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从没为父亲写过一个字
父亲走了很多年了。
父亲患病的时候，正是我人生最为低谷的时候，我辞了公职，居家写作。写了四年，一个字未发表。父亲从很远的乡下来看我，面对我不好的状态，父亲忧心忡忡。妻子做了饭，他不吃，坐在沙发上叹气。
楼下是小城最大的批发市场，父亲佝偻着腰，每天都在市场穿行。有一天他跟我说，实在不行，就做个小生意，卖个菜什么的，也能养活一家子。
我不敢摇头，也不敢点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尽管那个时候还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我得坚持。父亲不懂这些，也不相信这些，在他眼里，人只有实实在在干点什么，才能对得住自己。
劝我无效，父亲绝望地说：“我的话你听不进去了，你自己就这么混吧。”
临行前他瞒着我，把妻子叫住，有点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由着他，写什么啊，靠写东西能挣来钱，没听过，他这是哄你们呢。”
父亲忧伤地回到了老家，站在冒着炊烟的村口，无端地叹气。后来他给村里一后生带信说，去城里告诉老二，实在混不下去，就回来种地，就是种地也能把她们娘俩养活住。
父亲还是说到了养活，在他的脑子里，男人生下来就是为养活妻女的。
后生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又收到退稿，我的文字还是发表不出去。
一年后，母亲去世。父亲自此变得孤独，他常常站在村口，站在地头，眼望着城市的方向，恨着他不争气的儿子，也担心着他的儿媳还有孙女。
父亲患的是癌症。查出病的那晚，我不敢陪他。他跟老三住在病房里，整夜谈的不是他的病，他不停地问老三，写书是怎么一回事，写书到底能养活一家人不？
小说完成后，给了北京一家杂志。经过初审，二审，三审，终于接到电话，三审过了。
我把这消息告诉病床上的父亲，父亲茫然得很，半天问出一句：三审是啥？
我无法跟父亲解释。我的眼里全是泪。父亲的病发展很快，吃饭喝水都很困难，身体迅速消瘦。医生告诉我，发现的太晚了，已经没了手术的可能，要我们做好准备。
天下儿子哪个准备都好做，独独这准备。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心愿，能让杂志社尽快用稿，以最快的时间把杂志寄来，同时把稿费单也寄来。
我知道，父亲放不下心的，还是那件事，写作到底能不能养活她们。
恨憾的是，打来电话，说《双龙堡》暂时不发，该杂志马上创办纪实刊，他要把这稿子留作在创刊号上用。要一炮打响。说的很有信心。
我不敢跟父亲讲，讲了父亲也不信。他已经不止一次跟我妻子说，让他别写了。还无不遗憾地训斥我妻子：这种骗人的话你也信？
父亲至死也没看到我一个文字，因为那一年的十一月，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政策，那个政策限制了《双龙堡》这样的小说面世。
父亲就那样走了，他没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作家。我的笔从此在面对父亲两个字时突然地打颤，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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