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谈到企业改革，为何提倡毛泽东到延安做的三件事
整理 | 国历君
今年1月，来自全球各地的300多位浙商代表齐聚杭州，参加“2016年浙商经济形势分析研判会”，1月10日，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会上发表讲话，当谈到改革时，马云说，改革不能指望冗长文件，而要有毛泽东的南泥湾精神、有前瞻性地运用小组织系统：“在困难的时候守住自己的几亩地，把亩产量搞好。”
那么马云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到延安的哪三件事呢？第一件是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干部；第二件是延安整风运动，统一价值观和使命感，重塑理想主义；第三件是南泥湾开荒，也就是大生产运动，先活过去再说。在马云眼中，在经济形势恶劣的情况下，任何企业都应该思考这三件事，对未来继续保持乐观。
国历君细细想来，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是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但这么连起来一看，还真是环环相扣。马云是做企业的，今儿不妨从管理的角度、正面的角度，再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励志故事。
01
第一件事
1936年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面临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毛泽东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办法有很多，然而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
1937年春，中央军委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今天，在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珍品展厅中，有一件珍贵的档案。它长56厘米，宽40厘米，残缺和发黄的纸上清晰地印着：“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一宗旨、二资格、三年龄、四报名日期、五报名地址、六考试科目、八录取人数、九待遇、十教育科目、十一毕业期限、十二校址、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大工作。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
从这时起，抗大开始公开招生。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中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
印度援华的柯棣华大夫，看到从八百里莽莽秦川走来三五成群的青年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时，不禁赞叹：“奇迹，奇迹，真是奇迹！”
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所有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教授教员，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时有些人给讲一讲，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学习。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大学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
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了100多个小时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学员们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炫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延安苦啊！”当时国统区的媒体会这样定义延安的学习生活。事实也的确如此，抗大是没有教室的，学生们夏天在树荫下或打谷场上听讲，冬天在破庙、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里上课。门板就是黑板，白土搓条晒干就是粉笔；背包是凳子，膝盖是桌子；子弹能变成蘸水笔，锅底灰、煤灰来调成墨水。想一想简直太励志了。
抗大的伙食主要是土豆、萝卜、小米饭。从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有时每天只发几两黑豆面。为了填饱肚子，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
对于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石器时代的人，但学的是最进步的科学。”斯诺也曾评价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据统计，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当月就共开垦1万余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和绑腿，全校肉菜也由学员自己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抗大第一、第二分校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后来，抗大建立了12所分校，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延伸至甘肃的庆阳。
抗大8期12所分校培养的抗日军政干部达20余万人。新中国成立后，抗大培养的大批革命干部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1955年，在被共和国授予军衔的军人中，有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和129名少将是曾在抗大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员。
02
第二件事
延安整风时，邓力群在延安马列学院担任学院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他曾说，要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最权威的是胡乔木。而胡乔木曾这样解释延安整风运动产生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比较曲折复杂的历史。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来解决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二是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共许多积极的东西，同时也给中共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许多困难。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与这有关系。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困难。中共还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才产生了抗战初期的王明路线。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1938年为止，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并没有完全解决。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从中国实际出发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风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
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从而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
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整风的酝酿和准备。1940年9月，中央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回顾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全面总结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解决问题。许多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王明的影响还有市场，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还存在，所以在某种适合的条件下，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说：出版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如何了解下层情况，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
到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相当于整风学习的动员。邓力群当时作为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参加了这个报告会，在杨家岭的一间平常开会的房子里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邓力群是这样回忆的：
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宣布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彭真同志。他说是开一个讨论学习的会议，先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得很生动、风趣。他以明快的语言，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和只知有书本的书呆子，很能启发人的思想。会场上的情绪气氛相当热烈、活跃。我回到马列学院，按照自己的笔记向院部的干部作了传达。
毛泽东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刊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映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讲话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这么说，给人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这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认，后来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42年3月23日，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上讲话
运动的第二阶段是整风的发动。其标志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两次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
1942年4月初，中央发出了“四·三指示”，规定了整风文件，要求大家精读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照检查每个人的思想和表现。组织上成立中央总学委，主任是毛泽东。下面还有分学委。中直机关学委的负责人有李富春、杨尚昆等。
经过“学风”的学习，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开始认识只重书本、轻视实际的错误。邓力群当时写了篇短文《把箭向自己射》，登在政治研究室的墙报上。拿到《解放日报》和《学习》版发表，乔木同志把题目改成《我来照照镜子》。
据邓力群回忆，通过“党风”的学习，青年同志各自回顾了思想变化，检查了各自的历史，反省了自己的缺点错误，端正了个人和党的关系，确实增强了党性，有的同志说准确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有的同志交待了过去隐瞒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
接下来，各个单位的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到1943年7月搞了十来天的“抢救干部”。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人竟动用了逼、供、讯；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这时，中央下达了毛泽东的《九条方针》，解放了被审查者，也令审查者认识到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从此以后审干工作转入甄别工作，一直延续到七大前后才结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审查者向被审查者“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1943年9、10月间，整风进入第三阶段——《两条路线》的学习阶段。应当说，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两条路线》的学习。参加《两条路线》的学习，主要是中央各单位和领导干部，几个人编成一组。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和财贸部的李六如等合为一组，先是集中学习《两条路线》那本书。
《两条路线》一书既编进了正确的文件，也编进了有错误的文章。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两条路线》的学习经过一段时间，进入新的高潮。小组讨论，大会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这时又出现了一种倾向，一些受过“左”倾路线打击的同志，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过火批评，上纲到他们有政治问题。有的人毫无思想准备，就在大会上被轰下去，揪上台，要他说清楚问题。
会议开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当时没有说话。会后他讲，会不能再开了，开下去非“炸”了不可。后来，1944年4月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讲话，向大家说明，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分析，弄清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彻底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要实行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方针。这个讲话，对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在这个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党的整风运动圆满完成，为七大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当看作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
邓力群认为，延安整风使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党员终身受益。他们一致得出结论，不到基层锻炼，不到群众中去，不到实际工作中去，是不行的。那样就不会有真知，就不会有改造世界的真本领。整风以后，特别是日本投降以后，延安所有的干部没有不希望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的。
在乔木看来，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发动整风运动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
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
03
第三件事
马云讲到的南泥湾开荒，便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大生产运动是一项战时特殊的经济政策，对于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1940年8月，侵华日军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扫荡”，日军在晋中6县杀害了1600余人，烧毁房屋3万余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坏农具3700余件，抢走大牲畜1300余头。抗日根据地遭受到了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1941年日军的秋季大扫荡持续了近两个多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战士与日军在此期间，共发生了800余次战斗，虽然英勇抗击了日军的行动，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是蒙受了空前的损失。原聂荣臻秘书周均伦回忆：“日本侵略军总共出动了7万兵力，聂帅七天七夜没有睡觉，日本人的扫荡非常残酷，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彻底的摧毁。”
对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的布局，还有一个时间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1941年1月4日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不仅撕裂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抗日战线，而且给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依靠国民党政府拨付的军费和国内外友好人士的外部援助。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而且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一方面是日伪军的残酷扫荡，一方面是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在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更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损失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后续经济补充的能力，大幅削弱。这让下一步的抗日斗争面临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要求各部队“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物质困难”。同年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也发出了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边区群众和各部队、机关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
南泥湾之所以是人们关于大生产运动记忆的核心，是有原因的。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的主任乐天宇和学生们做野外考察时，在延安的固临镇意外发现了一块极适合农垦的荒地，这里水土丰茂，土壤肥沃，完全不是黄土高坡贫瘠荒凉的景象。当地百姓把这片土地称为“烂泥洼”。
有了这个新发现，乐天宇迅速赶回延安，向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进行汇报。听闻延安的附近就有生产粮食的风水宝地，朱德很是兴奋，一个月后，朱德同乐天宇勘察了“烂泥洼”，面对眼前肥沃的土地，朱德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南泥湾。朱德不仅给土地起了名字，在1940年9月到1941年3月期间，还三次亲自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以后，朱德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1941年3月，这个春天，这支八路军整编359旅的部队，分成了四批，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多次到南泥湾参加劳动，对于这场大生产运动，朱德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从1941的春天开始，到1944年，经过359旅的四年耕种，南泥湾从一片荒地，变成了塞北的江南，统计数据表明：
1941年359旅共开荒地1.12万亩，收获细粮1200石，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
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视察南泥湾
1942年，359旅开垦荒地2.68万亩，收获细粮5451石，蔬菜10万斤，每人平均每月能吃到2斤肉，每天5钱油、5钱盐、1.5斤菜，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提高到96.3％和90.2％。到1944年，359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00多头，不仅完全满足了部队所需，而且还上缴了1万石粮食。
写于1942年12月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毛泽东为数不多分析财经问题的专著。在毛泽东看来，系统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大生产运动是保证抗战胜利的重要工作。他在论述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由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了抗日根据地一场不分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级别高低的集体行动。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根据地社会全体参加的生产自救，这也对后来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影响。
在这场生产自救大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引起了今天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在延安发出号召军民生产自救的同时，1942年的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重视金融手段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政府向农业投资增加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农业贷款158万元，帮助农民添置了4980件农具，开垦荒地10万亩。晋冀鲁豫根据地1942年发放农业贷款1657万元，1943年又发放9570万元，一年之内贷款额增加近5倍。
从人力上解决了生产的基础，从金融上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大生产运动让抗日根据地贫瘠的土地，开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从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根据地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给率就达到了60%以上，1943年生产自给率更是达到了100%，边区农民在这一年已经不需要缴纳抗日救国的公粮，边区财政也开始出现结余。经济上的成绩，对军事力量的补充在1944年体现得最为明显，1944年，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正规部队发展到47万人。
1945的春天，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中国人只有首先取得了经济战场上的胜利，才能决定抗日战场上最终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推动力，将彻底改变中国抗战的历史。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社论，他说大生产运动“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整理资料来自：
教育部网站，“抗日军政大学：勠力同心播火种”，原载《中国教育报》；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石仲泉：《“延安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5月；
央视财经：《抗战财经记忆》第二集等。
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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