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彧 兼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
东汉末年，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最终获胜的却是被称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这在世家大族操纵政局的历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招揽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为一流的谋臣策士，荀彧屡呈妙计，出奇制胜；作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协调，疏通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稳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迹，评论其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了解曹操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纠正一些传统看法的偏失。《孟子·万章》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本文评论荀彧，以知人论世为宗旨，不做简单之价值评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兖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１６３－２１３）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１］。东汉之世，大族名士操纵社会舆论，家资、门第对士人的前途影响甚大。荀彧有这样的家资作为凭借，其未来仕途当然会一帆风顺，《三国志》本传上载，南阳何颙顺便称其为“王佐才也”。中平六年（１８９），彧举孝廉，拜守宫令，再迁亢父令。但就在此时，洛阳政局发生了变化，先是袁绍诛灭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阳，以至引发了关东地区的武力反抗。其时冀州牧韩馥是颍川人，荀彧携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绍已夺取韩馥之位，绍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乡里，“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２］。董卓西迁后，关东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以至争城夺地，“以还相吞灭”［３］。在这种纷扰混乱的局面中，广大士人无不反复思量，进行着关乎未来命运的选择。在诸多军阀中，袁绍声名最著、实力最强，而曹操势单力薄，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基地。我们知道，曹操早年军事势力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出身阉宦家庭，缺乏社会基础，故其内心颇觉自卑，［４］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志有限”，又“常自损”，反董卓之乱时，初次募兵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扬州，险些丧生，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迁后，操为奋武将军、东郡太守，尚须仰仗袁绍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荀彧却由袁绍幕下转投曹操，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荀彧“明有意数”，他做出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下定决心，而绝非一时冲动。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二点原因：一是苟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５］，但袁绍却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曹操对袁绍等人在反董卓时拥众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深表不满，屡“责囔之”，［６］并以五千之兵出击荥阳，险些丧生，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二是就个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绍不善任人，“终不能定大业”。［７］正是这两点因素，决定了荀彧的取舍。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极，说：“吾之子房也”。此后，从初平二年（１９１）至建安十七年（２１３）的２０余年间，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在他的辅助下，曹操逐渐走上了统一北方的征程。
曹操在兖州镇压黄巾余部，起初颇得兖、豫豪杰鲍信、张邈、陈宫等人支持。但兴平元年（１９０）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谦，张邈等倒戈，迎立吕布，“兖州诸诚皆应布”，“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９］当时荀彧为兖州留事，他以智谋劝退豫州刺史郭贡，稳定鄄城，又命东阿人程昱晓谕东阿、范城守将，“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此役仓卒，全赖荀彧冷静处置。如果兖州失守，曹操进退两难，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即使不被消灭，也会沦为散兵游勇，难有作为。
此一事变，出于肘腋，说明曹操在兖州的统治很不牢固。张邈、陈宫本与曹操亲善，《三国志·吕布传》载邈与袁绍有隙，绍命操杀邈，故“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其实，这只是表层原因，以兖州豪杰皆反，“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的情况看，其中必有深层原因。据田余庆先生考证，“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杀了曾做过九江太守的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１０］。史称曹操杀边让，“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１１］。这里明确揭示了曹操杀边让的危害及其在兖州统治的危机。
面对这种局势，必须对症下药，调整相关战略和政策，以图再举。在这方面，荀彧深谋远虑，在制定新的规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兴平二年，陶谦病死，曹操本想借机攻徐，彧为之计曰：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今虽残破，犹易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不先定。［１２］
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战略方针，详陈击破吕布的战术安排，坚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弃攻徐之策。毫无疑问，此前曹操对未来局势并无明确认识，头脑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标志着曹操势力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此后，曹操在兖、豫一带收编军队，招揽士人，协调与大族的关系，兴办屯田，遣使入关贡奉，从而声名日著，成为一支重要的割据力量。
迎奉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虽辖有兖州，着力招揽士人，但“赘阉遗丑”的身份一直制约着其事业的发展。如何才能改变形象，与袁绍等人分庭抗礼呢？曹操一直为此而努力。从其发展历程看，其处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该说是在建安元年（１９６）迎奉汉献帝都许之后，而迎奉汉献帝，荀彧发挥了重大作用。
众所周知，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后，早已名存实亡。汉献帝又为贼臣董卓所立，先被挟持到关中，受制于李嶒、郭汜之手，后又被白波贼杨奉等挟持到河东。在这种情况下，关东诸多军阀都有条件迎奉汉献帝。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卷７３校补上便说，当时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诸人“皆尝雄视一时”，其力量足以“匡正帝室”，而“（曹）操之势尚微”，不能与诸强争先。但袁绍等以为汉运已尽，急于取而代之，袁术便是最早称帝号者。这便给曹操提供了一个机会。早在初平、兴平之际，毛玠便建议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同时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１３］胡三省曾说：“（曹）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二事乃玠发其谋也。”［１４］这是就谋略而言，但实际上当时曹操在兖州立足未稳，还无力付诸实施。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兴平末年。当时献帝自河东还洛，曹操议迎天子，但幕中发生分歧，有人以“山东未平”为由，极力反对，曹操犹疑未决。在此关键时候，荀彧力排众议，主张立刻迎奉献帝。他指出：
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累，明矣。……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１５］
在这段对话中，荀彧力陈迎奉天子是“从民望”、“服雄杰”、“致英俊”的关键，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举，这在历史上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果然，曹操亲赴洛阳迎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候”，取得了极大的舆论优势，为其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如所周知，东汉王朝虽名存实亡，但两汉绵延数百年，倡行儒学教化，士人尤重名节，出处去就无不讲求儒家道德规范。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谁拥戴汉献帝，谁便取得了“名份”，追随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节之忧，从而获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对此，王夫之便感叹“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维持也大矣”［１６］。当然，在王朝更迭之际，真正殉难守节者毕竟是少数，那些操纵权柄的军阀更无忠义可言，关键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说：“名存而实亡，愈于名实之俱亡”［１７］。王夫之说得更明白，“夫无君之心”，曹操无异于袁绍，“操之胜也，名而已矣”。［１８］
汉献帝既然只是一个工具，那就有一个利用的问题，利用得好，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弄巧成拙。董卓、李嶒、郭汜等都挟持过汉献帝，非但没有获取多少赞誉，反因凌辱天子而遭唾弃。袁绍恐怕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有所畏惧的。但从曹操的情况看，他对献帝这张牌使用得很成功，而这一功效的取得，与荀彧居中协调关系甚大。献帝都许后，荀彧任汉廷侍中、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１９］。荀彧作为大族名士的“首望”、汉廷的宰辅和曹操的谋主，成为联结士人与曹操的纽带、沟通汉廷与曹幕的桥梁，有效地协调其间的关系，化解其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曹操迎奉汉献帝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袁术之谋士张承、公孙度之谋士凉茂，吕布之谋士袁涣等都以为曹操“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２０］。其他如关陇、河北、荆襄和江南诸地人士都有类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纷纷投归许都，［２１］出现了“是时许都新建，贤士的这使得曹操大夫四方来集”［２２］的情形。如王朗、华歆、陈群等中原胜流都是在此前后归附曹操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诸人，并且取得了正统名份，而其他割据者皆沦为偏霸与僭逆，只有坐以待毙了。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才是举，明确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以破除汉末尚名背实，朋党交结的弊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片面化的倾向，以为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是专用来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与大族似乎水火不容。这是简单化的不正确的看法。
东汉之世，世家大族一直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种特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各地区的大姓豪杰之士成为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割据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则其割据便难以成功。这样，曹操也必须注意招揽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杀一边让而举郡皆反的悲剧。因此，他虽力行“唯才是举”，但“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２３］。依我之见，曹操与世族名士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以合作为主，这不是故意曲为之解，只要我们将当时其他割据者与大姓名士的关系略作考释，便会明白这一点。如袁绍虽为大姓子弟，但割据河北“征北海郑玄而不礼”，又“逼玄随军”南征，还责命曹操杀杨彪、梁绍和孔融，［２４］至于诛杀田丰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孙瓒据幽州，“多所残害”；“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２５］“缵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２６］。公孙度据有辽东，对郡中大姓“皆以法诛，所夷灭者百余家，郡中震栗”，甚至掘冢焚尸，以泄其恨。［２７］陶谦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赵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见疏”，或以谏争“拘执”，“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２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２９］，所谓“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孙氏兄弟先后诛杀了许贡、盛宪、周昂、周昕、周颙、王晟、沈友、高岱等。［３０］如再追述孙坚攻杀王容、孙策害陆康的史实，可以说孙氏父子双手沾满了世族名士的鲜血。
与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过类似的举动，如他先后杀害过边让、孔融、杨修等名士，但并没有像公孙瓒、公孙度、陶谦等人那样，始终以大族为敌，以斩尽杀绝为快，而是尽力招揽士人，争取他们的合作。曹操这样做，除了有汉献帝都许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点因素。其一是他本人虽有阉宦家庭的背景，但他进入过太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士大夫阶层多有共识，并一再得到桥玄、何颙、许劭、李缵、王俊、袁绍等人的奖掖与好评。［３１］故唐长孺先生说：“（曹操）虽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挤入了名士行列”［３２］。这使得曹操能够与名士交结与沟通。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关键时刻劝阻曹操，以免发生过激之举，如阻止曹操拘捕杨彪。更重要的是他从长远计，大量引荐名士进入曹操幕府，逐渐改造曹操政权的性质。曹操收罗人才，荀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荀彧的特殊身份与举荐之力，曹操绝不可能网罗那么多的大姓名士。关于这一点，《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载：
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或问（钟）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颜子，自以不及，可得闻乎？”曰：“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聪明，每有大事，常先谘之荀君，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受命而行，犹或不尽，相去顾不远邪！”
上述人物多是汉魏之际大姓名士的代表，后来成为曹魏政权上层的骨干，也成为魏晋士族门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荀彧举荐的名士远不止这些，可考者尚有仲长统、孙资、严象、韦康等，后来曹操平定河北与荆襄，荀彧也举荐当地大姓名士。荀彧举人，虽重门第阀阅，但更重才识与德行，故其所荐之人多名符其实，有吏治执事之能。旧史上多称其慧眼识人，用心平允，《三国志》荀彧本传注引《典略》云：
或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或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其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
荀彧所举之才，虽来自北方各州郡，河南、河北、关东、关中皆有代表，但细究其籍贯，尤以颍川人士为多，如荀攸、钟繇、杜袭、戏志才、郭嘉、荀悦、辛毗、赵俨等，这不排除其乡里观念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颍川是曹操掌握的势力范围，一直是东汉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特别盛产谋略与法治之才，当时人便盛称“汝、颍多奇士”［３３］。所谓“奇士”，就是指具有出众政治才能的名士。［３4］因此，荀彧所荐人才正与曹操用人唯才的标准相合，如戏志才、郭嘉、荀攸等都是当时一流的谋略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曹操所用人才多来自大姓豪门，这样的人才越多，其政权性质的变化便越大，从而逐渐向大族名士靠拢。同时，荀彧建议曹操重视儒学，倡行教化，即“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又说：“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３５］很显然，荀彧希望复兴儒学，从而抑止当时盛行的刑名之治。当时陈郡袁涣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这都说明了儒家大族人物试图改造曹操政权的意图。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艰难的过程。但荀彧辅佐曹操，“从容与太祖论治道”，使得曹操虽与士大夫阶层间有冲突，但始终以合作为其主流而不至陷入破裂的窘境，从而形成了魏晋士族的一批核心力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晋书·荀勖传》载曹操之言曰：“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文休之退恶，不退不休。”对此，《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曰：“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由此可见，汉晋间士人无不以荀彧为“仪表”，连一代枭雄司马懿也不忘其提携之恩，崇敬有加。也正是这个司马懿，最终代表儒学大族颠覆了曹魏政权，使历史又回到了东汉时期大姓名士执掌政权的轨道，并逐渐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的局面。这样看来，司马懿对荀彧的崇敬一点也不奇怪。通过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感情沟通，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汉晋间历史的变化及其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
官渡之役：“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建安五年（２００）发生的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此前，袁绍割据河北，辖地最广、士众最盛、实力最强。但曹操终以弱胜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若单就荀彧个人的作用看，不能不说他谋划之功甚巨。
首先，荀彧洞悉局势变化，比较袁、曹优劣，激励曹操斗志。袁绍兼并河北四州后，对曹操挟持天子深表不满，“内怀不服”，“其辞悖慢”，曹操深感压力，“出入动静变于常”，并以绍书示彧，以“力不敌”为忧。袁、曹决战势所不免，两强相争，勇者胜。荀彧开导曹操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必弱”，而双方相较，曹操在用人、机谋、治军、德行诸方面都胜过袁绍，以“四胜辅天子”，无往而不胜。［３６］当时，不仅曹操心怀忧虑，史称“绍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３７］。孔融便直言袁绍南下有必得之势。而荀彧镇定自若，反复申述曹操的优势，消除了许都士众的恐慌心理，坚定了抗袁的决心，并着手进行军事上的准备。
其二，战略规划与战术安排。与袁绍相比，曹操在军事实力上毕竟处于下风，要想取得决战的胜利，必须精心规划，制定出可行的战略与战术。早在建安二年（１９７）荀彧便预见到了未来的袁、曹决战。当时曹操北边有劲敌袁绍，东面受制于据有徐州的吕布，南面有张绣、刘表，西面则有关中的马超、韩遂，曹操多面受敌，这是兵家之大忌。为解除这一困境，荀彧要求曹操乘袁绍忙于兼并公孙瓒之机，东击吕布、西定关中。《三国志》荀彧本传载此策曰：
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
曹操依此计，建安三年破张绣、擒吕布，并以钟繇督守关中，解除了四面受敌的困扰，从而全力经营北部边防，准备与袁绍决战。
其三，在战争中稳固后方，鼓励曹操待机突击。建安五年袁绍举军南下，双方相持于官渡。由于曹操兵少力薄，人们以为操必败无疑，故许都以南各郡县纷纷响应袁绍，军中不少将领也暗中与袁绍通消息。《三国志·赵俨传》载：“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同书注引《魏略》说：“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此情此景，确可谓“四方瓦解，远近顾望”［３８］。这种危局若不迅速稳定下来，曹操必然军心动摇，自行溃败。这一重任又落在了留守许都的荀彧肩上。他首先平息朝臣的反曹情绪，进而加强对谯郡、颍川等地的控制，平息叛乱，稳定前线的军心。如阳安郡守李通为支援前线，“急录户调”，赵俨上疏荀彧，以为“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操之过急，“必致寇害”，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致使“上下欢喜，郡内遂安”［３９］。由于荀彧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措施，从而逐渐平息了地方叛乱风潮，使曹操得以坚守官渡前线。
官渡之役，袁、曹相持约有半年，袁绍兵多粮足，而曹操缺兵少粮，相持既久，曹操难以固守，想退师许昌。荀彧得其信，以为事关生死存亡，立即回信说：两军相峙，“先退者屈”，“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４０］。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荀彧此策的正确性。不久，曹操得许攸的情报，以奇兵袭乌巢，一举击溃袁绍。曹操后来坦言：“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自百，臣众怯泪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４１］官渡战后，曹操又想退师，荀彧劝其坚持河南防线，以免袁绍死灰复燃，酿成后患。曹操从之，终于建安九年（２０４）攻克冀州全境。曹操后来说荀彧“建此三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他又称荀彧自入幕以来功勋卓著，“天下之定，彧之功也”［４２］。直到东晋初，王导还说：“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４３］这说明荀彧的辅佐之功是世所公认的。
余论：关于荀彧之死
作为东汉末大姓名士的领袖，荀彧全力辅佐曹操，可谓尽忠尽责。但随着北方的渐归统一，曹操开始图谋甩掉汉献帝这个包袱，经营自己的天下。这对荀彧来说是极其残酷的，意味着他寄希望于曹操恢复东汉王朝之旧貌的愿望彻底破灭。建安十七年，董昭劝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曹操正在谋取东汉王权，故荀彧极力阻止曹操进爵，以为“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４４］荀、曹从此失和。荀彧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在有关士大夫名节的问题上绝不会让步。他不会像孔融、祢衡那人嘻笑怒骂，更不会像董昭那样与世浮沉。汉献帝的存在是他维护名节的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已无可退却，这便决定了他坚决反对曹操进位而不妥协。从曹操方面来说，其进位已是水到渠成，他后来虽说自己甘做周文王，但必须为其子孙代汉做准备。这便决定双方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以名节自持的荀彧与握有生杀权柄的曹操相抗，其结局必然以悲剧告终，就在这一年，荀彧在寿春仰药自尽。此后曹操又杀了杨修、崔琰等名士，迫使大姓名士让步。及至汉魏易代之际，王朗、华歆和陈群等名士只有随声附和，扮演劝进的二臣角色。
俗谚云：“盖棺论定”。荀彧一生虽多有坎坷，但功绩卓著，以死守汉臣名节，似应早有一公允评价。但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云：“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据卢弼《三国志集解》卷１０，袁宏、杜牧、王应麟等均持有类似看法。这实际上把曹魏代汉视为僭逆，其罪孽尽在荀彧辅佐曹操，显然有失偏颇。与此相反，范晔、司马光等通达的史学家则对荀彧称赏有加，肯定其历史业绩，与今天的历史主义态度多有切合处。确实，荀彧一生高自标榜，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一以贯之，“乃心王室”，这是他助曹平天下的原始动机，也是铸就他人生悲剧的症结所在。清代学者赵翼对此体悟颇深，可谓文若之知音，故将其评论照抄如下，以作本文之结：
……献帝遭董卓之乱后，四海鼎沸，强藩悍镇，四分五裂，彧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臣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业。其劝操迎天子之论，可知彧欲藉操臣汉之本怀，且是时操亦遽未有觊觎神器之心。及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见忌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其白于天下矣！［４５］
细读此论，静心体味，荀文若之死非复无益矣！
［１］《后汉书》卷６２《荀淑传》。
［2］［8］［9］［１2］［１5］［１9］［36］［40］《三国志》卷１０《荀彧传》。
［4］参见拙文《汉末风尚与少年曹操》，载《南都学坛》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5］［7］［37］［41］［44］《后汉书》卷７０《荀彧传》。
［6］《三国志》卷１《魏武帝纪》。
［１0］《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辑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１3］《三国志》卷１２《毛玠传》。
［１4］［１7］《资治通鉴》卷６０胡三省注。
［１6］［１8］《读通鉴论》卷９。
［20］见《三国志》卷１１张范、凉茂、袁涣三人本传。
［2１］参见万绳楠《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一文的有关考证。该文载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22］《后汉书》卷８０《文苑·祢衡传》。
［23］［32］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辑入《魏晋南北朝史拾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24］见《三国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后汉书·郑玄传》、《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魏书》。
［25］［26］［27］《三国志》卷８《公孙缵传》、注引《英雄记》、《公孙度传》。
［28］见《三国志》卷８《陶谦传》、卷５２《张昭传》。
［30］《孙吴的建国道路》，辑入前揭《秦汉魏晋史探微》。
［3１］参见《三国志·魏武帝纪》、《后汉书·党锢·何颙传》。
［33］《三国志》卷１４《郭嘉传》。
［34］参见胡宝国《汉晋间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39］《三国志》卷２３《赵俨传》。
［43］《晋书》卷６５《王导传》。
［45］《廿二史札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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