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宰相的出处/典故

山中宰相的例子

山中宰相的补充资料

山中宰相

山中宰相，读音shānzhōngzǎixiàng，汉语成语，南朝梁时陶弘景，隐居茅山，屡聘不出，梁武帝常向他请教国家大事，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比喻隐居的高贤。出自《南史·陶弘景传》。

解释

南朝梁时陶弘景，隐居茅山，屡聘不出，梁武帝常向他请教国家大事，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比喻隐居的高贤。

出处

唐.李延寿《南史·陶弘景传》：“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示例

元.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第一折：我那里看家猿鹤年高大，当门松桧树槎枒。常则是道书堆玉案，仙帔叠青霞。端的个山中闲宰相，林下野人家。“

成语故事

在江苏离南京不远的地方，有座连绵几十里的句曲山，传说汉代有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成仙，所以又称茅山。梁武帝萧衍在位时，常有朝廷的使者带着皇帝的信件风尘仆仆地前往茅山，得了回书又急匆匆赶回，一月常有那么几次。有时遇有重大事件，往来频繁，前头刚刚派人捧着诏书、敕告出发，马上又加派使者去催办。梁武帝那么重视茅山的信息，一定是山中住有高人。这人并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位隐居的道士，名叫陶弘景。梁武帝每有军国大事，都要征求他意见，他身在方外，却俨然是朝政决策人物，所以当时人都称他为“山中宰相”。

这位陶弘景，原先也在官场里滚过。他原籍丹阳(今属江苏省)，从汉到南朝宋、齐之间，他祖上和父亲，都有人做过或大或小的官。弘景自小聪明，四五岁时便喜欢读书，九岁便读熟《礼记》、《尚书》、《周易》等深奥经书，十一岁做了某王子的博士官。二十三岁做过南齐巴陵王的侍郎，以后又担任过诸王侍读一类官职，兼掌书记。当时陶弘景所撰的各类官方文件，同行中奉为定式。然而他尽管才高八斗，做的官却都是没有实权的，既不是中央政府中的尚书一类大官，也不是治理一县一地的实权官职，所以他常怏怏不得志。到了三十六岁那年，决意辞官修道，来到茅山。他以为此山号称“华阳之天”，神仙家洞天福地之一，于是自号为“华阳隐居”，在山中筑道馆居住。

梁武帝萧衍未曾做皇帝前，就和陶弘景是好朋友。萧衍初夺得大权预备立国，但取什么朝代名称，一时打不定主意。陶弘景根据当时流传的童谣和预卜吉凶的书籍，说其国号应当是“水刃木处”,拼起来是“梁”字，萧衍采纳了他的建议，定国号为梁。事后，萧衍当然感谢弘景，派人进山慰劳，同时也让陶为他探求些长生不老的道理，炼些丹药。史书上称当时武帝对陶弘景“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书信、问候不停传递，使者车辆在途中一辆接一辆，可以相互远远地望见。武帝知道陶弘景是个奇才，几次想请他出山做官，但陶坚辞不出。皇帝的诏书采得急了，他就画了两头牛让人带去呈给武帝。画中一牛散放在水草间，一牛则被加上了金笼，有人执着鞭子在驱赶它。武帝一看，明白了意思，笑着说道：“这人没有什么荣华富贵的欲念，看来是打算仿效在泥淖中拖着尾巴自由爬行的乌龟(语出《庄子》比喻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哪有招徕的办法?”只是有军国大事，仍然派人咨询，“山中宰相”的名声便是这样形成的。

陶弘景所属的道派叫上清派，从他隐居茅山之后，茅山实际成了该派的中心，史称茅山宗。从他开始，上清派名声大振，从唐到北宋前期，上清派是社会影响最大的道派。陶弘景自己勤于撰述，写有道教教理、历史、养生等方面的著作多种。其中像《神农本草集注》是中国药物学的重要著作，《养性延命录》是养生学方面的著作，《效验方》、《肘后百一方》是中医学方面的著作，在历史上都有相当的影响。

陶弘景

生平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居士，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书法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陶出身于江东名门丹阳陶氏，祖父陶隆，于南朝宋时侍从孝武帝，因征战有功，封晋安侯。父亲陶贞宝，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史书称，陶弘景幼有异操，年四五岁乃好书，“恒以荻为笔，书灰中学字”。九岁即能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孝经》、《毛诗》、《论语》等儒家经典。十岁得葛洪《神仙传》后，“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十五岁作《寻山志》，述说自己倾慕方士的隐逸生活。十七岁后，以才学闻名，与江斅、褚炫、刘俣合称升明四友。齐高帝萧道成及其子萧赜在位时（477～493），陶弘景曾先后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兼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永明10年（492年），陶弘景36岁时，辞去官职。《南史?陶弘景传》里说陶，“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退居句容之句曲山（茅山）修道。归隐以后的陶弘景，仍能“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故梁武帝萧衍“恩礼愈笃”，且“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往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功绩

“六朝霸业成誓水；千古名山犹姓陶。”最先知道陶弘景，即是从清人唐黼墀题陶山寺的这副楹联开始的，“陶山”两字沿用至今想必已经千载，可见陶弘景的个人魅力与历史功绩。

相关信息

就在陶弘景隐居的这一段时期，写下了千古绝唱《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我读陶弘景的这首诗，是在汪曾祺写楠溪江的文章里，一读之下，立即被陶弘景这首晶莹透亮洒脱自如，仿若山岭上悠闲漂浮的白云般的文字所征服。这20个字仿佛脱口而出明白如话，又幽默隽永，绝无卑躬屈节之态，如朋友间坐对调侃，字里行间飘着仙气，显得是那么的怡然自得。从此我记住了陶弘景，记住了陶山。现在选入初中课本的《答谢中书书》也是一篇佳作：“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现在专家们都在考证，他笔下的实景到底是哪里。我却觉得他所描绘的就是温州乡间的典型景色。你看陶公笔下的景观：高山、流云、溪水、翠竹、青林……至红日隐去时，潜游在水底的鱼儿，争相跃出，一派浓重景色。永嘉、瑞安、文成、平阳，哪一个地方不是如此？哎，还考证什么啊！

陶弘景曾在我市的福泉山、寺山采药、炼丹，据说为穷苦人治病，分文不取。百姓感其恩德，称他住过的地方为“陶山”，他种的甘蔗为“陶蔗”。传说，陶弘景修道练功的地方，长年云雾缥缈，诗中又有“白云”一词，所以把张染、沙门山一带称为：“白云乡”（1956年后和另两乡合并为陶峰镇）。现在的福泉山上尚有福泉寺、炼丹岩、白云岭等古迹。

福泉山因为有了这些渊源，所以在乡人的心目中就显得特别神圣。我曾在福泉山脚下的桐浦乡中学担任过3年校长。那是一所处境窘迫的农村学校，学生大量流失，我临危赴任，压力颇大。所以每天总觉得自己有忙不完的事。3年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上山拜谒一下陶公，但直到卸任也未能成行，深以为憾。

今年的10月2日，是国庆假期。我终于能自己驾车奔赴福泉山了。福泉山刚刚新通了公路，路上汽车还比较少，所以开起来很顺畅，谁知开到半山腰，一辆大型拖拉机在拐弯处迎面向我冲来，差点相撞。当时，我紧踩车刹，脑里一片空白，两车相隔不到20厘米，总算是停下。陶公保佑啊！至福泉寺，个个虔诚地烧香叩拜，细看座中的陶公，容颜生动，平静地注视着众生。出寺门，头顶白云飘飘，门前翠竹漪漪，清风怡然，正是陶公笔下景致：绿水淙淙，篁竹深碧，一派幽清旖旎风光。众人皆忙着拍照，我却在心中早已酿好了数篇稿子，现抄录如下：

《登福泉山祀陶弘景》

挂冠神武遁人间，济世悬壶猿戏闲。

凶吉未卜诏令至，白云翠竹真仙颜。

《题福泉山联》

炼丹台边，翠竹、白云依旧昔人去；

盘转路上，青山、道院不改雾霭来。

白云绕翠竹，觉真人至今未远；

峡谷筑丹台，迷虹彩到此探望。

丹灶有否高千尺；

东南可期第一山。

平仄如何姑且不论了。算是表达了自己对陶公的敬仰之情。

陶弘景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药物学家，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校订，是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几个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无统一标准，临床运用相当不便，于是他“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将当时十几家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后编成《本草经集注》七卷，该书新增药物365种，合计730种药物，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为魏伯阳、葛洪之后的中国著名炼丹家，陶弘景对后世的贡献之一，是记载了硝酸钾的火焰分析法：“先时有人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硝大同小异﹐朏朏如握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云是真消石也。”所谓的“紫青烟起”，是钾盐所特有的性质。陶弘景这一记载，是世界化学史上钾盐鉴定的最早记录。

陶弘景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其祖、父皆有书名。《华阳隐居录》称其祖父陶隆善写行书，其父陶贞宝因袭祖艺，善藁隶书，书体以羊欣、萧思话为法。陶弘景则工草隶两体，尤擅长行书，师法锺繇、王羲之，采其气骨成自己风格。传世书迹有《屈画帖》。被宋代黄庭坚称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传为陶公所书。《瘗鹤铭》刻在江苏镇江焦山崖石上，字体厚重高古，用笔奇峭飞逸，既有帖学的流畅，又有北碑的气势和开张，所以虽为楷书，却兼有隶、行两体的意趣，是书法从隶书向楷书转变的产物。所以历代对此碑的评价甚高，被誉之为碑帖交融创新的典型代表，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和书法地位。

陶弘景还著有《与梁武帝论书启》一书，是其与梁武帝论书的信札集，讨论的是锺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的优劣，文辞优美，议论深刻，为后世书家所看重。

经过五胡乱华后，中原基本已经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齐文宣帝高洋崇信佛教，于天保六年(555年),齐文宣帝高洋便灭道兴佛,强迫道士削发为僧。据《资治通鉴》记载，高洋下令境内穿黄衣的道士要么归俗为民，要么剃度为僧，并连杀四位抗拒者，自此之后，北齐境内再无道士踪迹。

陶弘景的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虽然梁武帝对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南梁时期，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正是如此才避免了如寇谦之的新天师道的下场。

后人皆将此事视作齐梁佛道交融的例证来宣讲，却从未分析陶弘景礼佛的真实原因。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陶弘景有悼好友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陶弘景被迫受戒后，假借悼念沈约之实，诉说自己痛苦之心境。苏东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实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陶弘景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

据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载，陶氏著作有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可惜现大多已佚失。今尚存有《真诰》、《真灵位业图》、《登真隐诀》、《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导引养生图》、《养性延命录》、《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以及《天文星算》、《帝代年历》、《华阳陶隐居集》等。如此看来，苏东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实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林新荣文）

民国时期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干支纪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由革命党策动的湖北新军起义在武昌爆发，经一夜激战，起义者夺取省城，次日即布告天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九角十八星铁血旗取代黄龙旗，飘扬在武昌城头。此后40多天，民军在汉口、汉阳与南下清军激战，湖南、陕西、江西、江苏等省则纷起宣布对清廷易帜独立，260余年的清王朝以及沿袭2000余年的专制帝制的崩溃，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值此历史关头，革命党的“共主”孙中山从美国转赴英国，为未来的共和政权争取外交及财经支特；革命党的另一领袖、多次武装暴动指挥者黄兴则从香港赶往上海，偕宋教仁等奔赴武汉前线，随即投入阳夏苦战。

清政府方面，在怒斥弃武昌而逃的湖广总督瑞澄、统制张彪的同时，立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新军，以及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舰队，从水陆两线合击武汉。然而北洋新军并不听调于满洲贵族荫昌，清廷只得曲意敦请三年前罢官在家乡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凯，袁氏则一面与朝廷讨价还价，一面集结北洋部属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对湖北民军给予军事打击，在夺取汉口、汉阳之后，又与民军停战议和。袁氏的谋划是，以民军及各省独立的威势，迫清廷交权给袁氏，又以手握重兵及汉阳一胜之威为资本、以清帝退位为诱饵，迫民军让权。

英、法、日、俄、德、美列强，密切关注中国政情的剧变，一面竞相往长江中下游调集军舰等战力，对民军保持军事压力，一面在清民两方加紧外交斡旋，试图火中取栗，保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辛亥年末的中国，确乎存亡危急之秋，既预留着创建共和的机遇，也面临着分崩离析、列强干涉瓜分的危险。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批江浙沪士绅聚会于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座名叫“惜阴堂”的小洋楼，商讨中国的去向，而楼主是布衣赵凤昌。常州人赵凤昌（1856―1938），不仅是惜阴堂聚会的东道主，更是民国建立前后这关键的一年间一系列聚会的精神主脑。

赵凤昌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席幕僚，昔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流传，足见赵氏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后因政敌攻讦，张之洞忍痛罢黜赵凤昌，赵氏自此脱离官府，却携带着张氏的关系，以一介布衣活跃沪上，赵宅不仅成为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学者的中转站。赵凤昌更在工商经营、政治交际中，建立起广泛的中外人脉，社会影响力日渐壮大，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中，赵氏皆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由于赵氏明确了自己的清朝体制外身份，又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断汲纳新知，故其政治倾向日趋进步。至辛亥首义前后，他的反清立场已基本形成，不过他决非那种呼唤高调的孟浪之士，而是实实在在地于沉潜中推助时代大潮。他与其密友庄蕴宽（1866―1932）等江苏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前后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同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均有深度联系，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其在上海的寓所惜阴堂，成为辛亥首义后一段时间江浙沪政要、士绅与革命党聚会议事的要地。武昌起义不久，赵凤昌即拟订政见五条：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拜永久之竞争。

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

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

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此确为老成谋国之金玉良言。为实现此五条，赵凤昌等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努力。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上海，赵氏即邀集张謇、庄蕴宽及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和孟森等来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上海光复，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赵氏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以惜阴堂为枢纽，江浙沪士绅与孙、章及宋教仁、张謇（季直）、庄蕴宽（思缄）、汤寿潜（蛰仙）等人议及民国创建的种种关键问题，又与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并同外国使团反复沟通，竭力预防列强干涉，促成清帝退位，从而对辛亥首义以后的中国政局走势发生影响。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从武汉转移到沪宁，当然是全国大局演变、各方力量对比所致，然与赵凤昌等人前台幕后的纵横捭阖有相当关系。人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实不为过。此时的赵凤昌鼎力支持孙中山、黄兴。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昭著，赵凤昌等又首先主张袁世凯从大总统位下台。

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历史关头，心忧天下，超越党派，运筹帷幄，大处着眼，实处着手，且始终与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切合，诚古今中外罕见之布衣谋略大师，称之为“民国诸葛”颇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