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方状元为何多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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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是南北方状元人数置换的分水岭。南宋的政治重心南移与农业重心再一次重合，使得南方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进一步向高处走。
高考季谈状元是常态。如今的高考状元，本质上跟古代的状元性质已完全不同了。古代状元的地域性分布十分明显，具体表现是由唐及清，状元和进士数量逐步呈现南多北少的趋势。换言之，南方学霸多过北方在古代是不争的事实。
“天命所在地”的北方
老管早在战国就告诉世人，仓库有了粮，身上有了衣服，才会去考虑礼节和道德，这跟现代的马斯洛需求层次不谋而合。科举选拔制度出现之前，由于士族门阀牢牢把持着社会上升通道，基层人才的流通处于一潭死水状态。然而科举一开，一个地区的富裕与否，直接影响教育投入的多寡，进而该地区的人才的产生，也就表现出了对前者的强烈依赖。
西晋之前，无论是政治还是农业和商业经济的重心，都绝对在北方地区。八王之乱后，黄河流域的世族大家们首次成规模的南迁。北方原有的农业生产技术理念被带到南方，于是在农业上，南方头一次可以和北方平起平坐了。
东晋之时，农业重心逐渐移至长江以南，南方水田种稻的每亩产量比之过去有了增长。据《晋书·食货志》载：东晋威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田税米三升。”……(这进而表明)南方的稻米的生产水平已与汉魏时北方的粟差不多并驾齐驱了。中国南方水稻生产发展，与粟并为主粮，是从东晋时开始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吴慧)
隋朝科举的开始，给底层人的改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渠道。有唐一代，状元出现了141位，但这时期的状元分布，还是以北方占据绝对多的地位。以状元数量最多的三个北方地区为例：河北(15)、河南(13)、陕西(11)
江苏在唐代只出现6名状元，而浙江居然是0。可见，农业上虽然在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但由于国都在北方，政治重心造成的虹吸效应，从而导致科举人才还是以北方居多的现象。再者，从东晋政治重心南移到唐朝的大一统，不过一两百年两三代人的时长，这一时期南方的各项发展，还处于起步和上升阶段，因此在这一轮的人才选拔中，南方居于下风也是正常的。
从“壮圆”到状元
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重心、农业重心、经济重心这三者是重叠的。然而进入北宋之后，重叠局面被彻底打破，政治和农业重心首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南北分离。国都虽然还在北方，然而农业重心已经不可避免的南移。就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所研究的，“黄州和蕲州辖区跟其他中部、南部地区一样，大大得益于早熟稻的传入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人口密度”。
《宋史》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戊辰，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早熟稻在南方地区大面积的推广，是导致农业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主要原因。
宋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汴河运达开封的南方漕粮为400万石，到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这一数字已增加至700万石。而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运抵京城的漕粮只有200万石。包拯就曾言：“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温饱维持生命，性和情感延续生命，当一代人和二代人能稳定维持这些需求后，从三四代人开始，便会去追求自我在社会上的改变和成就。吃饱穿暖，教育才会发展。看来，想要考中状元，先得把身体养成“壮圆”。于是，整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的状元，一跃超过了北方。
北宋部分地区状元数量：河北(3)、河南(20)、陕西(1)、江苏(9)、福建(24)、浙江(19)
然而，由于黄河流域之前一直是政治、农业、经济的重心所在，加之北宋国都也在开封，从皇族到士族大家，都认为北方才是“天命所在之地”。这种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方状元的数额，宋初宰相寇准还直接开地图炮：“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赤裸裸的地域歧视，也改变不了南方粮多生活富足的局面。虽然北方籍的统治阶层在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坎，但农业和经济基础才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所在，北宋后期，人们彻底接受了政治重心在北，而农业经济重心南移的分离局面。
重心的南移
南宋是南北方状元人数置换的分水岭。南宋的政治重心南移与农业重心再一次重合，使得南方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进一步向高处走。相比之下，北方由于大规模的战乱，社会各个方面开始迅速凋零，在战争的夹缝里求生存，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填报肚子进而安全的生存下来。而此时的江浙地带，不但成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粮食主产区，其在教育上的投入也甩出其他地区好几条街。贾志扬所著的《宋代科举》里统计，无论是状元数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区，还是南方的其他省份，其州学和县学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北方地区，自然进士以及状元的转化率也就高于北方了。
明清之时，状元南多北少的局面进一步稳定，虽然两个朝代的政治重心均在北方，但农业和经济重心始终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尤其东南江浙一带，资本主义萌芽兴起，人们对经济作物的偏好大于粮食作物，以至于“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在16世纪又逐渐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粮食产区沿长江向上游位移到了湖广地区。
南方：浙江(3697)、江西(3114)、江苏(2977)、福建(2374)
北方：山东(1763)、河南(1729)、河北(1621)、山西(1194)
浙江(20)、江西(18)、江苏(17)、福建(10)
《大明一统志》里记载，全国有308所书院，其中长江流域各省市的书院有230所，北方各省市只有48所，差别之明显，不言自明。
经济上的彻底碾压
南北方在农业上的偏差，随着清朝来临，已逐步让位给了商品经济的流通，进而导致南北方的差距比纯粹的农耕时代还要大。于是，当江浙一带成为经济重心的时候，这一地区其他领域的发展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得到了极好的验证。
这个地区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部，通常被称为江南地区，是现在被我们称为长江下游的大地区的繁华核心。这一核心区域包括江苏南部、安徽东部的一角，以及浙江北部。人们常常以这个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为背景，对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扩展进行论述。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经济已在这里存在了七八百年。由于这个地区内各地的经济都达到了高度的专门化，以至于粮食产量过低，难以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于是，江南的许多城镇成为大规模地区间谷物交易的集散地。进入十八世纪后，每年都有足够为三四百万人食用的稻米从长江中上游各省运往苏州、松江和太仓周围的各个商镇。这些稻米最终将抵达遍布华东的各个缺粮地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
而同时期的华北地区，跟江浙地带比起来，农村的商品化程度最低，可供销售的剩余农产品非常少，而且由于没有能通航的河流，陆路运输成本的高昂彻底停滞了商业化的催生。产生了不了商品集散中心，进而导致都市化水平极低。于是，华北自明清时代开始，成了一个城市稀少、人口稠密、贫穷落后和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内地。
南北方两地的发展，和宋代之前的社会，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对换。宋代以前，南方还是所谓的蛮地，北方才是华夏正统。然而自宋至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没有显著的变化，原来的华夏正统之地一直在原地踏步。但江南地区在农业起步后，却从没有停下发展的步伐。两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直接影响教育的投入，进而又影响了科举选拔。
清代前四个省份进士人数：江苏(2949)、浙江(2808)、河北(2674)、山东(2270)
清代各省状元，山东作为北方勉强有5个上榜，但是和江苏的27个状元比起来，还是有五倍多的差距。
虽然在明清时代，北方彻底被南方赶超，但华北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地，这里曾孕育过百家争鸣。因此，后世虽然这个地区一再遭受战乱蹂躏，但是重学之风犹存，一旦稍有喘息机会，学风便会重新抬头。这也是为什么在明清两代进士的分布上，虽然江浙地区一直拔得头筹，但豫鲁两地却一直紧跟其后的缘故——你虽然富裕，但是我这里毕竟是孔子和老子的出生地，不能忘本!而其他一些边缘省份，由于从没做过政治或农业的重心区域，加之人口稀疏，所以在科举选拔上，也就不具备和中东部地区抗衡的能力。
总体而言，古代科举人才的分布，大致是以太行山为界线。太行山东部往南的大部分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教育投入高，科举人才选拔较多;以西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才就少。再者，一个地区重学之风一旦形成，便会延续下去，虽然教育的投入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好坏而起伏，但这种学习风气却轻易不会消散。
看来，吃虽然不能成为必然的因素，但是吃却是其他需求的基础，一旦吃的基础稳固了，各项发展也就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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