，飞鹰队在潭屋村歼伪警中队的战斗后，迎着10级台风和暴雨，向雁田撤退。战斗作风勇猛的“小鬼班”担任尖兵队，不料在老虎山脚沙岭村附近与日军藤本大队主力400余人遭遇。敌人很快占据了有利高地，我军被暴露在一大片开阔的稻田地带，形势非常不利。
在黄友的指挥下，“小鬼班”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顺利掩护后面的大部队撤离，但终因寡不敌众，傅天聪、尹林、赖志强、李明等先后牺牲。激战一个多小时后，黄友大腿被打断、身负重伤。最后时刻，他将驳壳枪和挂包里的《党员须知》埋入稻田淤泥里，奋力向敌人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直至光荣牺牲。
战后，飞鹰中队收集黄友等烈士的遗体，找到黄友塞在淤泥里的手枪和《党员须知》。全体队员无不痛哭失声。两个月后，他们用自制的定时地雷，在石马桥巧妙地放置在敌碉堡内，全歼日军一个班，用缴获的歪把子轻机枪等武器，奠祭英雄黄友。
1944年12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出《东江纵队五少年英雄以一当百光荣殉国》的报道。五位英雄少年，就是东纵第三大队飞鹰队的“小鬼班”。一群20岁不到的少年，用稚嫩的双肩担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深深感动着后人。
在敌伪心脏办报鼓舞民众
在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石灰陂村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内，有一座小平房，当年曾是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办公地址。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于1941年创办抗日报纸《大家团结》和《新百姓》，这两份报纸就是后来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前身。
《前进报》诞生在日军、伪军、顽军三面夹击的环境中。时任《前进报》社长、93岁高龄的杨奇，对抗战期间在东江创办《前进报》有着特殊的情结。在他看来，“最为艰难惊险而又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办《前进报》那四个年头了”。
《前进报》是油印，报社无固定地址，经常跟随部队在东莞、宝安和大鹏半岛一带辗转流动。杨奇曾回忆，在东莞厚街镇双岗村，紧挨着《前进报》编辑室巷子的那一边，就住着伪军，中间只隔着一堵高墙，伪军士兵的吵闹声和沐浴时的泼水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由于战斗频繁、环境恶劣，报社工作人员有时住破茅棚，有时蹲山洞，有时在深山密林里或灌木丛中，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工具当作桌子。有时印报遇到风沙，沙砾会铺满蜡纸。那时候，敌人经常来扫荡，挨家逐户搜查，但是报社编辑部得到老百姓的掩护和支持，得以生存下来。
《前进报》所刊登新闻以“短”“多”见著，少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如“战斗简报”专栏，语言通俗活泼，有时还加上一些广东地方方言。也很注重版面装饰，如标题美术字经常变化，重视插图和颜色，刻写和油印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前进报》一共发行百余期，它宣传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抗日主张，报道东江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事新闻，唤醒和鼓舞民众，成为广东抗日根据地战士和群众爱读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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