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五四运动声讨的三大卖国贼的结局如何？
1、章宗祥
章宗祥，1879年生于浙江湖州吴兴，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学成后归国。1903年到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后又出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
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1914年任司法总长。
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任期间，代表中国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当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到我国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爆发五四运动。适年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于将其免职。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乡籍，宣告出族，并议决查封其家产。1920年，章宗祥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又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长期寓居青岛。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任电力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上海，1962年去世。
2、曹汝霖
曹汝霖，1877年1月，出生于上海。15岁时，曹汝霖学习八股文，并参加科举考试。18岁时他考中秀才，1899年，转入汉阳铁路学堂学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深受刺激的曹汝霖感到汉阳铁路学堂有名无实，遂中止学业，返回上海，后在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又转入东京法学院(即后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1904年，被清政府任命为商务司行走。后在殿试中，获得第二名，成为中国最早的“洋翰林”，随即，被授以主事(六品奏任官)，在商部候补。
1905年11月，日本与清廷协商“日俄战争”后的东三省善后事宜，曹汝霖被抽调作为随员参与此事。随后，被袁世凯调入外务部。1913年8月，袁世凯起用曹汝霖担任外交次长。后作为袁世凯重要的幕僚参与“二十一条谈判。”
1916年4月25日，曹汝霖被委任为交通总长，6月30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将曹汝霖解职，同年12月，曹汝霖出任交通银行总裁。1917年7月，曹汝霖再次出任交通总长，1918年3月，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正任职交通总长兼币制总裁。“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们将矛头对准曹汝霖，火烧赵家楼，是曹汝霖“一味媚日，出卖国权”的下场。1919年，6月10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下令罢免曹汝霖职务。
和章宗祥一样，被免职后，转入实业界，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等职。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1949年去台湾，1950年赴日本。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3、陆宗舆
陆宗舆，1876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23岁时，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3年后，学成归国，任北京崇文门管理税务，历任进士馆和警察学校教习、巡警部主事。1906年，随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陆宗舆为二等参赞。
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中华民国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任为驻日公使。1915年初，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日置益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
1919年4月，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6月10日，被北洋政府罢免。1925年，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40年，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五四”运动与日本有着怎样关系？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日子，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自发爱国学生运动，后来的中国青年节由此得来。而这个事件的爆发，与近邻日本的刺激息息相关。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方是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一方是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西方“后生”美国及其东方“后生”日本，都不是这场战争的主角，但是他们为了自我利益，也必须选边站。
结果，他们都选择了站在英法协议国这一边。
作为“同文同种同价值观”，美国选择英队列，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日本为什么也选站在英国一边呢？须知，在明治维新到一战这段历史阶段，日本可是师从德国起家，为什么战争打起来了，师徒不站在一起，反而去跟别人打老师呢？
这就要涉及到日本这个国家的特别之处及特殊盘算。
一战日本打出的参战标语是“永保东亚和平”及“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颇显“正义凛然”。但当时隔岸观火却洞察一切的的美国一眼看出，日本是别有用心。时任美国国务卿蓝辛指责日本出兵另有野心，日本对德宣战的真正动因在于：出兵山东，打通控制中国大陆的主干道；而山东一直是德国势力范围，所以天赐良机，必须搬掉这个绊脚石。
虽然日本崛起选择的“班主任”是德国，但是战略考量，使他们更愿意与英国结盟。因为英国在远东没有与日本的根本利益冲突，相反却对那些把手伸得太长的欧洲国家有所牵制。
当然，除了战略考量，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忽略，那就——“报仇”。日本是个睚眦必报的国家。“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令他们没齿难忘，因为俄德法干涉，日本把中日甲午中吞下的最大一块肥肉辽东半岛又吐了回去，通过三国干涉事件，日本看出俄德是日本在东亚争霸的主要对手。所以，一战爆发，战略需要加新仇旧怨，促使日本决心向老师开刀。时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参战前发表演说，强调日本参战是对德国鼓动干涉还辽的复仇战。
日本参战受到盟友英国鼓励，英国的海军大臣邱吉尔对日本参战曾发表此见；英日协约国必将获胜，日本参战可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巩固东亚势力。而这，正是日本对德下手的最大动机。
一战于1914年7月在欧洲塞尔维亚打响，而日本的主战场却在中国。历经百日“浴血奋战”，他们从德国人手中抢到青岛的控制权。
当1914年日本人将青岛从德国人手中接管时，中国人尚未愤怒。因为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做出承诺，日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然而，战争结束分配战果时，胶州湾不仅没有回到祖国怀抱，日本反而扩大了独揽青岛的山东特权。
显然，中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欺骗与愚弄。五年之盼，化为乌有。举国愤怒势出必然。
而除了被骗之外，还有一个心理落差因素，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世所共知，一战之前，依据《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已经占了青岛17年。但是并未引发中国大规模抗议活动。容忍德国，容忍不了日本，原因恐怕不是因为德国人比日本文明，而是相比日本，同为东方国家，同为“战胜国”，境况天壤之别。自甲午一败，中国就处于追赶日本的路途中，但到1919年，中国已经追了日本二十五年，差距为何还这么大？“严重挫败感”必然导致国民巨大心理落差。一场“还我青岛”为始的伟大爱国运动就此爆发。
如果说，一战是促就日本成名世界的“天赐良机”，那么“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则是20世纪“天敌”日本刺激中国民间的伟大觉醒。五年积攒的愤怒，终于在一夜间爆发。席卷全国的游行令本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惊骇。三年后，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主权，新生政治力量蓄势待发。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终于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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