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为什么不救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而被扣，东北军因而失去统帅。在蒋介石的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下，东北军内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迅速激化，致使这支军阀集团发生蜕变。
首先，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曾任杨虎城秘书的米暂沉认为:“东北军表面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内部是不一致的，既有地域的界限，又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自从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平时内部的许多矛盾趋于尖锐而表面化。”此论断可谓切中要害。东北军在奉军时期就有元老派与少壮派、陆大与士官派、东北与外省籍等派系之分，这种派系之分一直延续到东北军时期。西安事变后，这种派系之争突出表现为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对立。
张学良被扣后，中央军大兵压境，内战一触即发。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元老派与少壮派都激烈主战，这时双方意见一致。但在张学良致信西安方面主张和平解决后，元老派与少壮派开始出现分歧，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主张先撤兵再谋营救张学良，少壮派则仍坚持先释放张学良再考虑从前线撤兵的问题。
1937年1月19日，少壮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在元老派方面，他们虽然倾向主和，但亦始终努力争取张学良的自由。
经过几番交涉，蒋介石于1937年1月19日致函杨虎城时明确表示:张学良回陕是“不可能之要求”。同日，张学良在致杨虎城的信中亦明确强调:“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但直至1月底，西安方面仍然专注于张学良的自由问题。这时张语气更为严厉地表示:“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决策的元老派仍然作最后努力，要求给予张学良名义，最终迫使蒋表示:“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蒋介石自称，蒋名中正笔者注)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
但少壮派并不赞同元老派的主和做法，1月29日，东北军40多名高级军官在渭南开会讨论“战和”问题。在少壮派代表应德田的鼓动下，在场的东北军军官形成了以武力争取张学良自由的决议。中共经磋商后亦决定与张杨同进退。但“渭南决议”与元老派的主张完全相反，并且，这时“三位一体”面临的军事形势已极为不利。
于是，在1月31日有杨虎城、周恩来参加的“三位一体”最高军事会议上，东北军元老派王以哲等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则认为“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于是会议作出“先撤兵再营救张学良”的决定，从而否定了“渭南决议”。这引起了少壮派军官的不满，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张，他们于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等人，是为“二二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元老派的复仇情绪。得悉事件后，与王以哲关系密切的缪澄流、刘多荃由渭南前线回师报仇，少壮派被迫离开西安。派系之争的表面化反映了东北军已经公开分裂。
其次，高级将领的离心。东北军是以张学良为核心的封建性浓厚的军阀集团，它延续了奉军时期“兵为将有”的私军特点。在东北军内部，每支军队又以其将领为核心形成小集团，因而在其军队中，将领都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是军阀治军理念向下贯彻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俨然在一支军阀集团中存在着诸多的小军阀。因而高级将领们往往以军队作为自己升迁的工具，而抛弃东北军的整体利益。以一五师为例，时人即认为:“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个人的升官发财，此外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浓厚，对于三民主义无认识，对于政治无坚决的主张”。
在4月11日信中，宋美龄说：“自我返国，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见面，所以未给你写信，但每次要去看你时，总临时有事……但你……所以，下周末我将可以来看你。”宋美龄说到自己“身体不适”，希望张学良要“仰头振作”。
张学良一算时间，急忙复函，“切请其勿来，因路远而太坏，余可随时随地往见。”信让刘乙光带去台北。
4月24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面带喜色，说他到台北后先见了毛人凤，又去见了蒋经国，“由经国带见蒋先生，一切正在研究中。”并带回了宋美龄的信及糖、罐头等。
宋美龄在信中说：“下周我应该可以和你见面，时间和地点我会通知刘乙光告诉你。”
1950年4月30日，头一天已接到通知，让张学良今天去蒋介石大溪官邸，说“蒋夫人”约见。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宋美龄虽极少见面，但彼此之间书信未断，宋美龄总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随信还寄来各种礼物，不时地询问需要什么，为他请来伴读明史的学者；怕他寂寞，寄来了杂志；甚至寄来了小狗的照片，告诉张学良，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是否需要送来一只做伴……
接到通知后，张学良辗转于榻，一夜未眠。
早上五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11点到大溪蒋家别墅。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饭后，蒋夫人问张学良对她有什么话说吗，张学良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两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宋美龄答应了，说写给家中的信由她转。
这是张学良与宋美龄自1937年浙江奉化一别，在台湾大溪，一次短暂匆匆的会面。一晃十余年过去了。1937年4月10日，宋美龄在奉化雪窦山妙高台招待张学良、于凤至午餐，在座的有宋子文、端纳、董显光，饭后大家一起打牌。4月14日，宋美龄还单独请了张学良、于凤至吃饭。1950年4月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次见到宋美龄。这一年，张学良50岁，宋美龄53岁，都到了“知天命”之年。当年被宋美龄称为“绅士”的张学良顶发已谢，而宋美龄风采依旧，两人相见，更多是无语相对，同为孤岛“沦落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两点半，夫人离去，余等返回，约晚九点半方到井上。”也就是说从井上温泉到大溪蒋家官邸，来回山路跑了近7个小时。疲惫与兴奋交织，在昏暗的油灯下，张学良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天。
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张学良的山居生活多了几缕色彩。陆续收到家人的信件，伊雅格从美国寄来了钱款，送来了相机……
中秋时节，宋美龄托人送来月饼、茶叶、水果、杂志等。佳节思亲，读到于凤至从美国的来信，以及子女闾瑛、闾玗、闾琳的信，张学良、赵一荻自然倍感欣慰。儿女们在美国有于凤至照看着，让他们少了几许牵挂。收信、复信成了张学良、赵一荻幽禁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
1951年4月21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直奔张学良屋内，说“蒋夫人安排，有一人要见你，明天一早去大溪”。张学良纳闷急问“见谁”，刘乙光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又起个大早，中午12点才到大溪，去蒋家别墅坐了一个小时。张学良一看，进来的人竟是伊雅格！张学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展看伊雅格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伊雅格来看你，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几个字，我非常感谢你记得我的生日，你送给我当地(高山族)生产的布料，很可爱，我特别喜欢其亲和的颜色。”
宋美龄3月4日(农历二月十二日)生日时，张学良寄去了贺寿信，并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以原始方式织染的布料作为寿礼送去。当时张学良听说宋美龄身体欠佳，也去函问候。宋美龄谈及自己“因不慎从梯跌下，在床上躺了三周……这样行走不便还会保持几个月……”在信的最后，有这么一句：“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物品，请随时告诉我好吗？”
伊雅格的到来，真是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知道这是宋美龄专门为他安排的会见。故人相见，久别重逢，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伊雅格与张家三代人熟稔，是张学良年轻时的挚友，按张学良的话说是“可以引为终生的朋友”。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孩子闾琳，就是托伊雅格在美国安排一白人家庭科恩夫妇家中寄养的，当时科恩夫妇的儿子与闾琳同岁，这样有一小伙伴相陪。两人谈到下午4点才分手，伊雅格带来了几份银行文件让张学良签字，这些钱对张学良来说，真是千里送“重金”，患难之时，更显朋友之“赤子之心”。
天色已晚，夜行山路不安全，张学良只能留宿蒋家的卧榻旁，是否能够安然入睡？不得而知。4月23日早7点动身，下午1点，载着一车的各种礼物，张学良带着蒋夫人、宋子文的信及家信，也带着见到伊雅格的喜悦赶回井上温泉。他知道等在井上家中的赵一荻，一定有些着急了！
宋美龄之所以安排张学良与伊雅格会面，是希望通过伊雅格的渠道，让张学良更多地了解在美国的家人情况。11月，伊雅格两次来台，带了一台英文打字机，请宋美龄转交。宋美龄在11月27日的信中写道：“从伊雅格告诉我消息，我很高兴一切都很顺利。”宋美龄讲述了“凤姐姐”及几个孩子的情况后，也谈到闾琳，“我不认为你需要担心他，我们应该知道少年男孩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成长，来认识自己，何况他是聪慧的男孩。”
宋美龄以女性的细腻、优美的语言来讲述这一切。“你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能给你这么多伊雅格给我的好消息。”
收到这些礼物，在1951年岁末，张学良用英文打字机给“凤至及儿孙”复信，给伊雅格致信，并“上蒋夫人”谢信，将家信等附去请代转。在给家人的信中，寄去了张学良在井上温泉拍照并冲洗的40张照片。
宋美龄到了台湾后，也许是不习惯台湾岛亚热带的气候与水土，身体一直不适。先是不小心摔了，背部受伤，隐隐疼了好长时间。接着感冒，又受到神经性皮炎的困扰，试用了各种药均不管用。她在1952年1月25日给张学良的信中抱怨：“医生说，最彻底的治疗，还是充分休息，放松心情，忘却烦忧——说得容易，但我如何能做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困难时间。”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新春”礼物，“年糕是自制的，咸肉是我们自养的猪腌制的”，还送了拼图玩具，“希望你喜欢这些拼图，那会令人着迷的。”还有粉丝、枣、桂圆、粽子、袜子、杂志等。
张学良的身边没有什么好的礼物回赠，唯保存了一些过去收藏的古画及画册，他听说宋美龄喜欢画画，就送了“蒋溥年的画册”。
研习国画，成了宋美龄放松心情、修身养性的爱好，“据我的老师讲，我的画风及笔法近似石涛、沈石田，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学习他们的画，但在台湾很难取得他们真迹来研习……”张学良收到信后，托人又送去了查士标画册。
5月的井上温泉，气候宜人，草木葱郁，而台北却炎热蒸人。这样的湿热环境，对于宋美龄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在收到张学良送来的画册时，她刚好完成一幅画，便题了款，请人送交张学良。这是一幅临摹石涛的画。
“我希望你会喜欢，请你包涵我的生涩笔法，到底我学习国画仅11个月，我的原则是不将我的画送人，同时我知道还有许多该学习的，而且目前离我自定的标准，还相差甚远，但我将此画送你留作纪念。一幅美龄初学的画，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
1952年的夏天刚过，宋美龄决定去美国看病。即便在美国，也不忘托人给张学良送去食品。张学良在10月20日忽然收到台北送来四包食品，“不明何人所赠，后来询明系蒋夫人送的，即复函谢并问病(因夫人在美治病)，托毛局长转寄。”1953年2月12日，“台北送来年礼四包，云系蒋夫人所送。”
宋美龄在美国待了将近半年，1953年3月27日返回台湾。5月1日，信差送来了“蒋夫人来函，附来家信，伊雅格信及孔庸之(孔祥熙)等信，共23封，45页，外附衣物两大包。”
在美国期间，宋美龄见到张学良的女儿闾瑛及女婿，“他们都很好”。于凤至到旧金山的医院探视，被医生谢绝，“我未能见到她，我感谢她，也觉抱歉。”宋美龄还为张学良带了四件夏威夷衬衫，并在信中交代：“这些衬衫是着于长裤外的，而不是穿在长裤腰带内，我希望你穿时感到凉爽。”
1954年，备受“神经性皮炎”困扰的宋美龄再度赴美就医。10月23日返回台北后，25日立刻给张学良去了一封信：
“我前两天刚回台北……在旧金山见到凤姐姐，她到医院来看我，次日我们一起吃晚饭……她能说英语，而且她看来比我十年前见她还要年轻十岁，我既惊讶又高兴，见她如此自立……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心神非常宁静，但她非常想念你。”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收音机。当时台湾竹东山区除了山地居民原始耕作外，与外界多无联系，交通尚不通畅，更谈不上电及电话，晚上多靠油灯照明，国外友人或朋友送来的小电器，张戏称“多为废物”。宋美龄送来收音机时交代“我已装了电池，你打开就能收听……我希望它带给你乐趣”。
这是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唯一能使用的“家用电器”，也使他后来养成听收音机的习惯。张学良因伴油灯熬夜，几近失明，根本无法看清收音机上的波段，他在卧室摆放了好几台，请人分别固定好波段，这样他想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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