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的对象不同，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的对象不同，感受也会不同，因而，同样的文本、视频，总能得到不同的读后感。下面，我爱学习网为大家带来“《异端的权利》读后感”，更多内容尽在我爱学习网，欢迎大家的阅读。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1
刚看完了这本书，感想颇多。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
1553年10月，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在加尔文(日内瓦新教教派领袖)的操纵下，塞尔维特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
中世纪的三百年间，以“异端”为名，近一百万人像塞尔维特一样经受了暴虐的火刑，在灰烬中竖起了一座座焦炭状的“雕塑”。
热爱自由，就得为自由付出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本身就是英雄之举。就像布鲁诺(因赞成日心说)被烧死之前对刽子手说的那样：“你们宣布对我的判决时所感到的恐惧，也许比我这个被判决者更为强烈。”一切光荣，最终也必将归于“异端”。
加尔文要把日内瓦建成符合上帝理想的国家，它一尘不染，没有腐败、混乱、犯罪，为了彻底压制人类的个性、冲动和欲望，加尔文创造了著名的“教规”。从此，生命的自由和快乐在日内瓦的生活中消失了。
专制统治的开端总是由一个理想或一个信念的实现而引起的。那些致力于实现理想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理想上，赋予它鲜明的个人色彩。
加尔文本身也曾是个受到天主教迫害的新教传教士，他也曾大声疾呼过要进行宗教改革，也呼唤过反对宗教迫害，但是当他在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日内瓦取得绝对的统治权后，他自己则变成了“异端”的迫害者，其做法甚至比旧的迫害者更甚。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除了接受世俗政权的统治外，还要受到宗教法庭的迫害，宗教法庭把在教义上与自己有不同见解的人称之为“异端”，更有甚者，他们可以任意地指认别人为“妖女”，然后把这些“妖女”送上火刑柱。
也许是这样的压迫太残酷了，欧洲人对于自由的向往更为强烈，有些人甚至被送上了火刑柱也不改变自己的信仰。
在那个让人窒息的年代，有一个勇敢的战士卡斯特里奥不畏火刑勇敢地揭露了加尔文的罪行。
“仅仅是由于某种错觉的驱使，千千万万的无辜者就惨遭迫害，在无视法律存在的情况下，他们被绞死、被淹死、被烧死。可是，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触犯过什么上帝的旨意或是国家的法律，其言行也与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除了在无法触摸的意识形态方面与主流思想有些差别外。
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罪过，更不能以此作为对他进行迫害的借口。”
卡斯特里奥始终坚持认为真理与正义在他这一边，他勇敢地面对着死亡与酷刑的威胁，对日内瓦的统治者加尔文进行了道义上的审判。
历史最终也无情的抛弃了加尔文及加尔文教义，现在的日内瓦竖起了一座塞尔维特的雕像以纪念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这也是对加尔文罪行的控诉。
历史有时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也有过疯狂的“文革”时期，人们在批判“封”“资”“修”口号下，把许多历史文物付之一炬，好像古人就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去做一样，可是这种观点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谁要是穿着漂亮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像人们劳动创造就是为了过清教徒式的生活。
最最可怕的就是文字狱，记得当年姚文元有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这出戏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就是这篇文章将三个国宝级人物吴晗、邓拓、廖末沙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让他们含冤而死。
咱们姑且不论这出戏是不是为彭德怀翻案，就便是为彭德怀鸣不平又有何不可?
当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并且不能有任何不同声音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专制的;是向中世纪倒退的;也是不人道的。在似是而非的说教下，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至平民百姓，许多人被无辜迫害致死，就是他们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人们一个个都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人。
人们有时在面对强大的思想控制面前往往采取放弃自己独立思想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甘愿成为思想上的矮子，精神上的“懒人”，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
现在来看看这幅“文革”时期批斗大会的照片，两个彪形大汉把一个赢弱的女子反拧胳膊站在台阶前批斗，这是多么残暴的甚至是有些流氓似的下作的行为，它就这样以革命的名义发生了。据说这个批斗大会有三十万人之巨，却没有一个人有罪恶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由于我们没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连简单的辨别是非的能力都丧失了。
在“文革”时期也有几个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小人物，敢于说出他们不同的观点，可是他们却显得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助，最后他们只能用生命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2
读此书之前，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历史性的人物，和许多伟人排在一起。
然而茨威格告诉我们，加尔文是一个宗教独裁主义者，在他统治日内瓦期间。对异见分子血腥铲除，最为有名的是活活烧死了宗教“异端”塞尔维特。而各一位主张宽容和宗教自由的“异端”卡斯特利奥，则离开了日内瓦，小心翼翼地不被加尔文抓住任何把柄，写成了著名的《论异端》。
茨威格写道：
“宗教改革本是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保证和平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把福音交在每个人手里，而不加任何限制。造就基督徒品性的是个人的信心，而不是罗马教皇，也不是宗教会议。基督徒的自由由路德创始，却连同所有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给加尔文从其信徒手里无情地夺走。在他眼里，上帝的言语绝对清晰，于是他颁布了法令，规定惟他一人可以解释上帝的言语，阐发神圣的教谕，旁人都决不允许。”
……
“卡斯特利奥、塞尔维特，以及其他成千上百的人，都需要了解到一点，便是如欲和加尔文这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或是即便在微不足道的教规上面向他们挑战，都是极端危险。在这一方面，加尔文堪称典型，他僵化刻板，有条不紊。他不似路德那般狂暴，也不至屈从于迸发的激情;他绝不粗鲁鄙俗，那原是法里尔之流的特征。他的仇恨有如利剑，正是一样的苛酷，一样的锋利，一样的尖锐。”
……
“卡斯特利奥清楚，每个时代都找得到一批倒霉的人，给集体仇恨充当出气筒。有时这出之于他们的宗教，另一些时候，则出之于他们的肤色、种族、出身，他们的社会观与哲学观。便是这些弱势小群体，变成了多数人发泄潜在精力的标靶。口号、理由，可以各有不同，然而诽谤、蔑视、消灭—这些方法却是一成不变。”
卡斯特利奥最后没让加尔文得逞，是老死的。在加尔文死后，卡的著作被人重新翻了出来，得到广泛的认可。
加尔文主义虽然狂热决意打击个人自由，经过奇特的和缓过程，竟促成了政治自由观念的诞生。荷兰、克伦威尔时的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这三国最先设计出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它们为国家的自由民主观念开拓了宽阔的领域。近代最为重要的一份文献—美国的《独立宣言》便产生自清教徒的精神。
对于记忆力实在糟糕的我，没多久之后会忘记卡斯特利奥或者塞尔维特。但是，至少我对加尔文有了点重新的认知。除了再次说明任何人都其历史局限性和人格瑕疵之外，我想还有一点其他的感触：
1. 心理学的登门槛现象在其他领域一样有效。加尔文或者是希特勒，起初人们都是仅仅因为需要恢复秩序或者需要一些改变而让其上台，但渐渐地，人们便很难再拒绝他们随后的行为直至专制。
2. 政治家往往会在流放中获得权威，加尔文是如此，其他例子也颇多，茨威格写道“许多卓越的人物，都是在流亡当中获得了权威;这样的权威，惟有那些影响超群、信心炽烈的人才行使得来。凯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第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因其消失，反比其在场更加强大。”
3. 历史恒进步论并非在任何时间尺度上都是正确的。这种进步论只有把全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整体，略去各地各时那些小情节不谈，这种演进论才是可讲的。而各地各时的那些小情节，有时甚至几个世纪，都可能是进步的沼泽地。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3
异端的出现使当权者颤栗，进而被奋力扼杀。无疑，在每一个时代总有这么一批新的“倒霉者”成为当时势利集团的出气筒。但就是他们，宁愿接受永久贫困的苦涩胆汁，宁愿放弃平静安逸的生活，放弃获得晋升的良机，乃至失去至为宝贵的生命，也不愿掩埋自己的信仰，违背自己的良知。
从黑暗出走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尼采在黑夜里奔上山顶怒吼“我是太阳!”;鲁迅在黑夜里呵呵一笑，抽出智慧的宝剑，启迪世人;艾青在黑夜里挨家挨户通知“黎明到了!”;波特莱尔在黑夜里将自己锁进“令人爽心的黑暗”，精致地品味自我与世界的分离……我们都该记住他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才提前开启了黎明的帷幕。
可历史往往是不公正的，极少眷顾道德的价值，它的目光只停留于胜利者的身畔，仅仅倾注胜利者的风姿。失败者只能在黑暗的角落中被慢慢遗忘，在朔朔寒风中哭泣。成败论英雄，话语权的确是一把至为锋利的匕首，在不经意间抹杀、掩饰、弱化着另类和异端的声音，甚至将他们撕成碎片，丢至角落。有一天，当我们于无意中在历史的角落与缝隙里拾起血淋淋的真实碎片时，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呢?这岂不又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但事实上他急躁、狂暴，企图用严厉的教规去禁锢日内瓦的所有人，“加尔文进了城，日内瓦失了自由”。我怎么也不明白，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有志青年，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我也不会知道被妖魔化的为自由和宽容而战的一个战士,他的名字叫卡斯特利奥，竟然是一个如此谦逊温和，并如此坚贞的君子。虽被人遗弃，但仍然为着神圣的事业而奋力挣扎，以及执着于那不可毁灭的坚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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