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真《对父亲的怀念》
对父亲的怀念
刘真
祖母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好几次：
“你作一篇文说说你父亲的孝顺吧!”
日子过得真快，眨眼间过去了十八年，我原以为我不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给他写什么，没有答应祖母的要求。然而，父亲七二年一去世，久久消失不了的痛苦在告诉我，我爱父亲，对他的感情还很深呢。
祖母所说的“孝”字，我总觉得是她常讲述的“二十四孝”中那些封建伦理的事儿，很反感。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去世倒引起我对他的回忆和怀念，觉得他的许多事还是值得一说的，其中也包括祖母所说的那个“孝”字。
母亲四十岁生我时，父亲三十六岁。我祖母强迫他们分居了九年后，父亲发挥了一点反抗精神，自作主，从外院的客房搬回我母亲的房间里来了，母亲为了记住这九年她对祖母的怨恨，给我起名叫九儿。这是我刚记事时，母亲对我说的。而父亲为了感谢祖母没有再强迫他们分离，对我母亲的态度却更不好了，处处用恶言恶语来伤害她，表示对祖母更加“孝顺”。我刚记事时，就处在家庭这种种复杂微妙的矛盾中，和常常暴发的吵闹打骂声中，挨打的当然是我母亲，打她的是我的父亲，从中又吵闹又挑拨是非的是我的祖母。我善良的母亲一心想的是，公爹去世了，好好孝顺婆母，要胜过我父亲。没想到，祖母怎么也不容她，她几次想要自杀，我和弟弟太小，把她拖住了。为了儿女，在家庭不断的斗争中，她渐渐变了一副模样。谁打和谁打，谁骂和谁骂，她宁愿拼死，也不自杀了。她拼成了一个十分顽强的人，家中的日子，也就更加热闹了。
“小九儿，快回家看看吧，你家又打架哩，你爹把你娘的头打破了。”
邻居们常常这样大声嚷着告诉我，他们一面嚷，一面向我家跑，去劝架。
我看见满脸流着血的，被打拐了腿的母亲。她总是吵嚷着说她的道理，想让四邻八家来评判。我没见她哭过。这时的母亲，已经只有恨，没有泪了，泪早就哭干了。
在父亲的眼睛里，我远不如奶奶怀皇的那只老猫，也不如我家的小狗。父亲从来没看过我一眼，更没有对我笑过，好像我不是他的孩子。我有两个大哥哥，大哥比我大二十岁，二哥比我大十五岁。我也有了两个嫂嫂，还有三个侄女。一个小侄子。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而他只喜欢我的侄子老黑小，对所有的女孩都不理睬，我也就不觉得委屈了。在我们女孩的心目中，他像个大老虎，不管我们在一起玩着什么，一听见他那噔瞪噔重重的脚步声，像家雀中投来了一块大石头，我们飞的飞，跑的跑，一下了都没影了。只有他拿起猎枪，到田野里去打野兔的时候，我们盼望过他，盼着吃打回的兔肉。还有，每年腊月二十八，他要赶集去买年货，我们盼望他给每人买来一朵花。平常日子里，很少看见他的笑脸。只有他和我奶奶坐着说闲话，我们扒着套间的门框，探头探脑，才算看见他在笑，这是沾了奶奶的光。不管什么时候，他一看见三岁的侄子大老黑，不是抢头就是抓耳朵，脸上那笑容我们也看见了，这是沾了大老黑的光。
有时候，父亲拿着窝头逗小狗打滚儿玩，他脸上的笑容我们又看见了，这时沾了小狗的光。我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叫小十儿，他的待遇和我们女孩是一样的，父亲从没有看过他一眼。他只活了三岁拉稀拉了二十天就死了。只有我母亲抱着弟弟的小尸体放声大哭，她的哭声是那样的孤独。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想的，他不在场，不知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弟弟那小小的棺木是谁做成的。除了母亲，只有我心里最难受了，我很爱小弟弟，他一死，我的被窝里再也没有小弟弟稚嫩的说话声音。我能听见的，望见的，就是母亲每夜狠狠指点着父亲那躺在枕头上的脑袋哑声地吵闹。不管她怎样问，用她的哑声怎样吵讲道理，父亲一声气也不吭，他沉默得像死人，他脑袋像个肉疙瘩。我可怜母亲讲的道理是白费劲。比起白天父亲那打骂她，我还喜欢这哑声的黑夜呢。父亲没有道理可回答。
明天，以后，他还会为了叫奶奶高兴照常打骂我母亲。他改变不了局面，也改变不了他自己。母亲的吵闹是让父亲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和奶奶讲道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只图个孝顺。可父亲办不到，他也不这样办，那“孝”字是不能更改，不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古来没有过，古书上更没有写着。母亲常常把嗓子说哑了，也改变不了他。小弟弟病后，奶奶不发话，父亲不敢买药，母亲白白哀求，我的小弟只能是他们中间的牺牲品，哥哥们大了，长了翅膀，有了家室，只有我是他们中间的受气包，活得不如小狗小猫。比起母亲来，我还算可以，因为我小，在他们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中，还不会说话，不会插手，只能常常在惊吓中，干瞪着惊恐的眼睛瞧着。母亲只能这样对我说：
“九儿，你长大了，我要给你找一个没有婆婆的婆婆家，找一个大女婿，知道疼你。”有时候，她又说：“你一定要给娘长志气，长成一个有志气的人。”
我不知道什么叫志气，也不知道志气怎么个长法。她那对吵对骂，我看着就是志气，却看不出她这志气有啥用处。
“七七”芦沟桥事变了。我们这地方土匪遍地，各村抢夺，大乱起来。一大乱，我们家的乱子倒小子，小得几乎没有了，一家人整天盘算着日本人打来，到哪里去逃难，哪里有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大哥、二哥的同学好友，一伙一伙常聚到我家商讨。只有在这时候，母亲才对我说，大哥是共产党。大哥十八岁时，国民党抓他，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到我们家来的这些人，也是共产党。
从此，我奶奶、父亲、母亲有了共同的语言和行动。奶奶叫我父亲买肉，买菜，叫我母亲和嫂子们给这些青年人做好饭，包饺子、包子。无论来多少，也都我家最高贵的客人。奶奶说，这些青年人都是她的孙子。
父亲在村里有个外号，叫黑刘绍。一是他那漫长脸长得黑，二是他小气。
我们家乡把小气、自私。叫做“黑”，他算是里表一致，名副其实的。我家的长工大叔，为了一年多增一元工钱，父亲死也不答应，把我母亲气得够呛，怎么吵也没有用处。父亲有个理由，说我们家叫长工吃得好，干粮里常年有白面，农忙时中午两个菜，有鱼，有凉菜。他说这是大哥走前规定的，他没有违背过。
父亲会说那句古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对那些一心要抗日的人们又不显得小气了，很大方。我大哥参加了共青团，回家乡，带领着穷苦人冲击过县衙门，成立农民协会，给长工们改善生活，父亲统统不反对，还带头支持了。二哥又要去参加八路军，父亲也不阻挡，还是支持，也不管家庭的存亡。大哥从沦陷的哈尔滨逃回家，不久，双到山西去找红军了，父亲给路费，也是高高兴兴的。三八年，日本人占领了县城，伪军对我家要满门抄斩，全家人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出虎口。仨仨俩俩，各奔工西，成了讨饭的。这一切，父亲从没有说过一句埋怨哥哥的话。看来，他对富农家庭的破产，没有一丝留恋。
1939年的春节，父亲到他的四舅舅家去过年。奶奶的亲弟弟，我的四舅爷也是个富农，比我们家还富，在我父亲最艰难的时刻，他四舅只给他外甥端来一个鱼头，还冷冷地说：
“好好的个家，放下日子不过，叫儿子去当八路。当成了全家讨饭，给你吃一口就算不错了。”
同年夏天，我们全家大小都经受了不少磨难，从各处投奔到运河西的清河县抗日根据地。这里有个抗日家属被服工厂，全家在这里会面了。父亲带着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宝贝大老黑。不管每个人经历了一些什么艰难，在这部队和人民满村歌声和。操练声的地方，都没有眼泪，只有欢乐。奶奶爱哭，当她望见全家一个也不缺少的时候，笑着闪现出了两眼泪花。从此，在抗日家属被服厂里，母亲和两个嫂子给八路军做鞋袜，做衣服，奶奶也自动参加了劳动，她把单线合成双线，让人们做活用;父亲当了管理员，他负责采买各种物件、棉花、布匹，还买菜。他那噔噔噔又重又快的脚步，有了大用处。我和两个侄子，人了工厂的子弟小学。白吃饭的只有两位，五岁的大老黑和他三岁的小妹妹。
这时候的我，像鱼儿投入了汪洋大海，原那一坛死水中的一切不幸全不想了，没了。我和父亲直到这时，也没有过语言的往来，不知道他每天都想些什么，只从他那又急又快的脚步中，看到他走着这条新路很愉快。只有一次，不知道他为了买什么，到运河东敌占区去了一赶。他回来说，夜间回家去看了看，乡亲们把我家的大门口用土坯封起来了。他是从东邻家的梯子上爬到我家的东房顶上，又抱着枣树下到院子里。那小黑狗已经长成了大狗，黄狗快老了，两只狗一看见他，都用后腿站起来，用它们的前腿和爪子抱住了他的肩膀亲他，发出了呜呜的哭声。乡亲们告诉他，封门时把狗赶出来，它们又跳回家，谁也抱不出来。南邻的小三哥只好每天三顿用绳子吊下个小桶去喂它们，它们才活下来。从西墙角给它们扒了个洞，让它们出来和别人家的狗到村外去玩玩，散散心，它们还是不出来，在等，等这一家人回去。
当我父亲又爬上枣树要离开家时，两只狗在树下使劲往上跳、跳。当它们望不见我父亲了，它们在院子里的声音更响，像在哭。
奶奶和一家人听了，都流了泪，只有父亲没有泪。我从没见过他流眼泪，我以为他没有泪，他没有长着会流泪的眼睛。长大后，我才明白，他很有家长的尊严，当着儿女的面，他是不能随便流泪的。
在工厂，又发生了一场矛盾。政府选拔我父亲到太行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参议员训练班去受训，受完了训就是那一级政府的参议员了。母亲和二哥都十分高兴，保证父亲走后，我奶奶不会受委屈，大家都会更加孝敬她，处处把她照顾好。看到父亲那兴奋的神采，他也很想去，他当然要问我奶奶。奶奶寒下脸说：“你去吧，回来你就没有娘了。”
这句话，算铁板上钉，谁说什么，父亲也不去了。他的回答是：“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我在这工厂里办点事算忠孝双全，都尽了。再说，儿女们谁尽忠我也不挡着，叫他们去尽忠，也算替我尽了一份。”
在母亲听来，他说的全都是歪理，是落后，是愚忠愚孝，是无理胡搅，把母亲气得够呛。
我和侄女在子弟小学读书不到半年，军分区宣传队来招收女孩当宣传员，我和两个侄女都走了。父亲确实没有阻挡，他没有认为女孩去当兵有啥不好，更不说我们去了可能会遇到危险。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女孩，死活他管不着，他说话是算数的，再加上母亲的支持。在抗日根据地，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民的，大家都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父亲的家长权威，无形中自动退位。
1942年5月，敌人开始对这一片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和侄女又和家人聚到一起，但我们这些抗日战士的家属很难落脚了。我父亲担当起一家老小从这里到那里的逃难任务。哪里还有太平日子呢?瞎闯罢了。
原来我们一家分散着住在武城县运河西的村庄里。敌人“扫荡”过去，就在这些地方修炮楼，怎么办呢?有位老乡说，枣强和冀县还是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没有“扫荡”。这样，父亲借了个小手推车，让奶奶和小侄女坐上去，他推车驾辕，我们三个女孩拉车，向西要走一百里路呢。这是夏天，父亲的汗水湿透了全身的衣裳，一步一滴汁水，一个脚印。走出去不太远，就变成厚厚的沙土路了。母亲和大嫂都是小脚，实在迈不动步，就在沙路上向前爬、爬。她们身后的沙土中都留下了一长串身印。父亲那推车的脚步更费劲了，他喘着，喘着，拼命地推。奶奶和小侄是不能下车的，下来也走不成，爬也爬不动。奶奶在小车上望望前，望望后，皱紧眉头，愁得直想哭。
来到了冀县沙土窝里的黄洼窑村，村长找了个房子多的户家让我们一家住下了。父亲紧接着的任务是给一家老小九口人找吃的。开始，村政府送来点粮食，饽饽，时间久了，就供不起了。父亲天天找区政府去批条子，批到哪个村，就到哪个村去讨要。而这里离敌人并不远，敌人常出来抢粮，抢东西。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都要吃饭，各村的人民群众都很艰难。
每天，父亲天不亮就出发，一家老小整天饿着等着他的脚步声。天很黑了，他才回来。也不知道他去哪个村，跑了多远的路。他的脚步声成了一家人的生命线，我们等着，听着。如果他的脚步声更重了，就说明他背来了粮食。我们赶忙跑出去接过来，常常那口袋底上只有一点点，五六斤，最多十几斤。我们倒在碾盘上碾，连糠皮一起吃，也不够一两天的，只能拔野菜，做糊糊。只有一次，父亲背回来三十斤谷子，一家人高兴极了，做了一锅带糠皮的发面窝窝。
小侄女一看，不敢动，她仰起脸问：
“老奶奶，这一顿咱全家都吃这么好的饭呀?”
奶奶用哭声说：“咳!唉!我那孩儿啊……”她说不下去了。
谁知，没有多久，敌人又开始了对这一片地区的大“扫荡”。一位老大娘说：“你们出去跑，把老太太交给我吧，还有这个小丫头和他哥哥黑小，饿不死这次”扫荡连续二十多天，父亲带领着母亲、嫂嫂、我和侄女，钻庄稼棵，遍地跑。人又饿又累，两天后，几口人再也不动步了。枪炮声在各处响，说不定敌人的汽车和马队会从哪里窜出来。父亲一看大人孩子要累垮了，他让我们在一片坟头地中等他，他不顾死活，走向了一个村庄。我们正为他担心，他抱着八个高梁面饼子跑回来了。我们又惊又喜，好像这些干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说：
“那一家的老大哥、大嫂都太好了，人家说，这乱时候救命要紧，就是这么多干粮，全拿走吧!”
又过了三天，父亲再到那一家要饭时，他空手回来了。那一家再也没有吃的了。跑“扫荡”的人很多，许多人去要过，他们自己也在挨饿。我们一面躲敌人，父亲一面抽空进村去讨要。他不让妇女和孩子进村，怕碰上敌人，他自己不顾死活，去探路，去冲闯。秋天，他领着我们捡豆粒，捡落在地上的大麻籽粒，去给我们换点东西吃。
说实在的，这几个月要不是有父亲在，这一家人的死活就说不定了。我二哥在武城县公安局担任除奸股长，这里“扫荡”过后，他来接我们时，瞪大了眼睛一看，笑着说：
“哈哈!又是一个也没少，都在，都活着。”
奶奶说：“问问这几口子吧，是不是你爹那双腿脚快跑断了?”
二哥望着父亲笑，父亲那没有表情的面孔在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回到武城县的前树村，父亲认为我们应该学点什么，他教我和二侄女淑花打算盘。加减乘除，我学完后，淑花还是学不会“小九九”的打法。我父亲急了说她笨，一巴掌打得淑花干脆不学了。
1942年冬天，我离开父亲到地委去当了交通员，一直到1945年我们的县城解放，我已经当上军区文工团的演员。到我们县城来庆祝，演出，我又和全家人见面了。军民在狂欢中给文工团送来了许多肥猪肉。各分队每顿饭打一盆肉来，大家吃不完，都给我们家送来。看我们一家子这个吃劲，像在冀县喝菜粥，你一碗，他一碗，父亲用的是大海碗，他能吃两碗，足有三斤肉。这就是抗战八年没吃过肉的一家子。
从这以后，母亲、嫂子都参加了工作，孩子们出去当兵的当兵，上学的上学，家中只有父亲和奶奶了。奶奶一活活了一百零四岁，全是父亲做饭，照顾。
奶奶死前躺了三年，父亲为了护理她，三年没有脱过衣服好好睡过一觉。
六九年奶奶去世后，我本想让父亲到我身边来休息几年，让我来孝敬孝敬他。恰恰在此时，“四人帮”正猖狂。我很难有机会回到邯郸家中看望父母和两个小儿子。
这时候，母亲已经83岁，糊涂了。她一看见我父亲，总想起过去她在家挨打受气的那些年月，那一切给她的伤害太重了，抗战共患难的八年，也没有医好她心灵的创伤，和父亲有隔膜。
“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父亲的脑血管硬化了，双手总是颤抖。母亲也老的不能做饭了，两个孩子太小，不会做。十年动乱正极左，找个帮忙的叫作剥削，只好我父亲亲自做饭。
他照护完了百岁以上的老娘，又来侍候这么老小三口。母亲对父亲的怨恨未消，还处处不容他;国家又处在灾难深重的时刻，说不尽我有多么心酸，难过。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父亲，他却一病不起，住了两个月医院死了。去世前;我问他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话要说，他张了张口想说，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他指了指东面我故乡的方向，又摇了摇头，摆了摆手，觉得不可能，无力地放下了他的手，永远闭上的眼睛。我明白他的心思，是要我想法在他死后，把他拉回家，埋在他那老母亲的身边去。邯郸离我家乡有三百里，这时极左，我正在“学习班”，根本做不到把父亲拉回老家，我只能抓紧父亲的手，算是女儿最后对他的一点安慰。
母亲知道父亲不行了，才想起了他那些好处，才改变了她的态度。父亲是晚上十点钟去世的，我们没有告诉母亲。第二天早晨，她问我：“给你爹喂了饭没有?”
我才告诉她，父亲昨天晚上十点钟死了。她慌忙拄着拐杖来到东套间，她丢掉拐杖，一双手抓住了我父亲的双脚，从脚一直抚摸到脸部，最后抓住了父亲的双手哭了。
他们结婚时，父亲十三岁，母亲十七岁，六十六年的夫妻，多少灾难和怨仇，和解了。他们和解了。天呀!
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变换了几次形象。严厉可怕的父亲。爱国抗战，不怕家破人亡的父亲。不怕吃苦，拼命保护了一家人的父亲。抗战胜利，会笑了的父亲。社会主义建设中，自编自唱河南坠子书，幽默聪明的父亲。我回家治病时，每天早晚给我熬两次中药，不怕麻烦，慈爱的父亲。让我们在外工作的人不要挂念祖母，他一个人孝顺到底的父亲。终生劳苦的父亲。
父亲死后，如果我能哭一场，会好受些，我哭不出来，更加痛苦不堪。主治医生告诉我，父亲是一种老年常见病，血甲紊乱，失去了温饿的感觉，治不好，死时也不痛苦。
但我总觉得对父亲没有做到尽心尽意，犹如刀搅着似地怀念着他，何况他死的又不是个正经时候。所以，这痛苦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
今天，父亲的骨灰盒终于拿回故乡，埋在了奶奶的身边，让他们母子生死在一起了。算是了却父亲的心愿，但这却仍安慰不了我。
1985年8月
点击图片可阅读《谈父亲》图书全集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