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父亲与童年》
父亲与童年
乐黛云
父亲是二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他曾接受过胡适的面试，胡适嫌他口语不好，他一气之下，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当了三年自由学生。他告诉我当年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虽然对面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他也从不过问。
他不缺钱，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收了好些学生。据说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贩卖鸦片发家的巨贾，立志改换门庭，将四个儿子送到北京，一个是清华大学首批留美学生，学化学;一个送到德国，学地质;还有一个学医;只有父亲学文而又颇有游手好闲之嫌。但父亲并不是一个纨绔之人。记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门左侧文化宫，去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他一再和我谈起1924年，他到天安门右侧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并步行送孙总理遗体上碧云寺的情景。他对两位总理都深怀敬意，曾对相隔50余年的东侧，西侧两次悼念，不胜唏嘘。但他却始终讨厌政治，只喜欢读济慈、渥兹华斯的诗。
1927年，他“学成”还乡，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有人劝他去武汉，他都不听，一心要回家乡，建立小家庭，享人间温暖，尽山林之乐。据他说，途经九江，曾遇一位革命党人，好意劝他参加革命，不想他游庐山归来，这位革命党人的头颅已经挂在城头。这更坚定了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南北与西东”的决心。
回到贵阳，我父亲很风光了一阵。他穿洋装，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办舞会，还在报上骂军阀，都是开风气之先。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换换邮票，看看杂志之类。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为此吃了很大苦头，说他是什么英国特务的高级联络员等等，经过多次“触及灵魂的批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父亲当年回乡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母亲，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钱无处花，所以四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一星期三次，我每次都被天主堂那只大黑狗吓得魂飞魄散，对钢琴则毫无感觉。我在这个名叫善道小学的教会学校念到三年级，留下了天主堂圣诞节，复活节的辉煌记忆。最有意思的是每个礼拜的望弥撒，我还能清楚记得那每次必念的经。当时这些经对我来说，只是一串音符，现在想来，大概是如此：“申尔福，马丽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贤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马丽亚，为我等罪人，敬谢天主及我等死后人。亚孟。”这一段经，当时学校上下人人会念。最近读关于第一批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书，才恍然大悟，原来，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文化讲求仁义，崇拜祖先，尊重母亲的特点，尽量宣传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残酷形象，而多宣传圣母，以至乡民认为主宰天主教的是一位女性;而且在敬谢天主之后，还要敬谢“死后人”之类，大概都是外来文化首先迁就本土文化(崇拜祖先)的痕迹。
对天主堂的其他记忆就只还有一次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送葬。那次，我走在最前面，手捧一大把非常美丽的鲜花。另外，就是许许多多漂亮的十字架和念珠，和每回圣诞节必得的一只透明玻璃小靴子。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有时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刻着圣母像的精致的圣牌。
芦沟桥事变那年，我刚六岁。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市街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可惜好景不长，大约是1939年末，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40余里的农村——乌当。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父亲仍不改他的“浪漫”，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独门独户，背靠小山，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
我们一家四口(还有两岁的弟弟)就在这个谷仓里住了三年，尽管外面兵荒马乱，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温情之中。例如我们常常去那座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这种时候，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摘野花，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母亲会将它们编成一把条帚扫床。
母亲还教我们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小篮儿，装上黄色的蒲公英花和蓝色的铃铛花，非常美丽。这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引吭高歌，他最爱唱的就是那首英文歌“蓝色的天堂”：——“just maryand me，and baby mdke three，that is my blue heaven!”有时我们也一起唱“家，家，甜蜜的家!虽然没有好花园，冬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父亲有时还唱一些古古怪怪的曲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我们永远相爱，天老地荒也不分开，我们坚固的情爱，海枯石烂也不毁坏;你看那草儿青青，你看那月儿明明，那便是我们俩纯洁的，真的爱情。”我至今不知此是中国歌还是西洋歌，是流行歌还是他自己编的创作歌曲。
中学教师的薪水不多，但我们有城里房子的租金补贴，乡下生活过得不错，常常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和鲜猪肉。每逢到三里外的小镇去买菜赶集，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琳琅满目的挂在苗族和种家族项链上的小铃铛，小饰物，鲜艳夺目的苗族花边和绣品，还有那些十分漂亮的，刻着古怪图案，又宽又薄的苗族银戒指更总是令人生出许多离奇的梦幻。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好点心可吃。母亲于是用洋油桶作了一个简易烤箱，按书上的配方做蛋糕和饼干。开始时，蛋糕发绿，饼干一股涩味，后来一切正常，由于加了更多的作料，比城里点心店买的还要好吃。父母常以《浮生六记》的作者和女主人公一一芸自况，《闲情记趣》一章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那时候，生活真好像就是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然而，经过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倒也不尽然。
我们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了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我阅读和背诵。我现在还能背全篇归有光的《祭妹文》和一篇至今未能找到出处的短文。这篇短文按我的记忆大致如下：“闻门外有卖花声，呼之入视之则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因询其家状，女日：吾父夙经商，不幸，病目失明。余因自念，在家坐食，徒为亲累，殊非计之得，遂请于父母，以卖花为业，于此获微利，借谋自立之道焉。已而顾日影日：‘日将终，吾将趋归，为吾父作饭’。”后来，我曾遍寻各种典籍，却始终找不到这篇短文的出处。
我有点怀疑这是不是母亲自己编的。母亲十岁丧母，外祖父是贵州大法官，三个女儿中，最爱我母亲。他为了照顾孩子，娶了一房继室。谁知孩子们的生活由此更为难过，外祖父不久即抑郁而死，那时母亲仅十五岁。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她一方面支持比她大三岁的姐姐到北京求学，另一方面，带着比她小五岁的妹妹在别人的欺凌中苦苦挣扎。据我后来的观察，她与父亲的结合多少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她内心深处总以靠父亲生活而不能自立为耻。
对于父亲的种种“罗曼蒂克”，她也不过勉强“紧跟”而已。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总时时刻刻教我自立自强，并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母亲很少教我背诗，却教我许多易懂的散曲，内容则多半是悲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那首“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归。晓来谁染霜林醉，尽是离人泪”，母亲最喜欢，还亲自谱成曲，教我唱。我至今会背的，还有“晓来青镜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嘱咐咱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等等。从后来的许多事实看来，这些选择都体现出母亲内心深处的一些隐痛。
其实，所谓牧歌云云，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当时，抗日运动正在高涨，贵阳一中也来了许多“下江”学生和先生。他们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诸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之类，我都是当时学会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夔。我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夔字太难写，母亲教我写了多遍。他教学生用当地出产的白黏土做各种小巧的坛坛罐罐，然后用·个铜钱在上面来回蹭，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美丽的绿色。他又教学生用木头雕刻简单的版面，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和喊叫的张开的大嘴。版画上都刻着抗日的大字标语。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特别是我的小姨，母亲唯一的妹妹，当时是贵阳一中的学生。父母在乡间很少招待客人，这位吴先生却是例外，记得他来过好几次，和父母谈得很高兴。于是，来到了大清洗的那一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先生和两个学生被抓走了，警车呼啸着，穿过我们窗前的小路。不久，传来消息，说吴先生一抓到城里就被枪毙了，他是共产党员!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失踪。母亲把追求进步的小姨囚禁在家，也不让她上学，她大哭大闹也没用。
就在这个夏天，父亲被解聘，失了业。那是1941年，我十岁。
我们一家凄凄凉凉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祖父去世前与他的五房儿子共居的处所。老屋很大，共有六进，从一条街进去，打从另一条街出来。祖父死后，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产，有的分了商号，父亲分了整个后花园，当医生的伯父分了大部分老宅，但其中有一进留作祭祀之用，由祖父的姨太太管理。
她住在楼上，楼下是堂屋，供着祖父母的画像和“神主牌”，每天黄昏，由楼上的姨奶烧香，敲磬。堂屋旁边还有一间空屋，我们一家四口就搬了进去。和原来的大花园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父亲失业，坐吃山空。更不幸的是当时政府决定修一条大马路，据说原来的计划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也全都拆得七零八落。父亲为了在马路两旁勉强修成两座小楼，耗尽了全部资财，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房子仍然未能盖成，只好把修了一半的房子让给别人，修建费抵作20年租金。这就是说，20年内，父亲不可能再从房子得到任何收益。
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三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分发糖果点心的时候。这时，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40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大约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三四年前，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那时这里还只是一片不为人知的，只是种家族聚居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40里，你就决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当时的名称是“花格佬”)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一座长三间的房子，前面有宽宽的阳台，两边有小小的耳房，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
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却是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后来，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草地的右侧则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父亲雇来看房子和种花草的一个孤单老人就住在这里。听说他也不是本地人，而是一个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老兵。几年后，这位孤独的老人一病不起，父亲一怕传染，二不愿有人死在自己的家里，就在墙外搭了一个草棚，将老人搬进去。我每天给他送水送饭送药，心里总感到很难过，很不忍，觉得我和父亲一起做了亏心的事。这是我第一次朦胧体验到人间的不平，此是后话。当年，这位老兵可真把房子、菜地、花园全都收拾得一无瑕疵，可惜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实际上，抗战前我和母亲只去过一次，是乘轿子去的。那次，新居落成，父亲大宴宾客，游山玩水，唱歌跳舞，又是听音乐，又是野餐，很是热闹了好几天。平时，父亲倒是常去的，他喜欢步行，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这次回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10里之遥，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而不愿住进大学教师宿舍。后来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30年。五十年代，当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北京念书或工作时，他忽然得了脑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别野修建在种家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10多里地，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不可思议!
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她教我们用白粘土作小器皿，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她也教我们铅笔画、水彩画、写生和素描。总之，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她非常爱艺术，也爱她的学生。据说她和父亲结婚的条件就是婚后送她到上海读书学画，但是由于过早地怀上了我，一切计划就都不得不付诸东流!后来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总是恨恨地骂他毁了她的一生。其实父亲也并非不感到内疚。在我两三岁时，父亲曾带着我和母亲去到杭州，让母亲在那里上了著名的杭州艺专。但是不到半年，由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我们一家又回到了贵阳。
总之，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我在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个刚从城市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师资。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工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却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她单身一人，家中却很热闹，常有许多年轻的来访者。母亲不大喜欢她，常在背后指责她走起路来，扭得太厉害，故意卖弄风情。
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和造句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德北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北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黛丝姑娘))如何如何高超，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听了《微贱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我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初中三年，我们每学期都有国文比赛，每次我都是尽心竭力，往往几夜睡不好觉，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然而，不管我如何奋斗，我从来就只是第二、三名，第一名永远属于老师的宠儿，“下江人”葛美，她穿着人时，皮肤白皙，两只大眼睛清澈明亮。我对她只觉高不可攀，似乎连忌妒都不配。
她也一向只和“下江人”说话，从来不理我们这些乡巴佬。
我们的国文课越上越火了，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我连作梦都想扮演四风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由于演出相当成功，朱老师甚至决定自己来创作一曲歌剧。她在课堂上大讲中国京剧如何落后，意大利歌剧如何高超。她终于和一位姓李的贵州农学院的讲师合作，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可以称为歌剧的歌剧”。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朱老师家，他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李先生会拉手风琴，会弹钢琴，会作曲，朱老师则构思情节并写歌词。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于是，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每逢李老师过我家门口，母亲总是对父亲悄然一笑。有一次母亲还一直熬到深夜，就为看看李先生究竟回家没有，我也使劲撑着眼皮，但却很快就睡着了，到底不知结果如何。
不管怎样，歌剧终于完成，并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排练。朱老师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所有的歌，我们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而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我们童年的记忆。记得帏幕拉开，就是伯爵登场，他轻快地唱道：“时近黄昏，晚风阵阵，百鸟快归林。荷枪实弹，悄悄静静，沿着山径慢慢行……”他随即开枪，向飞鸟射击。一只受伤的小鸟恰好落在树林深处伯爵夫人的怀里，她于是唱起了凄凉的挽歌：“鸽子呀，你栖在幽静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飞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些儿阻当;鸽子呀，你哪知凭空遭祸殃，可怜你竟和我一样，全身战栗，遍体鳞伤，失去自由无力反抗……”正在此时，一位流浪诗人恰好走来，他唱着：“异国里飘零，流亡线上辛酸，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里，痛苦鞭打着我，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讽言。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只能到处飘零。如今，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何处飘零?!”当然，两个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怜，随即堕入情网。后来，当然是伯爵一枪将诗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杀身亡。
当时，这出“千古悲剧”真使我们心醉神迷!虽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属于漂亮人时的“下江人”，但我们对于分配给我们的职务却是十分尽职尽责。记得我当时负责管道具，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把我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和乳罩(当时一般女人不用乳罩)都背着母亲翻出来了。演出当然又是非常成功。
露天舞台设在一片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母亲把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总想让我来实现她未能实现的梦想。初中一毕业，她就让我考上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第14中，这里的同学大半是大官和有钱人的子弟，下江人居多，师资水平相当高，不少是原来的大学教师或报刊文人。国民党控制很严，对学生有一套严格管理办法。每一班级都有一个级主任，这个班级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的泽寰级以数学好著称。
我后来考大学往往拿高分，就得益于赵泽寰老师教我的数学。学校每天都有升旗仪式，唱国歌，升国旗，然后校长训话;晚上有晚点名，点名前唱的歌是劳动歌：“神圣劳动，小工人爱作工;神圣劳动，小农民爱耕种……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读书，为辅助劳动”;点名后唱的歌是学校老师自编自谱的“马鞍山颂歌”。我至今清楚记得歌词是这样：“马鞍山，马鞍山，是我们成长的园地，是我们茁壮的摇篮。山上飘洒着园丁的汗雨，山下流露着慈母的笑颜。上山!上山!往上看，向前赶!永恒的光，永远的爱。永远地守住我们的园地，永远地守住我们的摇篮!”每个星期一都要举行“纪念周”，在这种全校的周会上，常常有大小官吏来训话。总之，国立14中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校风，尊师爱校，严格训练和管理，重视劳动，每个班级都有供自己种菜的自留地，学生都为自己的学校而自豪。
可惜我在14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日战争胜利，14中迁回南京，重新复原为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我则仍然留在贵阳，进了贵州中学，高中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我最讨厌那些嚼着口香糖，伸出大拇指叫“顶好”，开着吉普车横冲直闯的美国兵。我每个周末回花溪，有时坐马车，有时走路，总会碰上那些载着花枝招展的时髦姑娘的美国吉普。车上的美国兵常常冲着我喊：
“漂亮姑娘，要不要搭车?”我就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有一次，我和堂姐在碧绿的溪水里游泳后，正穿着游泳衣坐在桥头晒太阳，来了一群醉醺醺的美国兵，他们先是说说笑笑，后来就动手动脚，竟将堂姐推落水中。堂哥一见大怒，用相当流利的英语和他争吵起来。堂军当时是空军机械师，刚从美国受训一年归来。美国兵一看堂哥能开“洋腔”，顿时有些气馁，终于被迫道了歉。后来“沈崇事件”，美国兵强奸了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凶手竟被引渡回国，无罪开释、掀起了全国学生运动的轩然大波。我自己更是觉得对美国兵恨之入骨。我的这位堂哥后来加入了地下共产党，解放前夕被抓进监狱，国民党撤退时英勇僦义，(成为贵州有名的烈士。我想他所感到的民族的屈辱一定是他参加革命的重要动因。
然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我又被美国文化所深深地吸引。那些美国的“文艺哀情巨片”简直使我如痴如醉。泰隆鲍华、罗勃泰勒扮演的银幕上的美国兵竟然成了我的英雄。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两三场美国电影。我们学校附近就有美国兵驻地，我和同学们都喜欢黄昏散步时在那边徘徊。
堆成小山的咖啡渣发出诱人的香味，偶尔会拾到一两张美丽而光泽糖纸。特别吸引我们的是沿街销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地摊，从黄油、奶粉、口香糖、信封、白纸，直到简装本的古典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有。这种简装本62开，软封皮，不厚不薄，在车上、床上，特别是上课时偷着看都方便。霍桑、海明威、辛克莱、斯丹倍克，我都是通过这些简装缩写本读到的。当时，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刚刚出版，真称得上风靡一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书中的人物，我和母亲也时常为此发生争论。我当然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教养的文弱书生卫希礼的崇拜者，母亲的英雄却是那位看透了上流社会，能挣会赚的投机商人白瑞德。
整个高中时代，我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每个星期六一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的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哈、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萧斯塔科维奇的乐曲。
我当时对萧先生特别崇拜，他的言谈举止对我都十分有吸引力。后来听说他和我堂哥一起被关进了国民党监牢。肃反时又听说他被共产党监禁，原因只是他既然没有被国民党枪杀，那就肯定是叛徒。关了好几年，出狱不久就与世长辞。
那时，每个星期天晚上，我一定参加圣公会的英文礼拜，听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的汤牧师用英文布道。起先只是想练练英语听力，后来是真正对基督教的一套仪式发生了兴趣。特别是那些非常动人的赞美诗，似乎真沟通了一种超自然力量和人的灵魂。我不但参加作礼拜，而且也参加了查经班、唱诗班，并认识了年轻的女牧师密斯宾，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人。我们一起用英文读圣经，唱赞美诗，我最爱听她讲圣经故事和人生哲理。她的广博知识，平等待人，特别是她的献身精神都使我深深地感动，并看到了另一种人生。
在这一时期，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中文的、英文的，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真是无所不看!我也喜欢写散文、念古诗，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最热心的夸奖。我就是这样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我的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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