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观后感3篇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观后感3篇
在中国电影百花园中，特别是伟人题材的作品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只能算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却在认真回答“党的群众路线怎么走”的大问题。下面是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观后感范文3篇，欢迎阅读!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观后感
“三年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记忆。那么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的百姓、干部、领导人都有怎样的表现，他们都进行了哪些思考和挣扎……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电影作品;需要指出的是：这部电影又是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展示那段历史的电影作品。
首先，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应该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大都来自于父辈的讲述以及网络。就本人来说，每逢过年父母在包饺子的时候都要用看起来有些絮叨的方式回忆一下那段 “低指标，瓜菜代”的历史。而本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发现电影中展示的很多情节竟然和父母的讲述一模一样：光秃秃的的树枝、加了树叶或野菜的稀糊糊、吃了以后解不出大便的杂合面窝头、饿的浮肿而穿不下鞋子的村民、站在全村最高处只能看到大队食堂冒出的炊烟……这些影像无疑比口头讲述更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同身受。
其次，人物形象的鲜明而非脸谱化。周恩来总理是电影的主角，而本人一向认为影视作品展示伟人的伟大，似乎并不是难度太大的事情。但周恩来总理是伟人，同时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不懂、不擅长的地方。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周总理帮村民栽红薯秧，他不懂得红薯秧要斜着放进坑儿里，也不懂得用土埋好后是不能用脚踩的……当他被女村民纠正后，脸上也难免露出一丝尴尬。这一情节给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伟人尴尬是什么样子的?作为伟人他普通人的一面是什么样子的?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孙维民以精湛的演技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儿。
另外，《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另一主角：村委会主任郭凤林在影片大部分情境中都是一种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面目。按说这应该是一个至少不能算太正面的人物形象。让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猜想：他其实是一个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而不顾村民死活的坏官。但是，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曾经参加过儿童团，也曾经差点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刺死，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自私鬼。他之所以隐瞒真相也是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这一非脸谱化的处理，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在当时那段历史中，作为基层干部真实而复杂心态。
其三，《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呼应了主流思潮。十八大曾经说过 “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那么为什么不走老路?如果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就会明白，我们中国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反复、曾经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曾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确定了今天的发展道路从而获得了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
其四，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事实上回应了当前网络上一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耸人听闻的描述。我们不否认当时的情形的确非常困难，但是这是不是等于发生了网络描述的那些人间地狱般的事情。至少，这在影片故事发生的河北、河北武安是不存在的。本人也没有听到父母提及曾亲眼见到过本地曾发生过那些事情，那些事情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
老实说，在观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之前，本人想到了不久前上映的另一部电影《一九四二》。而此片上映后，很多网络评论都说：一九四二?那一九六零呢?好了，现在有在这样一部反映一九六零(左右)那段历史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而本人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如果您对这一题材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当地院线的影讯，到时候可以一看究竟!
中国当下，不能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这话虽然伤及中国左右两派，但却符合一个整体论原则。中国自49年以来的社会，并非是一个前后割裂的政治脉络，而是有着起承转合关系的，这里边，一脉贯之的，还是吃饭的问题。前三十年，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吃饭，吃不饱，但大伙吃的差不多差;后三十年，用个人主义的方式吃饭，有的吃饱了，而且吃的非常好，有的吃不饱，有的吃饱了但吃不好。这六十年，终究还是吃饭的问题。所以，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与其说是民国史，不如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是国人在吃饭之余，对吃不上饭的一种焦虑。
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全民勒紧裤腰带，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后三十年，则是用个人主义的方式让一大部分人勒紧裤腰带，完成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向大托拉斯资本主义的转化，从现在起的三十年，也是哲学上说的，中国正式步入世界化的三十年，则是怎样监控托拉斯主义、完善反垄断社会法则、将托拉斯主义产生的资本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向曾经勒紧裤腰带已经六十年的底层转移。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陈力主导创作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应运而生。
该部电影，显然在关注前三十年的吃饭问题，并试图通过邯郸伯延这个小地方来管中窥豹。为了更贴近吃饭问题这个主题，影片时间截口直接选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巴年一九六二年。饥饿是这部电影以后可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笔的最有价值的符号，与之相比，“周恩来”这三个字，只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用这个符号来完成“影视作品立场性正确”的总局需要。
与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相比，《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编剧无法选择底层和高层两个阶层如何面对饥饿这个双线套路推进故事，因为“底层如何面对饥饿”这条线地推进，必定面对“建国后”的“政治不正确”等诸多审核问题。诚如一些野史中所言，一九六二，依旧如一九四二一样，饿殍遍地，流民四野，如果将这些展示出来，一定是我们当下的影视审核制度所不能容忍的——当然，我坚信，这种不能容忍，会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陈力主导创作的“一九六二饥饿电影”如何展示这种饥饿状态，便成为该部电影是否具有电影史学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了。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影片通过周恩来这个符号化的人物的眼睛，观看到扒光的树皮、树叶，并通过一个童言无忌的小女孩的嘴巴，告诉观众，吃树皮、树叶，确实是那个年代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影片甚至于以最温和的方式向“周恩来”送递糠做的窝窝头，并最善意地希望总理在只喝树叶汤的时候，能减少饥饿。这种以“爱总理”的方式传递“社会价值”与“历史信息”的方式，无疑合理地躲避了总局对影片政治性正确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为宏大历史事件之下的细节叙事，陈力主导创作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忘直接将镜头对准采摘树叶、水煮树叶和吃树叶的整个过程。这幅全景图的影像学价值颇大。乃至于影片后半部分，用“周恩来”的追问“原先的棉花地为何要种红薯”来引出一个历史性真实——在饥饿的年代，红薯乃至于红薯秧子都可以充饥，而且是做有效的充饥方式之一。
吃糠咽菜，是拉不出屎来的。影片用“邓颖超”给村民们送开塞露这一桥段讲出这一历史真实。长时间食用这些东西，不仅拉屎困难，甚至于会出现活活憋死的状态。历史记载，明朝饥荒时期，很多人食用观音土，最终活活憋死的情状。当然，一九六二，也并不会也不可能会比明朝饥荒幸福。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愿意或者也没有能力用“绝望的死亡”来实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我想，陈力可能太女人了，“建国后”也可能太爷们了。
如果说《一九四二》的价值所在，那便是，对我们这个民族为何救灾不力的一种整体性观察，尤其是对上层建筑的观察。这种观察，涉及到民族性上的劣根性问题。作为建国版《一九四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必须要对为何出现灾荒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答。该部电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显性答案和一个隐性答案。
显性答案，是通过影片人物之口说出的——大伙吃大食堂的时候铺张浪费，有多少家底都会折腾干净的。而作为隐性答案，则是中国的农民太过于淳朴善良了，以至于国家牺牲他们的利益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将粮食所产生的商品学价值都调配到工业上去了。这个隐性答案，以伯延农民一心一意为党中央着想的方式挑明。
其实，周恩来等人的伯延调研，与其说是深入一线、了解最真实的农村生存状态，不如说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一次危机公关。建国后，需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是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毛泽东等一批政府决策者，大多农村出身，他们很清楚粮食的亩产量。为何对各个公社放卫星一样的亩产万斤视而不见，甚至默许呢?因为他们需要农民放卫星，这样，才能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实现粮食的大额的上缴，这种上缴，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但是，这种积累，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大量死人的事情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能暂时停一停。这段历史，我们需要几百年后重新认知，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不能简单抨击或者无底线唱赞歌。这段历史，与英国历史时期的“羊吃人”运动一样。任何的资本主义，不经过这个阶段，都很能形成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看似在歌颂伯延老百姓的质朴、无私，实际上用隐性的方式说出了，中国当年的资本积累方式的群众基础问题。
值得思考的事情，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用让绝大多数人吃不饱饭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才有了后三十年资本市场的快速腾飞。前三十年，甚至于以饿死人的方式，完成了国家基本上全部的工业体系的建设，才有了，后三十年，基本上没饿死人的工业体系带动整个社会基本上吃饱饭的状态出现。《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重温前三十年的历史，并且将这种思考浓缩到“周恩来在伯延四天四夜”这个具象的符号中来。
后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主流思潮中，开始出现对前三十年的批判，尤其以人道主义的批判居多。个人认为，这种批判，在这个建国六十年的历史节点上出现，它的价值正在于，催促社会转型，要求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实现资本市场成绩的全民共享、实现社会福利的合法普及、实现对每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这些实现，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的一种必然。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重新面对与讨论吃饭问题，是有哲学价值的。
从影片的拍摄手法上来讲，该部电影的导演镜头调度不差，故事的起承转合基本上贴合了电影审美的需要，影片置入感很强，建议观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范围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为克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体出动，分赴农村调查情况。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讲的就是在此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与夫人邓颖超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邯郸的伯延公社考察调研，在四个昼夜中与当地群众之间发生的故事。
在中国电影百花园中，特别是伟人题材的作品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只能算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却在认真回答“党的群众路线怎么走”的大问题。纵观之，电影给出了三个“建议”：即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
听一听什么?听一听以“刘邓大军”为代表的党的队伍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是怎么走“群众路线”的。伯延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水乳交融。抗战期间，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部带领人民群众在这里抵抗侵略;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曾在这里会晤高树勋，揭开了着名的“邯郸起义”序幕。
为了避免喧宾夺主，影片并没有影像重现这些历史画面，只是借众多人物零星的语言来构建这段史实，用以说明伯延人民对党的深厚情感有着历史渊源。来到伯延的第一天，周总理就曾深情地回忆“刘邓大军”在伯延的战斗经历。然后，片中的其他角色如连弟奶奶、老党员郭百岁等也经常在关节眼上提及“刘邓大军”的往事。
最触动我的是郭百岁的那句：“过去刘邓首长都拿我当块干粮呢!”干粮在战争年代就是宝啊!着墨不多，但一个纪律严明、团结群众的刘邓大军形象，就已经出现在观众的心目中了。而且这个形象如同影片的潜在布景一般，始终伴随着剧情的发展。正因为刘邓大军当年在伯延成功播下了走群众路线的种子，才使遭受大灾之后的伯延群众仍有那么高的革命觉悟，愿意相信党，替党分忧。因此，我们不妨认真听一听群众的口碑。
看一看什么?看一看周总理在伯延的四个昼夜是怎么走群众路线的。周总理是中外政坛的一个奇迹，现在仍有许多人每每提及他，眼角都会情不自禁地湿润。群众对他的赞誉发自内心。作为开国元勋，周恩来总理不是以驾驭战争的魅力征服群众(那是毛主席的活儿)，而是以诸多执政细节来打动人民的心灵。《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导演陈力无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为了再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在调研伯延、戳破谎言、改变政策的大框架下，影片用了大量的镜头语言来处理细节，使整个故事丰满真实。我可以信手拈来：总理去吃饭，一条腿已迈进屋子，但一看桌子上的红烧肉和鸡蛋，又迈了出来;而后来吃连弟奶奶的拽面，却毫不犹豫地迈进门去;他到连弟奶奶家，往炕上一坐，听老人唱落子戏，就像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一样自然;他到张二廷家里去抱养孩子，就坐在门坎外和二廷像两个老朋友对话;在地里种红薯藤，被一位有些调皮的女社员三番两次纠正“错误”……这些，仅仅是电影技巧吗?不!这是一位人民公仆坚定地走群众路线的清晰脚印。他用自己的行动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不搞特殊化”等等词汇激活了，我们不应该认真看一看吗?
想一想什么?党员干部们必须想一想自己的脚应该怎么走在“群众路线”阳光大道上，才不至于误入歧途，既避免让自己身败名裂，也避免让群众利益受到侵害，更避免让党的事业遭受损失?这个“建议”电影屏幕没有直接提出，但却是少不得的题中应有之义。
影片中有个“好干部”——伯延公社主任郭凤林。他父亲是老革命郭百岁，他自己也为革命做过很多贡献，在面对困难时总能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可在周总理调研过程中，他却专门和总理对着干：总理要听真话，他就说假话，并威胁公社其他干部不许讲真话;总理要见群众，他就把“落后分子”都关起来，把老父亲也瞒得死死的;更有甚者，纸包不住火之后，他居然“善意”地劝周总理也不要对毛主席讲真话。而这一切的理由，居然是不想让主席和总理看到农村的困苦实情而堵心。真是一个“替党分忧”的好干部、好同志啊!
想一想，如果今天的干部都这样冠冕堂皇地走“领导”路线，对上做报喜鸟，对下做猫头鹰，长此以往，将置人民福祉、国家兴亡于何地?这难道不是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吗?影片最后让郭百岁在周总理面前为儿子说情的情节，虽然合情合理，而且具有一定的喜剧效果，能搏一直有泪意的观众一笑，但我却认为这是影片的败笔：对“报喜鸟”们的处理太轻了!用一笑而过的手法处理欺上瞒下的官员，不就是在姑息纵容他们吗?长此以往，假如党和国家再遇到重大困难，群众们还会和党并肩站在一起吗?
影院的灯亮了。听过、看过、想过之后，我们的党员干部们，但愿你们能走好自己的“群众路线”。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