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
绝对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汉景帝时的晁错之死，盖因其“耨略有余而成事不足”，建国后的最大冤案，盖因其有“争权夺势犯上取代之势”，而宋高宗时的岳飞之死，则不可以以这样的简单原因来概括，但其存大忠、有大功，而被秦桧、王氏（桧妻）、万俟卨、张俊陷害而死，而幕后主使者正是高宗本人，像这样君臣联手除掉有功之臣而制造的冤案，历史上还不多见。
岳飞是宋之中兴四将之一，四人结局唯有岳飞不得善终，以后世人的眼光看岳飞的一生，会发现这一冤案的背后有着众说纷纭，而又错综复杂的成分在里面，既有高宗的忌惮、不满在里面，又有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构陷；既有岳飞本人的耿直、耍小性子，不谙世事，一心只做事的性格因素，又有同辈臣子明哲保身的助纣为虐。总之，岳飞的悲剧既具有国恨家仇——雪靖康之耻，收复故土，又有个人因素，然而，不管怎么说，在大众心目中完美形象的英雄人物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散发出迷人的风采，其高洁品质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高宗一心想和，不愿与金为敌，希望过几天安心日子，既然非雄心之主，那么，岳飞这样的死战之臣就注定会是以悲剧收场，中兴四将毫无例外地以悲剧收场即是例证。不仅如此，沿袭太祖以来重文轻武，甚至防武之策的宋廷也决定了武将纵然驰骋疆场，为国杀敌，保家卫国，也终究会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结局。以和为主，求和心切，屈辱求和，可以说，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犹如惊弓之鸟，于乱世之中急切地想找一避风港，找一安乐窝，斗志全无，加之为自己皇位考量，雪耻以迎回徽钦二圣就成为遥遥无期之事，且化为高宗内心中时刻警惕的痛。所以，终高宗一朝，这成为死穴——无解，因为一旦钦宗回来，高宗的帝位将自动让出，亦成为禁忌——至少表面上如此，只能口头上提一提，不能真的去“直捣黄龙”。
可惜的是，这一大形势，岳飞父子无法看懂，其心思不在这上面，岳飞出身农家，但家教很好，生于乱世，当有精忠报国之志，投身军旅后，自是奋勇杀敌，屡建功劳，驰骋沙场，尽显军事天才，终晋升枢密司，太子少保等衔，所带的岳家军在当时宋军普遍纪律涣散，战斗力堪忧，抗敌疲软，而扰民有余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而且令敌军闻风丧胆，甚至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敬佩之语，不能不令人肃然起劲——让敌人由衷佩服的人才是真英雄！岳飞就是这样的人。血战沙场之余，岳飞的文学天赋也得到发展，一纸“还我河山”，不仅正气凛然，而且流畅自如，颇显大家之势。而那首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亦非二流词家所能为。
兼有武家和文学造诣的岳飞却不谙世事，不能明了人主之心思，不能设身处地为主上着想，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南宋大势，作为人臣，为国和为主并非永远一致，而是一门心思地钻进个人功名的圈子，并为之矢志不渝地进取。“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的慨然而答不仅是一种诺言，更是一种身体力行。岳飞的忠直廉洁与他的武功一样为人所敬佩。
既然不能与主上“同心德”，也就无法与主上“共进退”，不仅如此，因为是性情中人，岳飞曾因自己尽忠竭力的决策得不到认可而耍起小性子，索性辞职不干，本是想以此力争，但在主上看来，却是威胁，甚至胁迫，带兵之人，拥兵以自重，本就可以成为大忌，然而，岳飞自认为自己一心为国，丝毫不存在为私，更不可能存在犯上谋逆之心，所以，认为主上应该能够原谅自己的这点“小过错”。殊不知，这样的“小过错”正是埋下日后悲剧的祸根。
政见的不同，让宋金和议前后的岳飞立即置身于另一个阵营，随着其他中兴之将的“见风使舵”而“及时脱身”而愈发孤立，此时的岳飞忠心依旧，可等待他的是已经罗织好的，“莫须有”的“谋反大罪”。
风波亭见证了岳飞父子的忠心义胆，而岳飞墓前的佞臣跪像则世代表达着人民朴素的爱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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