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 能指望用高考来抵制“走后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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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今年的高考又要到了。今年是恢复高考40年，这一对当代中国人有着巨大影响的制度，这几日也不断在引发话题。著名社会学家李强在一篇热传文章着重强调了高考的教育公平意义，认为恢复高考40年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这一看法引发了相当多共鸣，认为高考为鲤鱼跳龙门创造条件，在防止阶层固化方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在未来，还能指望高考在教育公平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吗?
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高考制度还有不少弊端可以改进，目前也正走在路上
近几年来，每到高考的时候，教育公平都是反复被提及的主题。虽然高考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闯独木舟”，但在绝大多数人的记忆和情怀中，高考依然是足以改变命运的一件大事。而不管是“鲤鱼跳龙门”还是高考失利郁郁不得志，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高考至少是凭本事来拼搏。所以，当一些学校在高考期间挂出“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这样的标语时，很多网友都高声叫好。而著名的安徽毛坦厂中学的万人送考场景，也年复一年成为新闻热点，人们意识到这是应试教育的印记，但这种“高考工厂”所承载的教育公平意义，却也越来越被人们珍视。
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又一次引发关注
社会学家李强这篇谈恢复高考40年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情怀，他谈到恢复高考前，“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而高考恢复，“给了大家公平起点”，“恢复高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谈到了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高考对抵制“走后门”的巨大意义，他总结称“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提出说高考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办法综合性考察人才，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公正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大。”
所以，李强在谈到高考改革方向的时候，也是希望从教育公平角度入手，认为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等等。这一看法也理所当然得到了网友的力挺。
的确，目前高考高招制度，人们关注的隐忧，也主要集中在公平方面。从很早的时候起，教育官员就担心“只按照考试分数来选拔人才”，会造成很多问题，因此高考高招一直存在些不少公平性成疑的“漏洞”，比如各种各样的加分、疑似倾斜优势省份的分省命题等等。不过，近些年来，教育部门已经多次表态要想办法改进。
比如，清理高考加分数年来已经成为趋势，“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种猫腻嫌疑很大的加分项要清理，数学奥赛等加重学生负担的加分项要清理，现在促进高校招生多样化的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加分也要清理。
又比如，回归全国卷也成为趋势。2015年3月初，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国家统一命题范围将扩大，2015年新增3个省份，2016年再扩大7个，2016年全国共有26个省份使用国家考试中心命题试卷
另外，广被诟病的“保送生”制度，近年来也在大力进行“瘦身”。据报道，保送新政下，九成以上的奥赛获奖生被“瘦”掉了。以山东省为例，2013年山东具有保送资格的学子中，5大学科奥赛省赛一等奖以上的就有280人，但2014年仅剩13人。而教育部近日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020年起，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要求外语类保送生开始逐步减少，每年将缩减10%保送名额。
另一项被诟病的“自主招生”制度，近年来则是向农村方向倾斜，这也得到了多数人的好评。
但在社会经济资源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完全指望高考来阻止教育资源的分化，并不现实
事实上，以上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扭转积弊，防止寻租、地域差距等因素来干扰高考的公平性。但这只是对现有制度的小修小补，并不是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拿“回归全国卷”来说，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木洲对澎湃新闻表示，国家提出回归统一命题，“确实是因为改革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分省命题的否定甚至终结，更不意味着未来全国将再次进入“一卷试天下”的时代。“只要国家允许各省(市、自治区)自主探索符合地方利益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验，只要东中西部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存在，只要部分省级考试机构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能够保障自主命题的质量与安全，分省命题就有存在的条件。”
目前采取的很多措施只是扭转积弊
举个例子，辽宁省最近十年来，高考英语听力不计入成绩，理由据说是“农村地区听力水平和城镇差距太大，所以为公平计，干脆不考”，辽宁这么一个沿海省份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全国来讲统一命题难度就更大了。各地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如果必须全国一张卷乃至全国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要保证公平，就得按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的地方的标准来命题。这显然会降低教育优势区域的教学质量。
想通过高考这根指挥棒，实现既不影响教育质量，又尽量做到公平，就得保证各个阶层、各个区域教育水平接近。但是高考前有十来年的教育时间，不可能强行要求每个家庭的孩子获取近似的教育资源。如今，一些一线城市幼升小堪比高考，拼娃大战成了“军备竞赛”，尽管惨烈，但确实是每个家长和孩子的当然权利，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成年后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这方面有太多的榜样，几乎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些家长在孩子身上进行巨量的教育投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几个阶段不断累积，优势资源家庭的孩子和缺乏资源家庭的孩子，差别会有多大，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切身体会。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强调高考命题、录取的公平性，意义并没有那么大。
事实上，许多研究指出，大学扩招以来，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考大学的几率实际上在降低，把名牌大学单独拎出来，几率就更低。寒门要想出贵子，已经是难上加难。指望用高考制度来抵挡这个趋势，已经不现实。
所以，目前实行的高考改革的另一方向，是承认教育分化的事实，依然是要防止“唯分数论”，越来越强调综合素质，而不是卷面的分数。比如英语一年两考，就极大程度防止一些综合素质较优秀的学生因意外落马。通过高考，让缺乏教育资源的学生通过题海战术战胜优势资源的学生，已经是越来越难了。
教育公平需要更加完善的综合教育体系设计来解决，民众需转变对高考作用的过分期待
不能指望高考承载过多实现教育公平的功能，不代表这个社会不需要更多的教育公平。想要一个社会具有更多的阶层流动性，更加具有活力，人们之间的相处更加平等，教育越公平越好。因此，尽量让孩子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依然是国家应该去做，也可以做到的。根据美国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排序，一是学生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二是教师素质;三是学校的设施和课程。国家该去做的，一个是提高教师素质，并对教师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另外一个，就是设计更加完善的综合教育体系。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加大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尤其是要提升职业教育的形象，让人们真正意识到并非读重点、读本科才是唯一的人生出路。按李强教授的说法，“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高校毛入学率也就百分之五十几，年轻人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选择做技术工人，因为社会地位和薪酬和白领没有本质差异。职业技术学校与大学也是打通的，将来不想做技术工人了，再去考大学也没有问题。但反观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条路从初中毕业后就基本分离了。要想上大学就得上高中，一旦上了职高，再想进高一级学校深造就较困难。”
李强认为，其实这两条路完全可以进一步打通。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中真正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在这方面，日本的短期大学等制度可以学习和参考。在日本，短期大学和专修学校毕业的人，不仅同样有不错的收入回报，还有相应的职业尊严，很多影视剧的主人公都是短大或专修学校的学生。而在我国，职业教育毕业的人往往是被忽视的，这个现状亟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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