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十章
一时的愤激给了我非常的精力，使我离开了退隐庐；我一迁出退隐庐，这种精力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我的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又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这个病已经叫我苦了若干时候了，我还不知道是一种病呢。不久我就落到了极其难堪的阵痛的境地。我的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诊视我，给我说明了病情。探条呀、捻子呀、绷带呀，老年病痛所需要的全部器械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严酷的事实使我感觉到，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我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我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了，一切使我热爱生命的东西，我也都解脱净尽了，我在生命中再也看不到一点东西能使我感到人生的乐趣。从此，我只看到痛苦和灾难在妨害我的各种享受。我渴望着使我获得自由并逃开我那些仇敌的那一刹那的到来。不过，我们还是循着事态发展的线索来叙述吧。
我迁居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她很可能没有料到我这一手。我的身体垮得那么惨，天气又那么冷，又遭到了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他们俩——格里姆和她——相信，他们一把我退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定能迫使我开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乞求人家允许我留住在那所我的尊严不容我继续住下去的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他们没有时间去防到这一着，剩下来的只有选择孤注一掷这条路了，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努力把我再拉回去。格里姆采取了第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倒是宁愿采取另外那一条路的，我从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因为她在这封回信里把她在前几封信里所用的那种语气和缓了很多，并且似乎为和好敞开了大门。她这封信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样长久的拖延就足够说明她为回信的适当措词曾感到为难，并且在回信之前曾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是把好话说过了头就会牵累到她自己。但是在她前此写的那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是多么仔细地要在这封信里不漏出半个难听的字眼。我把这封信全部转录出来，好让大家判断一下（乙札，第二三号）：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函我昨天才收到。它是装在一口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路上走着。我只能回答你的附注；至于信的本身，我不很理解，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想把全部经过都当作是出于一种误会。现在再谈那附注吧，你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本来是约好了的，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过你的手付给他，使他能更好地感觉到他是依靠你的，以免他再和他的前任一样，跟你闹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头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给你了，并且在我走之前不多天，我还跟你约定，将来你预付他的工资，我还是要归还你的。我知道，你先曾推辞，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你预付的，当然要归垫，彼此都有约在先。卡乌埃曾通知我说，你没有肯接受这笔钱，这里面必然有些误解。我现在叫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不依成约，硬要为我的园丁出工资，甚至付到你住在退隐庐的那一个季度以后。因此，我深信，先生，你想到我很荣幸地对你说的这些话，会不拒绝收回你惠然为我预付的那笔工资的。
有了以前的那一切经历，我既对埃皮奈夫人不能再有所信任，当然就不愿再和她复交了。我没有答复这封信，我们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她看我作出了我的决定，她也就作出自己的决定了；这时候，她完全赞同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意见，把自己的努力和他们的努力配合起来，好把我彻底打垮。他们在巴黎活动，她就在日内瓦活动。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就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龙香被他们俩不费力地就拉了过去，他大力协助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沆瀣一气，暗暗地在日内瓦撒下了种籽，人们四年以后就看到这种籽在日内瓦生出芽来。
在巴黎他们就比较困难些。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仇恨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先宣扬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函。乙札第三0号）。由此，他们就假装着始终还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布着他们的恶意中伤，表面上显得是对他们的朋友的不义行为的抱怨。
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么提防，较易于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谴责了。他们对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责，进行得比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发有效。我知道他们栽诬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却绝对无法打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从甚嚣尘上的传闻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就是传来传去都不外乎的这四大罪状：一、我退隐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迁出退隐庐。如果在此以外他们还加上了些什么别的怨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没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掌握着我命运的那班人后来付诸实施的那套计谋，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出来的。这套计谋进展与见效之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切助人为恶的事是多么易于搞起来的话，一定会惊为奇迹。现在我必须把我在这套阴暗而深邃的计谋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两语来说明一下。
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种淳朴。我对一切所谓党呀、派呀、勾心斗角呀，都恨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两年来我退隐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所以我虽住在离巴黎四里约的地方，却由于我不闻不问，就仿佛住在提尼安岛上，和这个京城远隔重洋。
格里姆、狄德罗、霍尔巴赫则相反，他们都处在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际极其广阔，整个上流社会的各部门，差不多就由他们三人全部瓜分了。显贵呀、才子呀、文学家呀、律师呀、女人呀，他们到处都能串通一气，叫所有这些人都听他们的话。人们应该已经看到，这种地位，使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三个人，对于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一个第四者，具有何等的优势了。诚然，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并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搞什么十分毒辣阴谋的人，一个无此险恶，另一个无此狡黠，但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搭配得更好。只有格里姆一人在脑子里想他的方案，对其他三人，只把他们必须知道才能配合执行的部分告诉他们。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使他很容易获得这种配合，而全盘计谋的效果也是跟他高超的本领相称的。
正是凭着这个高超的本领，感到他从我们双方不同的地位中所能取得的优势，他就策划着要把我的名声彻底地毁灭掉，并给我制造一个截然相反的名声，而同时又不牵累到他自己。入手的办法就是先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阴影之墙，使我不可能凿通这道围墙来看见他的阴谋活动，揭开他的假面具。
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必须蒙蔽那些配角，使他们看不见其中的不义之处。必须欺骗那些正派人，把所有的人都从我的身边拉开，不给我留下一个朋友，不论这朋友有无地位。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半句真话透露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一个仁人君子对我说：“你还充有德行的人呢，可是人家是这样看待你的，人家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格里姆就完蛋了。他也知道这一点，担是他探测过自己的心，而且对人们的能耐估计得一清二楚。我为人类的光荣感到遗憾的是：他计算得太准确了。
他在地道中行走，要想脚步稳，就必须走得慢。他依计行事已经十二年了，而最困难的部分现在还有待完成，那就是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只眼睛盯着他，比他所料想的要严密些。他就害怕这一点，所以还不敢把他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已经找到了不太困难的办法，那就是把那股支配着我的势力拉进他的阴谋。在这股势力的支持下，他就可以向前迈进而少冒一些风险了。既然这股势力的爪牙们通常都不很以正直自炫，更不以坦率自豪，他就再也不怕有什么好人会泄漏风声了；因为他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把我蒙在浓密的黑影之中，让他的阴谋永远不跟我打照面，他很知道，不论他的机关设置得多么巧妙，我也能一眼看穿。他最大的诡巧就是一面毁坏我的名声，一面又显得要顾全我，给他背信弃义的行为披上一件慷慨好义的外衣。
通过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暗中指责，我感觉到这套计谋的初步效果，却不可能知道、乃至不可能推测到那些指责的内容究竟如何。德莱尔在他历次的信里都对我说，人家把许多罪恶都栽在我的头上；狄德罗也告诉过我，不过更加神秘些；而当我向这两个人追问的时候，又都不外乎上述的那几条罪状。我在乌德托夫人的历次来函中感觉到她对我逐渐冷淡了。我又不能把这冷淡归咎于圣朗拜尔，因为圣朗拜尔还以同样的友情继续给我写信，甚至远行归来后还来看我。我也不能归咎于自己，既然我们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分手后在我这方面除搬出退隐庐外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搬出退隐庐，她自己也觉得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并不肯承认，但是我的心是骗不过去的——我既不知道何所归咎，就对一切都感到惴惴不安了。我知道她是极端敷衍她的嫂子和格里姆的；因为他们俩跟圣朗拜尔都有关系；我生怕他们俩在捣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疮疤，使得我写起信来总是牢骚满纸，竟至叫她完全讨厌我的信了。我隐约望见无数令人痛心的事，却又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陷入了对一个想象力极其敏感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是完全孤独的，如果我索性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会平静一些的，但是我的心仍然是旧情难舍，而我的仇敌们就抓住我这点旧情，造成无数的口实来攻击我。透进我的幽居的那点微光，我只能看到人们瞒住我的那些神秘勾当的黑暗。
我生性是开朗、坦白的，正因为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对于人家将感情向我掩饰起来也就疑虑万端；对这样一种天性的人说来，我当时的苦恼真是太大、太难以忍受了。如果不是万分侥幸地又遇到一些事，足够牵住我的心灵，对于我这些摆脱不开的心事，构成一种有益的排遣的话，我无疑会苦恼而死的。上次狄德罗到退隐庐来看我的时候，曾对我谈到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的《日内瓦》那篇文章。他告诉我说，这篇文章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剧场；人们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剧场的修建不久就会进行。狄德罗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对它的成功毫不怀疑，而我当时跟他争辩的事太多，不愿在这件事上又发生争辩，所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我对人家在我的祖国所要的这一套诱惑手腕感到愤慨，所以我急待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看看有无办法写篇答复，好对这不幸的一着防患于未然。我住到路易山不久就收到了这本书，发现那篇文章写得既巧妙又有艺术，不愧为该文作者的手笔。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打算驳斥的意图；尽管我当时心灰意冷，尽管我忧愁多病，天气严寒，再加上新居不便，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我还是拿起了笔，凭着我一片热诚，克服了一切困难。
在一个相当严酷的冬季，在二月的天气里，在上述的那种种状况下，我天天跑到我住的那个园子尽头的一座四面通风的碉楼里，早晨呆两个钟头，午饭后又呆两个钟头。这座碉楼在一条台坡路的尽头，俯瞰蒙莫朗西的幽谷和池塘，远望则见那座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田城堡，这是贤德的加狄拿退隐之所。就是在这个当时冷得象冰窖一般的地方，既无屏障以蔽风雪，又除我心头的热情外别无其他取暖之物，我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我那篇《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这是我写作时感到了乐趣的第一篇作品（当时《朱丽》连一半还没有写完）。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道德的愤激之情做了我的阿波罗，而这一次做我的阿波罗的则是温存敦厚之心。以前只是从旁见到的那许多不平激起我的恼怒；此时是以我自己为对象的不平引起我的悲哀，而这种不含恼怒的悲哀，只是一颗太多情、太软弱的心被它原以为品质相同的心欺骗了以后而不得已收敛时所感到的那种悲哀罢了。我的心当时还充满着我新近所遭受到的一切，同时那么多的激烈动荡也都余波未平，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苦痛感觉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概念都一下子混合起来了；在我的作品中也就可以感到这种混合的影响。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里把我当时的处境描写了出来；我在里面刻划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我写这部作品时曾流了多少甘美的眼泪啊！唉！人们在这部作品里很容易感觉到，爱情，我所努力医治的那个致命的爱情，还没有从我心里排除出去。在这一切当中，还掺杂有我的自怜之感，因为我那时觉得自已奄奄待毙，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的最后一次告别了。我绝不是怕死，我看到死朝渐近，反而感到快乐；但是我惋惜我离开人群而人群还没有感到我的全部价值，还不晓得如果他们知我较深的话，我是多么值得为他们所爱。这就是弥漫在我这篇作品里的那种特殊笔调的秘密原因，这种笔调跟前一部作品的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正在修改并誉清这封长函并准备把它付印的时候，忽然在长久无消息之后收到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又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了我生平最伤心的悲痛。她在这封信（乙札，第三四号）里对我说：我对她的热恋全巴黎都知道了，是我一定告诉了一些什么人后才宣扬出去的；这些风声传到她的情人的耳朵里，几乎使他送了命；最后他总算了解了她。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但是，为对他负责，也对她自己和她的名誉负责，她必须跟我断绝一切关系；不过她还保证，他们俩都永远不会中止对我的关怀；他们将在社会上为我辩护、她还将不时地派人来探听我的消息。
“你也在内呀，狄德罗！名不符实的朋友！……”我叫了起来。然而我还不能下决心去谴责他。我这个弱点也还有别人知道，可能是别人要他说出来的。我想怀疑……，但是很快我就不能怀疑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就做出一件事来，不愧是他的豁达大度的一种表现。他充分了解我的心，看到我被一部分朋友出卖了，又被另一部分朋友抛弃了，就推测到我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况之中。他来看我了，第一次他没有多少工夫跟我谈，第二次他又来了。不幸得很，我不知道他要来，没有在家。戴莱丝在家，跟他谈了两个多钟头，在这次谈话中，他们彼此都说明了一些事实，是他和我都有必要知道的。我从他口里知道，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曾经跟埃皮奈夫人有过现在格里姆和她那样的关系，而我当时的惊讶，也只有他自己听到这个流言竟然会毫无根据时所感到的惊讶可以与之相比。圣朗拜尔也曾使那位夫人大为不快，他在这方面的遭遇也和我完全相同。这次谈话揭出来的一切真象，把我跟她决裂后的后悔心情完全消除净尽了。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对戴莱丝说明了好几个细节，而这些情节，戴莱丝固然不知道，连乌德托夫人本人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人知道，并且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请他以友谊为重，替我保守秘密，而他就单单选定了圣朗拜尔，把我这个秘密当作私房话告诉他了。这样一来。我就下定决心和狄德罗永远绝交。决心既定，我就考虑该用什么方式绝交才好，因为我早就发现，暗地绝交反而于我不利，因为这种绝交把友谊的假面具留给我那些最险恶的仇人。
关于绝交，社会上有些所谓既成准则，这些准则似乎都是根据骗人与卖友的精神定出来的。你已经不是某人的朋友了，却还显出是某人的朋友的样子，这就是你想留一手儿，好欺骗老实人以便来损害某人。我还记得，当那位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时候，他赶快公开声明，对任何人都说：“杜尔纳明神父谈我或我谈杜尔纳明神父，你们都不要听，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这一举动曾大受赞赏，大家都夸奖他的坦率与豪迈。我对狄德罗也决计学这个榜样；但是我怎么能从我的隐居之地把这个绝交决定公开出去，既明确无疑而又不引起人言啧啧呢？我就想起在我这篇作品里，以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去，用这段话宣布这个绝交，甚至连原因都说了出来，对任何了解内情的人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对局外人则毫无意义；此外，在这篇作品里，我还特别留心，每提到我所抛弃的这个朋友，总还是带着人们即使在友情熄灭之后还应该对旧友永远保持的那种敬意。这一切，人们读到这篇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人倒了霉，仿佛任何勇敢行为都成了罪状。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人家就赞美，我做了，就只能引起呵斥和责难。我的作品印出来后，我刚收到一批样本，就寄了一本给圣朗拜尔，因为他头天晚上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充满最缠绵的友情的信给我呢（乙札，第三七号）。请看他把赠书退还给我时的这封信吧（乙札，第三八号）：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真的，先生，我不能接受你刚给我寄来的这个赠品。当我看到你在序言里为狄德罗引用的那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书就从我的手里掉下去了。经过今年夏天的几次谈话之后，我觉得你似乎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你怪他的那些所谓泄漏秘密的事都是放不到他头上的了。他可能有些对不起你的地方：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知道那些对不起你的地方并不能使你有权给他一个公开的侮辱。你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所遭受的迫害，而你还要把一个旧友的怨言杂到忌妒者的叫嚣中去。不瞒你说，先生，这种残酷的行为是多么使我愤愤不平。我跟狄德罗相处并不亲密，但是我尊敬他，这个人，你在我面前一直只怪他有点儿软弱，而你现在竟使他这样苦恼。先生，我们俩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太不同了，所以永远不能相投。请忘掉我的存在吧，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对别人，从来也没有做过什么能使他们永志不忘的好事或坏事。我呢，先生，我向你许愿，我将忘掉你这个人，只记住你的那些才华。
我读了这封信，愤慨有过于痛心；在我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我终于又恢复了我的自豪感，给他的复信如下：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在拜读你的来信时，我为自己的惊讶向你表示敬意，而且我还傻得居然为之感动，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这信是不值一复的。
我不愿意继续为乌德托夫人抄缮了。如果已抄缮的部分她觉得不宜于保存，她尽可以还给我。我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保存已抄部分，就该派人来把剩下的纸张和钱都拿回去。我请她把存在她手里的那份大纲也同时还给我。别了，先生。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我这封信似乎使圣朗拜尔醒悟过来了，对他所做的事感到后悔；但是，他太骄傲了，所以不便公开承认，于是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机会，来缓和他所给我的打击。两星期后，我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乙札，第一0号）：
二十六日，星期四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忱。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会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真叫我心跳得厉害。一年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我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我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都一定要这样，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想见面的，我就觉得，归根结蒂，接受一次可以说被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怎样难堪的。因此我答应了。星期日，天气很坏。埃友奈先生派自己的车来接我，我就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没受到比这更亲热的接待。看来，全堂宾客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啊。也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懂得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见到的客人比我所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伯爵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是我以不见为妙的。她上年到奥博纳来过好几次；她的嫂子在我们俩独自散步的时候常让她一个人等得不耐烦，她心里早就对我不满，这次在席上可就能痛痛快快地出气了。可以想见，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的人是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且，象我这样一个在最随便的谈话中都还感到尴尬的人，在这种谈话里自然是不会很神气的。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难受，显得那么手足无措，受到那么意外的奚落。最后总算散席了，我赶快离开了那个泼妇，我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来，我们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谈的诚然都是些无所谓的事，但是毫不拘礼，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样。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动，如果圣朗拜尔能看见我的心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满意的。我可以发誓，虽然我来的时候一看见乌德托夫人心跳得几乎晕了过去，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连想也不想她了。我满心只想着圣朗拜尔。
这次晚宴，虽然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揶揄，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深自庆幸不曾谢却。我在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的那许多阴谋活动都没有把我的旧交踉我离间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变化。最后我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使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视者少。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确实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是一个藐视的对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没有能够把我心里那种有罪的、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至少我把那残余的痴情控制住了，所以从那时起这点余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错误。乌德托夫人要我继续抄写的那些稿子和我继续寄赠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还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若干信息和短笺，诚然都无关紧要，但也却美意殷勤。她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表示，人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彼此相处的态度足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见时如何分手树立楷模。
这次宴会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都谈到它，它为我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机会；本来我那些仇敌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我在离开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很客气的谢函，他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礼敬之意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没有一个处得不好的。
我的《给达朗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次的成功却比较于我有利。它使社会大众都知道霍尔巴赫小集团散布的那些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惯常的自满态度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待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后，还是定居在乡间，他们就肯定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实际上在隐居生活中闷得要死，不过骄傲成性，宁愿吃执拗的亏，闷死在乡间，也不愿表示反悔，回到巴黎来。《给达朗贝的信》里洋溢着一种温和气味，谁也感到不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怀着满腹牢骚的话，我的笔调总会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写的作品都是满篇牢骚，而我到乡间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我从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独立生活来比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把《朱丽》完成了，并把它寄给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然而这个工作还被一个小小的、然而相当不愉快的插曲中断了一次。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把《乡村卜师》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财产，气愤极了，便把以前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答复的那份备忘录再拿出来，修改了一下之后，就请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把它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还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赛隆先生代交的。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回我的信，但却一直没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们读了，“小小提琴手”们没有答应把我的歌剧还给我，却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这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我看我从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而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复，又不肯倾听，一直就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是不容置辩地只属于我一人的。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把我置于他们的所谓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厌恶透了，我决计从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这种交情并不妨碍自由，却构成人生的乐趣，同时有平等精神作为基础。象这样的交情，我当时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尝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实适合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使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使我险遭没顶的风暴、争吵和烦恼。
我住在退隐庐的时候，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以后，就在附近认识了好几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称我的心，而又丝毫不束缚我。在他们中间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初当律师，自己还不知道将来会在法律界占到什么地位。我那时就不象他那样疑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做出辉煌的事业的。这点今天已经成了事实。我向他预言，如果他能对承办的案件严加选择，如果他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保卫者，他的天才将从这种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会跟最伟大的雄辩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这个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这个忠告的效果。他为波尔特先生作的那篇辩护词可以与狄摩西尼相匹敌。他年年来到距退隐庐四分之一里约的圣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这片采地是属于他母亲的，当年那伟大的包许埃也在那里住过。象这样的大师联袂而出，真使这片采地的高贵声名难乎为继。
也就是在这个圣伯利斯村，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子，有文学修养，很可爱，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还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介绍给我，他们有通信联系，后来为我印行了《爱弥儿》。
在比圣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来村的司铎马尔陶先生。如果是才能决定地位的话，这个人本来是该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该做乡村司铎的，至少应该让他管理一个大教区。他曾充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特别熟识。他一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怀景仰，一面对陷害他的骗子手梭朗深恶痛绝。关于这两个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没有收进他那部待印的卢梭传记里的。他常向我保证说，吕克伯爵对他绝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还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谊。这个相当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东家死后由凡蒂米尔先生赠地的。马尔陶先生还曾办过许多事务，现在虽然年老，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评论得十分恰当。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教益，没有他那乡村司铎的气味，因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读书人的知识结合起来了。在我所有那些长住的邻居之中，跟他交游最使我喜悦，我离开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特别是贝蒂埃神父，他是个物理学教授，虽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学究色彩，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难把他这种高度的纯朴和他那种到处钻——钻要人、钻女人、钻信徒、钻哲学家——的欲念与本领调和起来，他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到处这样夸他，我的话显然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里发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嘲讽意味，这就在我的眼光里把他的面目完全改变了，并且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起他那嘲讽的意味。他那个微笑酷似巴努奇买妥担到恼的绵羊时的那种微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我们两人在我住到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相识，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后，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想不到，他代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为的是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建议负担她的生活费，并且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这是一笔三百利物儿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来。我不想说明这个消息给我的印象怎样；这个消息也许不那么令人吃惊，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物儿的年金，或者他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较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人家不加给我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而现在他又乐于把她送回乡村，仿佛她已经返老还童了。我明白，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许，只是因为不想失掉我这方面的接济，如果我不允许，她是很可以不顾我的允许就接受那笔馈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十分异乎寻常，当时却还并不象后来那样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即使我当时就料到后来所洞察的一切，我还是同样要表示同意的，我当时就这样做了，并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了。从那时起，贝蒂埃神父就把我对他的那种老好人的看法医好了一点，他曾觉得我这种看法那么可笑，而我又曾那么轻率地对他产生了这种看法。
也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跟我攀交；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间，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他们都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子孙，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化装的教士——也许是因为他们把顷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那么可笑的缘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使他们有着派系领袖的神色，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日报》的。他们一个是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叫费朗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摇唇鼓舌，叫蜜拿尔先生。他们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跟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里过夏。他们亲自做家务事，没有仆人，也没有代购日用品的包工。他们一人一星期，轮流出去采购、留家烧饭、打扫房间，他们料理得相当好，我们有时也彼此往来吃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常下棋，而我为了插上去下一盘，就得花上一天里一的四个钟头。因为他们到处钻，什么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长舌妇”，这个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传下来了。
以上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还有一些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的话。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这些熟人都是文坛之外的；在文坛之内，只有杜克洛这么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还太年青，而且，虽然他就近看到那个哲学帮对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后，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哲学帮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过去曾那么轻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后，就停止跟达朗贝之流、马蒙泰尔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见面了，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当时他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当讨厌他。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结识的，我一直没有失掉她的关注，一直和她通信。她曾送给我几只芒斯鸡来做年礼。并且计划开年来看我，只是由于这时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断了。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是永远占有一个优越地位的。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以外，我是该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约，前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后又驻瑞典，为他的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真除了驻巴黎的大使馆秘书之职。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了一个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形式是宝石镶成的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证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约”这个名字改了一下，现称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心眼儿好，风度一天比一天更可爱。如果不是库安德照他的老习惯插到我们两人之间，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为我服务太热诚，就把我顶掉了，我是会和他相处得跟从前那样亲密的。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起另一个乡下邻居，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大对不起他了，特别因为我还有一件很不可原谅的对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来。这邻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过忙，这次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就满心喜悦，觉得去登门拜访不但是一种义务，还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来看我，不得不同他们又走回头路。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连午饭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好些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从从容容的，跟他叙叙旧情。总之，我把我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后觉得尽这样一个义务未免太迟了。感到羞惭，便干脆不尽这个义务了。我有胆子拖了那么久，却没胆子再见他的面。这种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在他眼里，我的懒惰就有了忘恩负义的迹象了。然而，我觉得我的心实在是无罪的，如果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什么真正能叫他开心的事，即使是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绝不会觉得我这人懒惰。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种拖拉劲儿，往往比大的恶习对我还更加有害。我的最严重的错误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同时，不幸得很，我更少做过我应该做的事。
既然我又谈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旧交，我就不应该忘记另外也与此有关的一个，这个旧交，也和其他的一样，已经中断了，但是时间比较晚得多。这就是我和戎维尔先生的交谊；戎维尔先生自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欢喜跟我见面，和我谈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闹的笑话，他在外交部有许多熟人，所以从外交部知道的有关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里又很欣幸地遇见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买了一个官职，有时也为公务来到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变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碍手碍脚了；虽然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区，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吵几句。他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总是要把我带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后，我就不愿再去了。戎维尔先生这个人当然是既客气又风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很亲切，但是他不够聪明；他长得漂亮，多多少少有点纳尔西斯顾影自怜的劲头，相当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东西，或许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赏，也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而客人有时却并不象他那样感到兴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剧，都是五十年来在宫廷和巴黎流行的，从中可以看到的许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这些关于法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绝不会想得出来的。
在我们相处得正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的接待是那么淡漠、冰冷，那么不合他平时的风度，以至我在给机会让他解释，乃至请求他解释之后，就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实践了这个决心。我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人们就绝不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面了，而且这里又没有狄德罗出来替戎维尔先生辩护。我当时苦思苦想，到底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可是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我绝对相信，我跟别人谈到他和他的家人，从来都是称许备至的，因为我实心实意地喜欢他；而且，除了我对他只有好话可说而外，我的最不变的原则始终是，凡是我常来往的人家，我谈到时总是礼敬有加的。
最后，经过长期思考，我终于推测出是这么回事：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他请我在他熟识的几个姑娘那儿吃饭，那次是跟几个外交部的职员在一起，他们都是些很亲切的人物，绝无浪荡汉的态度或派头；我可以发誓，在我这方面，那整个晚上都是在悲天悯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怜虫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没有拿钱给他的那些姑娘，因为我没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样给她们以我应该付出报酬的机会。我们出门时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这次晚宴之后，我没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儿去，也没有再见到戎维尔先生。过了三四天，我到戎维尔先生家去了，他就给了我上述那种接待。除了关于这次晚餐有点误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时又看到他不愿意解释，就采取了我的决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还继续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赠给他，他也还常托人问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剧院的烤火间里碰到他时，他还很客气地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但也并没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门。由此可见，这件事，样子倒象是斗气，不象是绝交。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人谈到他。隔绝了好几年之后，若是再回头，就未免太迟了。所以我在这里不把戎维尔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单里，虽然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到他家去。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来把我这个名单搞得太臃肿了。这些熟人都不那么亲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么亲密，不过我有时还免不了在乡下见到他们，或者在我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里，比方吧，象孔狄亚克和马布利两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热鲁、瓦特莱、安斯莱诸先生，还有其他许多人，一个个地数出来就未免太多了。我只顺便提一下马尔让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国王的内待，以前是霍尔巴赫小集团里的人物，后来和我一样脱离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后来和我一样撒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先生也跟我认识，我也顺便提一下，他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曾名噪一时，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马尔让西先生是我的乡下邻居，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靠近蒙莫朗西。我们本来早就见过面，但是邻居关系或阅历上的某种相契之处使得我们更接近起来。德马西先生不久之后就死了。他有能力，有才华，但是有点象是他那篇喜剧的模特儿，在女人面前颇有点自炫，而死后并没有受到女人们的极端惋惜。
但是我不能漏记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通信关系，这个关系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不能把它的开端略而不谈。我说的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赛尔卜先生，他是税务法庭首席庭长，当时主管出版事业；他在这方面的领导既温和又明智，文学界人士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时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然而我经常体验到他审查我的作品处处从宽，非常令人感激；我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很不客气地对待那些写文章反对我的人。这次关于《朱丽》的印行，我对他的盛情又有了新的证据；因为这样大部头作品的校样要交邮局从阿姆斯特丹寄来，耗费是很大的，他有免费寄递权，所以就答应把校样先寄给他，然后又用他父亲的掌玺大臣关防同样免费有寄给我。作品印的时候，他不管我愿不愿意就叫人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这一版销完之后才准那一版在法兰西王国销行。因为我的稿本已经卖给雷伊了，这笔收入就等于对雷伊的一种盗窃，所以我不得他明文批示就不肯接受这批专为增加我的收入而印的赠书，结果他很慷慨地批下来了；不但如此，这批赠书一共卖了一百个皮斯托尔，我要跟他均分，他又一点也不肯接受。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有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马勒赛尔卜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不成样子，并且在这坏版本售完之前，一直阻止了好版本的销售。
我始终把马勒赛尔卜先生看作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从来没有一点使我对他的公正能有片刻的怀疑；但是他的软弱也和他的忠厚相当，他有时对他所关心的人，由于极力要保全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他不但在我的书的巴黎版里叫人删掉了一百多页，还在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册好版本里作了一个可以叫作不忠实的删削。在我这部作品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还更配受人尊敬些。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笔写出来的，我敢发誓，没有丝毫影射意味。然而，我有一个很不谨慎的原则：凡是我写的文章，只要我扪心自问在写出时没有影射意图，我就绝不因为别人可能指为影射而丝毫有所删削，所以，我绝不肯删去这一句话，只是把原来的“国王”一词改为“王爷”。这个修改，在马勒赛尔卜先生看来似乎还不够，他干脆把全句都删掉了，特意叫人另印了一页，尽可能整齐地贴在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本书里。可是她还是知道了这个偷天换日的手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内情告诉了她。至于我自己呢，我只是很久以后，当我开始感到这件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另一位贵妇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我也毫不知情，甚至我在写那段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她呢，而她却那么不声不响地、咬牙切齿地恨我，其最初的起因不也就在这里吗？书出版的时候，我跟她认识了，心里便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骑士笑我多心，保证那位贵妇丝毫没有感到冒犯，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许稍微轻率了点，就信了他的话，并且十分不合时宜地就放心了。
入冬时候，我又受到马勒赛尔卜先生的一次盛情的表示，虽然我不认为这番盛情是宜于接受的，心里还是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缺额，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作为他自己的意思，向我建议这个位置。但是透过他信上的措词（丙札，第三三号），我很容易理解到他是有人授意并且指令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自己后来又写信告诉我（丙札，第四七号），他是受人之托才对我作此建议的。这是个闲差使，每月只要写两篇提要，原书会有人送到我这里来，用不着往巴黎跑，甚至向主管官晋谒致谢都没有必要。通过这个途径，我就可以厕身于梅朗、克莱罗、德·几尼诸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第一流文人学士之林了。前两人我本来早已认识，后两人我能认识一下当然也是极好的。此外，只要做这样一点毫不困难、轻而易举的工作，我就可以有八百法郎的额定薪金。我在决定前考虑了几个钟头，我可以发誓，我之所以要考虑，只是因为怕惹马尔让西生气，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最后我感觉到，这样我将不能按我的时间去工作了，按期交稿这种约束我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做不好我要承担的任务，这两个理由就战胜了一切，使我决定谢绝一个我不适于担任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写提要的书籍所讨论的问题，乃至那些书籍本身，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要写的东西既然毫无兴趣，我的文笔自然就冷冰冰的，我的神思自然也就迟钝了。人家以为我也和所有别的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而实际上我是永远只晓得凭热情而写作的。《学者报》所需要的当然不是如此。所以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谢函，措词极其委婉，在这封谢函里我把我的种种理由说得十分详细，使得他和马勒赛尔卜先生都不可能误会我这一拒绝当中会有任何愠怒或骄傲的因素。所以他们俩都同意了我的拒绝，丝毫没有因此而对我白眼相加。而这件事的秘密一直也就守得非常之紧，社会上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建议也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若干时以来，我已经在制订计划，要完全抛弃文学，特别要完全抛弃作家的职业了。我最近遭受到的一切，使我恨透了那些文人们，同时我体会到，要干同样的行业而不和他们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样憎恨那些社交界人士，并且一般说来，我也同样憎恨我最近所过的那种一半属于我自己、一半属于那些与我生活不合拍的社交圈子的混合式的生活。我那时特别感觉到，而且由于一贯的经验感觉到，任何地位不平等的交际总是对弱者一方不利的。我跟与我选定的身份不同的富豪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家里不需要他们那样的排场，却也不得不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学他们的做法；种种小费，在他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则既无法可省，又不胜负担。别人到朋友的别墅里去住，不论是在餐席上还是在卧房里都有自己的待僮随身侍候，需要什么就派侍僮去找什么。由于跟主人家的仆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也见不到他们，所以他给他们赏钱也就只凭他高兴，爱怎样赏就怎样赏，爱什么时候赏就什么时候赏。而我呢，单身一人，没有仆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仆役，这就得买他们的欢心，免得多吃苦头。我既被看作和他们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甚至比别人对他们还要优厚些，因为事实上我比别人更需要他们侍候。如果这家仆役不多，倒也还罢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仆役都是很多的，个个都很傲慢，个个都很狡猾，个个都很警觉——我是说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些坏蛋专会那一套，要我不断地需要使唤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巴黎女人可谓聪明伶俐，可是对这一点却毫无正确概念；她们拼命要为我节省开支，结果却叫我倾家荡产。如果我到城里去吃晚饭，离家稍远一点，女主人总是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马车，一定要人驾车，用自己的车子把我送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至于我赏给侍仆和车伕的那一个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个女人从巴黎写信给我，寄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为了体惜我该付的那四个苏的邮资，便专门派一个仆人送来，这仆人步行来，跑得满头大汗，我得给他饭吃，还要赏一个埃居，当然，他得这一个埃居一点也不亏心。若是她建议我跟她到乡下去住几天，她心里总是想：“对这个穷小子，这总是一种节约，在这期间，伙食总不要他花一个钱的。”她就想不到，在这时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内衣、我的服装，都还是照样出钱不误，刮胡子钱还要多出一份，总之，在她家住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里多得多。虽然我赏那些小费只限于我惯常去住的那几家人家，可是这种赏钱对我免不了还是负担奇重的。我可以保证，我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里足足花了有二十五个埃居，而实际上我在那里只不过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在我到那里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个皮斯托尔。象我这样脾气的人，什么也不会自己料理，什么事都不会取巧，又看不得一个仆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时候那副不乐意的样子，这些小费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总算是她家里的人了，给仆人们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忙，可是我受他们的服侍，从来也都是花大钱换来的。到后来，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些小赏赐，因为我的境遇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人家更加严酷地使我感觉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来往是多么不相宜。
如果这种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钱去买快乐，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买苦吃，这就太难堪了。我痛感这种生活方式的沉重压力，所以我就利用当时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间隙，下决心把这种自由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放弃上层社交界，放弃写书工作，放弃一切文学活动，终我之身，隐遁在我自觉生而好之的那种狭小而和平的天地里。
《给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伊丝》这两部书的收入已经使我的经济状况稍有起色，而我的财源在前此住退隐庐时已经濒于枯竭了。眼前大约还有一千埃居可得。我写完《爱洛伊丝》后就正式动手写的《爱弥儿》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它的收益应该至少可以把上面的数字翻一番。我计划把这笔款子存起来，作为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连同我抄缮的收入，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不必再写作了。我手头还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一下这部书的写作情况，发现还需要花好几年工夫。我没有勇气再往下写，没有勇气等到把它写完再执行我的决定。因此，我就把这部作品放弃了，决计把可以独立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都付之一炬；我热忱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同时也并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整理好了。
剩下的还有《音乐辞典》。这是个机动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目的只在卖几个钱。我保留随意把它完成或放弃的自由，就看我别的收入总算起来使这笔收入对于我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至于《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计划，如果我能完全不靠抄写来生活的话，我就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住，因为在巴黎，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得我的日用开支太大，又不让我有时间去挣钱。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最后的计划，又由于一般人都说作家丢了笔就会陷入苦闷之中，所以，为着在我的孤独生活里防止这种苦闷，我还保留着一项工作，可以用来填补空虚，却绝对不想在生前付印。我不知道雷伊怎么想起来的，他长久以来就催我写我的回忆录。虽然直到那时为止，没有什么事实能使这样一部著作很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凭我自问能够放进去的那种坦率，它是可以变得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得人们至少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老是笑蒙田的那种假天真，他佯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却小心翼翼地只给自己派上一些可爱的缺点。我呢，我一直就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总的说来，我还是最好的人，我也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不论怎样纯洁，也不会不包藏一点儿可俗的恶习。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太不象我本来的面目了，有时竟把我的面目歪曲得太不成样子，所以，尽管我对我坏的方面不愿有丝毫隐瞒，我亮出真面目还是只有所得，毫无所失的。而且，如果要做这种事，就不能不把别的一些人的真面目也揭露出来，因此，这部作品只能在我和别的许多人死后才可以发表，这就更使我壮起胆来写我的《忏悔录》了，我将永远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这部《忏悔录》而脸红的。所以我决计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做这件工作，并且开始搜集足以引导或唤醒我的记忆的种种函件和资料，深深惋惜我在此以前撕掉、烧掉、丢掉的那些东西。
这种绝对隐遁的计划是我平生制订的最合情理的计划之一，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在为执行这一计划进行准备了，可是上天偏偏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命运，把我投进一个新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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