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更有钱途”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差生更有钱途”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文/苏清涛
“有的同学，不认真学习，心里想，反正我爸有钱呢。可是，哪个皇帝死的时候没有给儿子留下一壁江山呢？既然如此，那崇祯皇帝为啥还要上吊呢？你爸有钱是一回事，但你有没有本事守住则是另一回事。”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在教训班上那些“纨绔子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很多“差学生”凭借着“能吃苦”“脸皮厚”和“底线低”，不断上演着“更有钱途”的故事。尤其是，在“好学生将来是要给差学生打工的”这种庸见到处招摇撞骗的时代，数学老师的苦口婆心显得迂腐可笑。然而，这个春节期间在老家看到和听说的一些事，则印证了数学老师早年的预见性：
“差生更有钱途”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那些知识匮乏的人，不仅自己赚钱难，而且，父辈留下的家业，也很容易被他们败光。
我们村第一家住别墅的人
1996年，我们村的吴二叔盖了两层小洋楼，每层大概300平米。那一年，他家卖苹果的收入是8万元。在20年前的西北农村，这无疑是一户让所有人都羡慕嫉妒恨的“成功人士”。
当时，大家都只看见了吴二叔是个“有钱人”，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他是如何做到比别人挣钱多的。现在，回头再看，他的“成功秘籍”一目了然：与周围的人相比，他是最有知识的——他订购了《人民日报》和《农业科技报》等报刊杂志，逢集的时候到镇上的邮政所去取阅；他还买了不少关于苹果树的专业书籍，用心钻研。
在大多数人看来，吴二叔看的这些报刊和书籍都很枯燥，没有多少趣味，然而，正是通过这些有点枯燥的阅读，吴二叔能及时地了解到国家的农村政策、了解到最前沿的农业科技和最新的市场信息。他虽然生活在农村，但知道的却比城里人还多。当其他村民还都是些井底之蛙，看别人干什么能赚钱的时候，吴二叔却早已成了大伙儿的“风向标”。
我们村里还有个张五叔和韩四爷，这两位是我们村最早经营苹果园的农民，他们在果园管理方面比吴二叔更加资深。张五叔和韩四爷不仅自己是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同时，他们两家还都“盛产”大学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两户人家就各出了2个大学生；到了2000年之后，张五叔家里又出了第三个大学生。我妈当年在经济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还硬撑着供我们兄妹3个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张五叔的影响。
我妈曾回忆说，她嫁到我们村之后，发现大多数人的水平都不怎么样，“女人只知道家长里短，男人只会满口脏话”，可以交流的，除了吴二叔，就只有张五叔和韩四爷了。而这三家人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吴二叔在跟张五叔和韩四爷深入交往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果园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五叔和韩四爷是我们村苹果产业中仅有的两家寡头；到了90年代末，张五叔和韩四爷由于年事已高，儿子又都在大城市发展，无力经营，逐渐退居第二阵营，而此时正年富力强的吴二叔则成为唯一的“超级巨头”。
在吴二叔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村里可以靠卖苹果为生的农户不超过10家，至于我们家，根本就排不上号，常常是吴二叔家送一些卖不出去的苹果给我们吃，我们开心得不得了。但张五叔、韩四爷和吴二叔三家人的“致富经”早已成为村民们模仿的榜样，因此，在90年代后半期，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开始种植苹果树。
2002年冬季，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弟弟回来告诉我：“今年，家里的苹果卖了3000块钱。”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高兴坏了。然而，连我家的苹果都开始卖钱了，这意味着，苹果已经不是“稀缺商品”了，苹果的暴利时代结束了，吴二叔这样的人很难再凭借垄断地位发大财了。
草率交权与家道败落
其后的几年里，我因上大学及工作，常年在外，很少回家，也很少听到关于吴二叔的故事。直到2011年前后，听说吴二叔家的孙子遇到火灾被烧伤，一次花了几十万，从此，吴二叔家之前的积蓄就被花得差不多了。但吴二叔毕竟家里还有个十几亩大的苹果园，虽然果树已渐渐开始衰老，并进入减产期，但每年卖个五六万块钱不成问题。
但这次春节回家时，听村里不少人说吴二叔一家人现在生活很困难，连吃饭都成问题，阿姨在镇上的一个食堂里打工，一天60元钱——在当年吴二叔家如日中天的时候，每到苹果的生产季节，村里有差不多三十多人去吴二叔的果园里打零工，我妈也是其中之一。一兴一衰，令人感慨。
按村里人的说法，吴二叔家道败落的主要原因是“把掌柜的交给了儿子”。
我们那边的农村有个习俗，如果已婚的儿子和父亲没分家，父亲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把家业的经营管理权交给儿子，由儿子来做“掌柜的”，父亲则退居二线做“太上皇”。在权力交接完成后，哪怕儿子对财产做的某些处置不恰当，父亲也很少干预。不知是为了早点培养接班人还是什么缘故，吴二叔在自己并不算老（刚60出头）的时候就把“掌柜的”交给了大儿子。
吴二叔的大儿子，跟我是小学一年级同学，升二年级时，他留级了，此后就不在一班了。他大概是初中还没毕业就回家务农了，偶尔开车做点小生意，但做得一般。吴二叔还有一个小儿子，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大学毕业后去厦门工作了，据说干得还不错。但上过大学就等于跳出农门，家里的产业显然已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吴二叔的大儿子在继承家业后，既不安于现状，又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就指望能靠赌博发大财，结果，负债累累。几经折腾，最终连果树也全部砍伐掉了。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场景，曾经的首富之家，就这样衰败了。
吴二叔家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个案，而是我们那里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家里的情况都是，一个儿子读完大学后做白领，另一个不怎么读书、初中都没毕业的儿子来继承家业。之所以把家业交给这个能力上更逊色一点的儿子继承，是因为，一方面，父亲总希望给予这个“混得不好”的儿子更多的照顾；另一方面，在外读书的那个儿子，对家里的农副产业，要么没兴趣，要么不擅长。
这个没读过书的儿子在继承家业后，如果遵守父辈的老路，能够踏踏实实地务农，即便不会发大财，至少也不会混得太差；但他们如果不安于现状，老是急功近利地谋划着怎么一夜暴富，变卖掉父辈原来的产业，自己去做“来钱快”的生意，十有八九会把父辈的积蓄给败光。不仅吴二叔的儿子是这样，我的一个表弟、一个堂哥都是这种情况。
还有更糟糕的，就是在P2P等投机中把家产折腾得一干二净，甚至连自己也锒铛入狱。
“好学生”与“差学生”的区别
吴二叔在自己周围的人中算是最有文化的，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是我们村的出类拔萃者；吴二叔的大儿子不怎么读书，结果，在同龄人中，他也就成为了“路人甲”。这个继承家业的儿子，不仅未能超越身边的同龄人，而且，未能超过自己的父亲。
前面说过，韩四爷和张五叔家里“盛产”大学生，他们的后代，也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韩四爷家的两个儿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深圳经商，财富可观；张五叔家大儿子早在十几年前就是华为的高级工程师，二儿子是高校教师，小儿子是华为的中层管理人员。虽然，这两个家庭后来都遇到了一些灾难，但后代的命运，毕竟要比吴二叔家好得多。
这一组故事的对比，算是狠狠地扇了“好学生给差学生打工”这种论调一个耳光。这个论调的逻辑短板在于，假定某名校有几个特别不学无术或运气不好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某个没有上过大学，从“搬砖屌丝”起家的人，在摸爬滚打中学到了真本事，最终创出了一番事业；这时候，有人就得出“上大学不利于找工作，反而是搬砖更容易成功”这样一个结论。这不就是田忌赛马吗？
“差学生更容易当老板”，的确是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的，但那是有着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以后很难再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市场刚刚被激活，压抑已久的需求一下子释放出来了，但市场上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轻工业品特别是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却是匮乏的，因此，基本上，只要你能造得出产品，就能卖得出去，哪怕质量差一点也无所谓。而这些最紧缺的物资，基本上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如此一来，在这一波创业潮中，鲁冠球、步鑫生、年广久这些没知识的“土包子”能够跟有知识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总体上，这一批草莽英雄，他们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机遇和胆量、闯劲，而跟个人的知识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知识，主要是靠以后在实践中积累。这批知识储备不足的企业家，如果后续的“补课”跟不上，一般都走不远，甚至，还会死于他们的“胆大”。
比如，身为造纸厂厂长的步鑫生在被塑造成改革明星后，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他到处作报告，甚至到部队、机关谈改革……此后由于一系列决策失误，1988年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免职。
而曾经显赫一时的年广久，今天很多人已经忘掉他了，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冯仑解释曾经质问：为什么近30年来他一直做不起来？冯仑后来也找到了答案：
“我曾经在做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碰见过年广久，主持人让我们在题板上回答问题，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年广久不会写字，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字都不会写。后来主持人问，改革这么多年，每个人的变化是什么。他说，我就是换了三次老婆，其他什么也没变。
“最有趣的是，有记者去采访他，说到他办公室谈谈，结果到他办公室一看，里面除了一张麻将桌，什么也没有。一般来说，办公室最起码得有台电脑，有张桌子或者有个秘书吧。他说没本事的人才用秘书，我都能自己干，秘书哪有我干得好啊？记者问他怎么连办公室都没有，他说我们在打麻将的时候就把事情谈完了，不用办公室。”
与年广久的“三十年不变”相比，能成为“常青树”的同龄人鲁冠球，极富学习精神、反省能力，他甚至还坚持日记，不断地总结、进步。40余年来，鲁冠球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知名企业出现大起大落，他便找来该企业的所有资料，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
“差学生”的好日子结束了
继鲁冠球那一代之后崛起的企业家群体，是“92派”；再往后，以马化腾、李彦宏为代表的互联网一代。这两批企业家，都是知识精英，甚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学霸。
再看看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看看那些活跃在一线的独角兽们的领袖，看看他们的履历，有哪个是“差学生”？
通过对比发现，在“关系密集型”行业和岗位（需要钻营、溜须拍马、厚脸皮死缠烂打、忍辱负重、抗挫折能力等等）上所谓的“差学生”更容易“成功”，但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岗位上，“差学生”几乎就没有立足之地，脸皮再厚也没用。
在“关系密集型”的企业里，很多“差学生”谈生意的主要方式是跟客户在酒桌上喝个烂醉、带客户去嫖娼；甚至，很多“差学生”在提到“谈业务”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喝酒和嫖娼。试想一下，在新经济领域里，这样的人还有生存空间吗？
几十年前，因为条件所限，大家都不读书，所以，你不读书劣势不明显，没关系。像温州人，只要胆子大、能吃苦、脸皮厚，哪怕做个纽扣都能发大财；但在今后，这种局面不大可能再出现一次了。
未来，在普通的小老板中，“差学生”出身的还会有很多，但在最顶尖级的富豪、企业家中，肯定是越来越难看到“差学生”的身影了。
意犹未尽
在写上面几段的过程中，有人要跟我讨论一个问题：面对一个有钱但没知识没趣味的，和一个有知识有趣味但没钱的，究竟该嫁给谁？
我说：在未来，有钱人跟有知识有趣味的人会高度重叠，有钱的就几乎一定同时也是有知识有趣味的。因为，没知识的人赚钱越来越难了，并且也很难守住父辈留下的家产。因此，女人用不着为嫁个“有钱的”还是嫁个“有知识的”纠结了，她们需要考虑的是，只是在“有知识且有钱”的人和“有知识但没钱”的人之间，优先选择谁的问题了。
作者简介：苏清涛，1984年出生，金牛座，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个不务正业的记者，不会写诗的诗人，不懂艺术的艺术家，“尽管我毫无艺术细胞，但我自己就是个艺术品”。微信号/charitableman，公众号/扯淡不二·chedanb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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