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报国：蔡东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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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报国：蔡东潘
书生报国
蔡东藩(1877-1945)，字椿寿，号东藩，今浙江萧山临浦人，他以著有规模宏大的中国通俗历史演义而闻名于世。蔡东藩自幼聪慧过人，五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到镇子集市置办年货。在一家杂货店，父亲挑好了几片黄鱼鲞，正准备付钱时，店主笑着对蔡东藩说：“听说蔡家有个神童，我考考你，我出个上联，如果你能对上来，我就把这鱼鲞送给你家，好不好?”蔡东藩点了点头。老板说：“我的上联是三片小鱼鲞。”蔡东藩稍一思索，脱口而出：“五个大乌龟!”听此妙对，老板和旁观的人们禁不住喝彩。
光绪十六年(1890)，年仅14岁的蔡东藩考中秀才，在当地名噪一时。宣统二年(1910)，蔡东藩赴京参加优贡朝考(优贡为地方推荐入国子监肄业的学生，经过朝考可授予一定官职)，名列一等，被发派去福建候补知县。蔡东藩素来仰慕清官廉吏，对历史上清官廉吏的讴歌在他日后写就的历史演义中随处可见，如他在《明史通俗演义》中写到海瑞的事迹时，动情写道：“小子爱慕清官……且有佳句一首，作为海刚峰(刚峰是海瑞的号)先生的赞词道：由来贤吏自清廉，不慕荣名不附炎。怎奈孤芳只自赏，一生坚白总遭嫌。”
宣统三年(1911)春，蔡东藩风尘仆仆赶赴福建后，现实却使他大失所望，官场上那种阿谀奉承、尔虞我诈的风气，让他十分愤怒，他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枉文以求知，已增惭汗。如果再枉道以求官，那等于为国添一蝇狗，即为国家多一蠧贼。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以。”当年初夏，蔡东藩便称病归里。
此后，蔡东藩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写作历史通俗演义及教育事业中。他经常教导学生“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读懂为人的道理”。蔡东藩对语文教学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民国建立的那一年，蔡东藩出版了《中等新论说文范》，在自序中他表达了对新国民、新国文的期待：“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
笔下春秋
民国成立后，面对日益加剧的内忧外患，蔡东藩忧心殷殷，从1916年到1926年的这十年，他奋笔撰写历史演义，寄望通过史事劝诫世人，匡救时弊。
经同乡邵希雍的介绍，蔡东藩与上海会文堂书局建立联系，他撰写的历史演义最初都是由这家书局出版的，包括《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西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等，记述了自秦王嬴政即位的公元前246年到1920年共2166年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
1935年，会文堂书局将蔡东藩撰写的11部通俗演义与许廑父续作的《民国通俗演义》40回，以《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总书名出版，这套书共计651万余字，分装44册。在十年时间里，写成这样一部完整的历史演义著作，真可谓著述界的奇迹。
此书出版后，立即成为风行全国的畅销书，拥有众多读者。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1937年1月31日，在延安的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指的就是蔡东藩所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著名作家萧三在《窑洞城》一书中写道，1939年春，他在延安亲眼看到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的《宋史通俗演义》。毛泽东十分珍爱这套书，后来把它从延安带到了北京。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并不是虚构的演义小说，他在撰写前阅读了大量史料，他在《唐史通俗演义》序言中申明此书“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在《民国通俗演义》序言中称“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蔡东藩秉笔直书的风格让他在写《清史通俗演义》和《民国通俗演义》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民国通俗演义》的前80回出版后，有一天，一个军官气势汹汹地到上海会文堂书局来找蔡东藩，扬言要请蔡东藩吃“红丸子”(指子弹)。书局经理将此事写信告诉了蔡东藩，要他在写80回后的章节时“隐恶扬善”，蔡东藩愤怒地说：“孔子作《春秋》，要惩罚一下乱臣贼子，我写的都有材料根据，要我捏造，我干不来!”
安贫乐道
在著书的那段日子里，蔡东藩过着贫寒的生活。当时，他收了几个学生，边上课边写书，依靠微薄的稿酬维持生活，每天早上拎一只小篮，只花二三个铜板买些青菜、豆腐之类度过一天，有时还买些豆腐渣吃。在这样的困境中，蔡东藩却很乐观，他风趣地说：“书香之家，不吃豆腐之渣，我本非书香后裔，出生于贫苦之家，吃吃豆腐渣，又有何不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24日，杭州沦陷，隔江相望的萧山成了浙东抗战的前沿阵地。日军不断用飞机轰炸萧山县城和临浦、义桥等重要集镇，蔡东藩从临浦迁居庄里，那时他不仅在经济上十分拮据，而且体弱多病。
他在上海的一些友人，此时来信邀请他去上海共同建设“和平文学”。上海沦陷后，汪伪当局大力提倡所谓“和平文学”，目的就是要攻击抗战文艺，抹杀人民对于抗战的热情，鼓吹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平文学”实际上就是“汉奸文艺”。爱国的蔡东藩对于这一邀请断然拒绝，他宁愿颠沛流离，也不愿折腰奔敌。抗战的八年间，在敌人炮火下，蔡东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5年3月5日，在抗战胜利前夕，蔡东藩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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