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高考作文2017年题目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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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考作文2017年题目及范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母亲也已辞世近七年，我在心中一直酝酿着一篇纪念文章，而且早已拟好了副标题——共和国最忠实的臣民，可是却迟迟没有动笔。
父母是一本单纯而又厚重的书，真不知该从那一页翻起。
一、 父亲
我的祖籍是山东栖霞，在我祖父的祖父那一代闯关东到了吉林磐石。我和祖父见面的次数不多，也没说过几句话，好像我家1956年从国子监搬到王府井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对我最深的影响是我在申请入团、申请加入红卫兵的过程中，因他是地主所遭受的挫折与歧视。
我的祖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根据我对他的零星了解和从父辈身上折射出的影子，他应是一个忠厚的人。在跑马占地的过程中，祖辈占领了大片的土地，他似乎只是个纯粹的土地主，一生没有纳妾，也没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全家逃离故土，在辽宁金州落脚，在天津开商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解放后他接受政府对工商业者的改造，成为一名商业职工，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然他没能逃脱文革厄运，被遣返回原籍，最终葬在原籍，也算落叶归根了。1980年正月当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时，乡亲们说70年代初祖父去世时全村三百多人送葬，这曾使我大惑不解，要知道那时作为地主阶级“孝子”的父亲发配农场劳动改造，还在接受审查;作为“贤孙’’的我还被编在“黑五类”的另册，一次次被剥夺走上其它战线的权利，仍在知青点修理地球。看了《闯关东》，我觉得我爷爷没有朱开山的气概却和朱开山有着类似的经历。只是在他生活的年代，他是个没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不过这倒符合他的生活态度，起码从表面看，这并没有使他感到苦痛，他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世事变迁。
父亲排行老三，是八个子女中最肯用功读书而又读得最好的 ，深得祖父喜爱。我不知道当时的“高公”是个什么概念，但父亲当年考入旅顺高公似乎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毕业后又考取日本东京一高，他当年的同学认为这是他刻苦攻读的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本土战事吃紧，他中断学业回国，考取北大却错失进入北大求学的机会，后考入辅仁大学完成学业。他一生都有名校情结，希望子孙中能有人考入北大清华，可惜我们中没人实现他的夙愿。
父亲在辅仁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和党的外围组织——城工部，北京和平解放后直接转为青年团员。我后悔没探究过父亲这段经历，好像他也不愿和我们谈论这些。住在北京锡拉胡同时，依稀记得父亲谈到住在同院的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倪斐君，说她在重庆谈判期间得到毛主席的称赞时说“是人民群众教育了我”，父亲很有同感。这使我觉得爸爸也是在群众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只记得小时候我家的邻居也是我家的叔伯长辈，一位国民党旧军官说过，父亲当年参加地下工作也冒过一定的风险，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早出晚归繁忙异常，长辈也曾以嘲讽的口吻描述过父亲参加开国大典时的兴奋与自豪。
大约是在1950年父亲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抗美援朝时父亲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因我和妹妹年龄太小，柔弱而又脆弱的母亲感到无法独自带着我们生活，又担心父亲死在战场上，就跑到父亲单位哭闹了一场，父亲没能入伍，没能经受革命战争的考验，成为他终生的遗憾。但父亲后来作为慰问团成员踏上了朝鲜大地，回国后又作为报告团成员走遍全国宣传抗美援朝，也算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
虽然父亲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后又担任过辅仁大学首届团总支书记，但申请入党的要求迟迟得不到批准。几经努力，父亲1953年3月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当时父母的激动之情感染了全家，年过五岁似懂非懂的我带着弟弟妹妹唱儿歌：“噼噼啪，噼噼啪，大家来打麦，麦子香，麦子甜，从前地主吃，现在自己尝，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说到“感谢共产党”时，我们一起对着父亲鼓掌，父亲笑着摆手……我觉得从那时起，父亲就切切实实把自己当作党的一份子，下决心遵循党的宗旨，一辈子为人民谋福利。
父亲在国家机关似乎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曾做过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的秘书，做过救济总会秘书科科长，做过卫生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资料组副组长。记得有一年国庆节的夜晚，爸爸一身藏蓝色毛布中山装，带我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焰火，也是很酷很帅的。
1960年中央决定大办农业，中央各部万人下放，父亲积极报名奔赴新疆。可能因为父亲是大学生的缘故，进疆后卫生部的援疆干部全部分往喀什专区，父亲却留在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处办公室做副主任。但他觉得留在省会城市离农业第一线太远，有悖于中央指示精神，又要求下放到基层，这样他就只身一人到了克孜勒苏自治州，做了一名无职无权的普通干部。这次可真是下基层了，爸爸常常被编入各种工作队到农村去工作。穿着毡筒、皮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只比维吾尔老农多一副眼镜，浑身上下长满虱子……他不在夹边沟，没到北大荒，但我还是常常感叹人的顽强的适应能力。1979年劫后余生的父母，在离开北京19年后首次回家探亲，亲友们集体声讨父亲“一人革命带走全家”，我曾问父亲当年的决定是出于真诚，还是出于无奈，父亲坚定地回答：真诚。
1960年离京进疆前的“全家福”
父亲进疆工作三十多年，做过中学校长、调研室副主任、农科所副所长、科委副主任，大专院校副系主任、图书馆书记，而且常常是上面并没有正职，父亲的职务始终是他在北京时的副处级;直到离休才享受副师级待遇。1955年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父亲就定为行政16级，到了克州，这就列入了高工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全国工资普调才升到15级。父亲心悦诚服，他说那么多老干部曾为革命出生入死，他们的待遇应该高一些。
父亲离休后和母亲一起创办乌鲁木齐市科技日语学校，准确地说说，它只是个夜校。在实验小学租两间教室，每晚上课。他们作为科技日语学会的理事，完全是义务办学，每月拿着二三百元的补贴，办出了乌鲁木齐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集体，办出了得到日本有关部门认可的语言培训机构，并为日语学会积累了活动经费。办学期间他们包揽了一切事务性工作，注册，买书，油印讲义试卷，还要经常登上讲台授课。外界评价，爸爸的功底深，妈妈的语音纯正，可惜我对日语不感兴趣，从未去听过他们的课。只记得一位很有商业头脑的同事提出要和我父母合作，说是可以共同致富早日实现小康，但父母不为所动。
我年过五十被调往另一所学校工作，我不愿离开熟悉的环境顺手的岗位，对那个小小的提拔不感兴趣。爸爸知道后认为我早已过了提拔的年龄，党委提拔我是对我的重视与肯定，鼓励我到新的岗位做好新的工作。为了能让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75岁的父亲甘愿做我的后勤，让我每天回家吃饭。三年后因无法和领导班子的个别成员“兼容”而又不愿看报喝茶混日子，同时家中也有一些具体困难，我申请提前退休，在父亲的眼中这是不可原谅的，他耿耿于怀，直到临终前都认为我没有“革命到底”。
父亲是2001年4月确诊为患胰腺癌的，当弟弟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怎么都不能接受：父亲的生活是那么有规律，心态是那么平和，特别是他当时只是略感消化不良并无其他症状，怎么会得癌中之癌呢?弟弟说大概能够坚持三个月，最后的事实证明弟弟说的没错，上苍不公，真的就给我父亲留下三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多一天都没给!CT|、核磁共振出结果是4月17日，父亲7月16日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他职务不高，权力不重，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即便是离休后担任老干支部书记也是有板有眼。他从不给组织、不给他人添麻烦，他享受副师级离休干部待遇，除了阅读文件他要求享受相应待遇外，生活上从不提出任何要求。他是离休干部，享受全额医疗费报销，他连续多年引以为豪的是，身体好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医药费。在他病倒前，不管是外出办公事私事，他都坚持坐公交车。
我一直都觉得父亲生不逢时，没能把全部才能贡献出来。他年轻时干部政策是看出身看资历，他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自然得不到重用;改革开放后重知识重能力，一个“年轻化”又将他挡在门外。我常拿他与祖父比较，觉得他内心的痛苦甚于祖父。祖父从清末走来，他应是革命的对象而能相对平安地度过一生，他内心是平和的。父亲投身民主革命，满怀欣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积极要求进步，想要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时时被排挤出团体之外坐冷板凳。他不追求高官厚禄，但渴望成为“自己人”。
记得1963年学校团组织接受了我的入团申请，将我列为发展对象，我将成为学生中的第一个团员，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谁知到了支部大会上，抓住我填表中：“解放前家庭生活较为贫困，解放后依靠父母工资生活”，说我是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当时我觉得应填写我家的经济情况而非祖父母一代的经济情况。况且东北1945年就解放了，老家早就实行了土改，父母在北京上大学，无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的确困难。表决时只有我的入团介绍人投赞成票，其余投反对票。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开这个讨论会，好像就是要把我揪出来示众。父亲当时就是我就读的那所中学的校长，内心的折磨可想而知。九年后我写信告诉他整团后我担任了场团委副书记，又过了一年我写信向他报告了入党的喜讯，我感到他比我更激动;当市教委任命我担任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职务时，父亲深感欣慰，他大概觉得我是真正得到组织的信任了。
父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从他身上唯一能看到剥削阶级影子的，大概就是他的学历。他努力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向劳动人民靠拢。改造是痛苦的，但看不到尽头的改造恐怕是更痛苦的，但父亲没有表现出这种痛苦。是隐忍，还是真诚?我觉得对父亲来说，是真诚!
2001年7月16日父亲走完他坦荡的一生，享年78岁。我们遵照父亲的临终嘱咐，丧事一切从简，没有请客吃饭，没有收取挽礼挽金。父亲的遗体覆盖着党旗，父亲啊，您的一生都在这面鲜红的党旗下得到认证!
追悼会录像截图
二、母亲
如果父亲的一生是一幅水墨画，那母亲的一生就是一幅水彩画。母亲出身于官宦家庭。我的外祖父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是个死心塌地的亲日派，日伪时期做过伪官吏。我的外祖母是个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我想他与外祖父的结合大概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是外祖母唯一的女儿，虽然外祖父在外边娶有三妻四妾，但我姥姥一直带着母亲住在婆家，侍奉公婆，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母亲在解放前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但1948年她从中国大学毕业即意味着失业，直至1950年才参加工作。据母亲讲，当年她以出色的日语成绩考取了国际书店，因家中已有我和妹妹，而父亲当年实行的是供给制，她就选择了去待遇较好的小学工作。这样我本科毕业的母亲就教了一辈子小学。她热爱她的工作，而且也干得十分出色，从首都到边疆，从边疆的边疆——克孜勒苏自治州到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她一直都是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母亲对此颇感自豪，我觉得她认为那就是她生命的价值所在。
母亲并非毕业于师范院校，全凭聪慧刻苦成为精通业务的优秀教师。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好像从来没有按时下班回过家。她爱她的每一个学生，对好学生她“响鼓不用重锤”善于点拨;对于后进生，她说“弱雏更需慈母扶”,给予更多的关爱。我的儿女小的时候，常常为姥姥对学生比对自己好而“吃醋”。妈妈善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业绩骄人，自然成了所在地区小有名气的教师。母亲口才好业务精是讲授公开课的绝佳人选。每当接受这样的任务，她都异常兴奋，而且是场面越大、层次越高，她越兴奋。每出色上完一节公开课她都觉得自己不负众望，完成了组织的重托。她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们的儿女一颗不甘平庸的灵魂。
十年动乱中母亲曾被赶下讲台，她日夜盼望拨乱反正重返讲台;弥留之际她念念不忘的还是三尺讲台。记得在她去世前半个月，常常出现意识模糊的现象，一次她竟然噙着眼泪问我：“你是不是组织上派来照顾我的?”我悲痛欲绝，妈妈竟然不认识我了!而过了一会儿她又对我说她要去上课了，如数家珍般地谈起学校里那位老师的板书漂亮，那位老师的课堂教学设计值得推广……我们深知在母亲心中，身站三尺讲台，背后是一抹庄严的黑色，眼前永远是桃李芬芳春色满园。
我母亲的主业是教师，但她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这一点她与我父亲有很大的不同。母亲思维敏捷，语言生动，身材高挑，容貌秀丽，待人接物颇显大家闺秀的风范，好像是天生的外交家。在我父亲矢志不渝要求加入共产党的过程中，她在1953年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曾任农工党北京文教支部委员。十年动乱结束后曾任农工民主党新疆区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农工民主党新疆区委会一届、二届顾问，担任过自治区政协委员。这并不妨碍她积极要求入党。从她参加工作开始，她就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入党，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年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直至1985年她才实现了这一梦想。尽管亲友中有人奚落说：“人家都不稀得入了，你还善赶着入。”但妈妈还是把它当做人生一件大事。正因为来之不易，她才分外珍惜“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
母亲的家庭背景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别是在那山高皇帝远的边疆小县城，自然是要有不同于常人的经历。记得我在北京上小学时，常被列为干部子弟，好像有别于小商小贩子弟，从没有感到过出身的压力。到阿图什后忽然被列为“地主家庭出身”还真有些不适应。作为隔代人尚有如此感受，父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母亲一如既往努力工作，一如既往深受学生爱戴;一如既往广泛结交朋友，一如既往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1966年6月，一夜之间母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难道就因为她本科毕业甘当小学教师?难道就因为她是教研组长?母亲从不否认自己应进行思想改造，但她恐怕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她努力交代自己的问题，深挖思想根源，上纲上线批判自己。而我当年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也给母亲贴大字报，坚决和她划清界限，这对她是多么大的伤害啊!
记得69年6月下旬我乘坐大卡车要去农场接受再教育，同学们的家长都来送行，当时我父亲远在哈拉峻农场隔离审查，妈妈在校园中劳动改造，我知道没人能给我送行。可就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看到妈妈在不远不近的人群中往车上张望，我泪如雨下，我怕同学们看到说我不愿下乡或说我和家庭划不清界限，赶紧埋头伏在膝盖上，不敢跟妈妈打个照面，更不敢挥手再见。曾经那么漂亮，那么风度优雅的妈妈剃了光头戴着一顶旧军帽，穿着破旧的衣服在车下张望着，张望着……虽然那时我已经许久没喊过她“妈妈”了，但她知道我要走了，还是不顾一切地来给我送行，而我却没有勇气跟她道别。
大概是在1973年母亲平反了，重新走上讲台，她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她从内心感谢党落实政策，给了她第二次生命。76年毛主席逝世，妈妈万分悲痛，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她昏倒在操场上。当时有人不相信妈妈能对主席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让我们给妈妈做工作，让她不要参加9月9日的全国追悼会各地分会场的悼念仪式，以免影响会场秩序。妈妈动情地说，是毛主席给我平反，使我获得解放;主席逝世了，如果下一次再被打成反革命，靠谁来平反呢?她坚持要参加追悼大会，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直到仪式结束才放声大哭。这在今天看来是典型的“愚忠”，但当时我们感受到的只有“忠”，如果她能活到今天，她的这份感情可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父亲与母亲相识于上学的路上。当年父母都在旅顺读书，每逢周末都要坐船回家，他们经常在渡船上相遇，父母在相貌上绝对般配。记得小时候常听爸爸跟妈妈开玩笑时说起“小白鞋”，我就不停追问，爸爸说，妈妈上中学时总是穿一双小白鞋，而且什么时候都保持一尘不染。我想当年最吸引我爸的就是我妈的素雅洁净。我妈说我爸最让她动心的是忠厚老实。我妈目睹姥姥的不幸婚姻，看到姥姥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屈辱地位，她觉得我姥姥的不幸是遇人不淑，所以下决心要找一个老实人，而我爸在正派老实方面的确是最佳人选。我父亲的一个堂妹正好和我母亲是同学，也就把两个年轻人连在了一起。他们同在北京上大学时，来往更加密切，也就到了谈婚论嫁之时。远在东北的祖父母似乎并没有见过未过门的儿媳妇，而生活在北京的我的外祖父认为门不当户不对，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他供我妈上大学，是希望妈妈能进入上流社会做一个官太太，而我父亲只是个土财主家的普通大学生入不了外祖父的法眼。但我妈坚持自己的选择，1946年7月他们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父母成家后是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我和妹妹相隔一年零五个月出世，家中无稳定的生活来源，妈妈变卖首饰维持家用，甚至放下大小姐的身段带着我们去捡煤核。就是这样，她坚持让爸爸完成了学业。
解放后父母相继参加了工作，姥姥也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生活越来越稳定。大概是在1953年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因受到继母虐待面临失学，姥姥很想把他接过来。姥姥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想要这个儿子。当时我家已有7口人，收养舅舅又要增加一口人。父母的观念是孩子一定要读书，毫不犹豫通过法院争来了舅舅的抚养权。舅舅小学毕业时为了减轻我父母的负担，曾想报考艺术学校，爸爸苦口婆心劝舅舅继续读中学，表示只要舅舅肯读能读，他会一直供到底。爸爸爱妈妈，接受了她所有的社会关系。
1960年父亲下放到新疆，妈妈带着我们姐弟4人在北京。因阿图什当年没有汉族中学，父亲不让我们去新疆。61年克州派出的接家属的干部到了北京，尽管知道新疆很艰苦，妈妈还是毫不犹豫地带着我们上路了。当年北京到乌鲁木齐中途要在兰州倒车，而且只能坐到盐湖，我们住在地窝子里，睡了几天大通铺，接着坐敞篷大卡车去南疆，一路风餐露宿。车到新和时旅社无床位，我们就在车上露宿，清晨寒气逼人，我们只得下来围着汽车跑圈。五天后终于到达阿图什。一家人团聚了，在那边远的小县城开始了新的生活。地域的狭小，物资的匮乏，文化生活的单调，政治上的失意，似乎都没能阻挡父母勤奋工作的脚步。
十年动乱，父母遭难，他们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接受审查。听说爸爸在寒冬腊月头戴高帽手拿铁棍敲着铁皮烟筒游街，妈妈心疼地想尽办法送去手套;而爸爸最担心的是脆弱的妈妈扛不住这样的折磨而轻生。他们身处异地，心有灵犀，终于挺过了十年动乱。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家庭聚会时偶尔提起文革中的往事，我们还会有些愤激之情，倒是爸爸常常劝慰我们，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当我们谈到招工招干招生我们不被接纳时，爸爸说，农场接纳了你们，贫下中农接纳了你们，你们在那里得到了锻炼，你们都健康成长起来了。
父母在生活中并无浪漫之举，但就是那份平易让人羡慕不已。一个眼神心领神会，一丝微笑发自内心。妈妈备课累了，爸爸会递上一杯热茶;爸爸看报休息的空间，妈妈会送去一个削好的苹果。调侃与幽默似乎也只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妈妈对爸爸更多的是生活上的照顾，爸爸对妈妈更多是思想上的引导。我妈对我爸信服到有点崇拜的程度。纵观我们姐弟四人的婚姻质量，似乎都没有达到父母的水准。
2001年3月在大弟媳的怂恿下，爸妈去拍了一张婚纱照，这一年是他们结婚的第55个年头。照片取回高挂在墙上，闲暇时老两口彼此取笑，妈妈说看你那张大嘴，爸爸说看你那小眯眼。4月父亲确诊为胰腺癌，妈妈说她是从幸福的顶峰滑落到痛苦的谷底。从父亲入院那天起，母亲寸步不离守候在病床边。母亲是个脆弱的人，但在父亲辞世之时却异常冷静坚强。从头七到七七，妈妈带领我们郑重地祭奠父亲，此后每月的16日妈妈风雨无阻去为父亲扫墓。妈妈陷入苦痛的深渊无法自拔，我远在北京的女儿接母亲去北京小住，还是无法减轻母亲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有时我们都觉得母亲是在自虐，她仿佛是要急着赶赴天堂去与父亲团聚。三年后母亲因病去世。她与父亲相差三岁，他们没能同年同日生，也没能同年同日死，但他们生命的长度相同。
我们的父母是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信守家庭美德的楷模。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阅读延伸
以思想变化为线索
【特点】
这种写法，思想发展的主线要分明。思想变化的各个阶段贯要自然，对照要清楚。
以中心事件为线索
【特点】
主要事件记叙突出，次要事件交代清楚，主次搭配合理，叙述井然有序。这种写法，事件再复杂，也可繁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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