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分析
内容摘要：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她们生活的时代相近,都有表面似乎幸福而实际并不和谐的婚姻家庭,有对理想爱情的渴望和对个性*解放的领导追求,有因爱情幻灭而自杀身亡的悲惨命运,但具体社会环境和家庭地位、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引起悲剧的主要原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性*格特征。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都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杰出作品。包法利夫人生活在资产阶级物欲横流，经济繁荣、稳定的社会中，是一个一生浪漫和不断追求浪漫的典型妇女形象。然而，现实的社会却与她追求的浪漫爱情、性*欲、金钱、物质自相矛盾，格格不入。包法利夫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浪漫，她嗜好幻想，想象爱情“就像一只有玫瑰色*翅膀的大鸟，飞翔在诗意般美丽的天空中”。爱玛具有生机勃勃、率直、诗意的个性*，对生活和爱情炽烈、一往无前的勇敢追求。爱玛一出场，但便显示出了她的个性*，“眼睛朝你望来，毫无顾虑，有一种天真无邪地大胆的热情。”“依照说话的内容，她的声音一时清楚，一时尖锐，一时忽而懒散上来，临了差不多变成自言自语时的呢喃”作者抓住主人公的神情、语言等外部特征，粗线条地勾勒了一个丰富的、复杂多变的、活脱脱的女性*形象——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率真可爱，展示了女性*的美丽。让爱玛优点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更能体现出爱玛的悲剧性*。
安娜是一个勇敢的、向上流社会提出挑战的叛逆女性*，义无反顾的，最后也不愿回到沉闷的生活中去，以死抗议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抗议这个毁灭真情的社会专制制度。对于安娜这样一个19世纪贵妇来说，爱情是她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唯一道路，否则她只能是卡列宁的附属品，安于做一个没有爱情的贤妻良母。同渥伦斯基的爱情是她张扬生命的唯一途径，她的一切人生价值都寄托在此。赋予她新生的是爱情，置她于死地的也是爱情。她的死有社会原因，但重要的是自身原因：爱情至上主义，但又带着浓厚的旧有传统烙印，来自上流社会的、家庭的、渥伦斯基的压力都承受住了，但她无法战胜自己，当渥伦斯基对她冷淡时，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强烈的悔罪意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最后一语。神权、夫权、爱情的幻灭共同置安娜于死地。
福楼拜生活在欧洲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所以，福楼拜再也不能超然于社会，政治、道德之外，他继承了那个时候的文学传统，即对现实的批判传统。福楼拜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只有通过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来批判浪漫主义的糜烂。《包法利夫人》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桃色*新闻事件，小说不仅批判了主人公爱玛的病态的幻想和生活追求，也通过她的堕落过程和最终的悲剧揭露了社会环境的庸俗丑恶和fu败婬*糜。同时，爱玛的浪漫主义爱情的追求的最后失败，也深深的体现出爱玛的性*格和命运与社会的冲突。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悲剧冲突是悲剧的基础，没有冲突，人物性*格就不能生动表现出来。在此，我把爱玛的悲剧归纳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命运悲剧。
社会悲剧：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生态场中，也就是说人物必须活动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而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人物命运都有着决定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爱玛的悲剧是对卑污的令人窒息的现实的深刻揭露，看看她身边的人：包法利思想平庸，生活浑浑噩噩，举止粗俗，医术平常，但在郝麦的鼓动下居然想名满天下，可见其虚伪之极。爱玛死后，他知道奸情时不但不报复反而把一切归结于命运。可见其窝囊程度，平庸恶浊的社会造就平庸的人。看看包法利夫人生活的时代，七月革命后，法国金融阶级掌权。只懂贪图享乐，平庸造就了一个个卑劣角色*，如郝麦。我们的女主人公诚然是不道德的，但这并非出于她的天性*，作者把爱玛的堕落归结于不健康的文化，宗教生活以及婬*糜的社会生活和单调的外省环境，社会造就了爱玛又把其无情吞噬掉。因此，真正应收到谴责的应是社会的不道德与冷酷无情。
性*格悲剧：爱玛的浪漫蒂克幻想与现实环境间的冲突，让她彻底的被毁灭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爱玛的灵魂深处，一直期望奇迹的发生。爱玛天生丽质、聪明、漂亮，有教养、有知识，感情丰富、精力充沛，这是爱玛的优势。她不安于现状，有理想、有抱负，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努力拼搏。渴望得到激*情而浪漫的爱情，过上安逸高雅的生活。一心只想挤进上流社会，爱玛是个有精神追求的妇女，她反抗宗教迷信和修道院的院规。爱玛对爱情的追求胜于一切，超越了一般人的生活追求，她不止是沉迷于肉体的享受，而且更追求着爱情的激*情与浪漫，她使爱情完全达到了灵与肉的神圣结合，爱情使她变得更迷人，更美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出一种“酒神精神”按照尼采的说法：驱向幻觉，追求美的外观是人的本能，人要寻求一种比现实悲剧中的宁静喜悦，在表现这种强大生命力与痛苦和灾难的现实相对抗时所造成的超越怜悯和恐惧的效果称之为悲剧。对照爱玛的言行，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对美的追求精神的毁灭
命运悲剧：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就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可见悲剧不着意于“悲”而是严肃，鲁迅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爱玛终日面对庸俗的丈夫，她只能“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观看生活的寂寞”，看见外表、才能一切都优于丈夫的郝麦（实际上是假象）她不出轨又能干嘛？可惜，她所委身的人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注定爱玛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收场。爱玛临终前听到了人行道上有人用沙哑的声调唱出小调“小姑娘到了热天/想情郎想的心酸……/这一天起了大风/她的短裙失了踪”她喊到：“瞎子”她笑了起来，脸上露出疯狂，绝望的狞笑，“相信自己看见乞丐的脸，站在永恒的黑暗里面吓唬她”这也是一个深远隐喻，爱玛所追求的爱像瞎子一样盲目，乞丐的脸一样丑陋。联系爱玛所处环境以及她的性*格，她的惨死是注定的。
安娜是个性*格柔弱的女子，一方面，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爱情：“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就这样造了我，我需要爱情和生活。” “我要撕破这虚伪的网，它要把我压住；要怎样就怎样吧，什么也比虚伪与欺骗好些。”这就意味着她将被属于的那个上流社会排斥在外，孤立无援，也意味着渥伦斯基的爱情将成为她惟一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她又实实在在相信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她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爱情的自由，同时将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她知道，将来也是这样。同时，这是如此的可怕，以至她不能预见事情将怎样结束。”她是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又是一个要求个性*自由的知识女性*；她是情妇，又是个母亲；在获得爱情时，她热烈而快乐，但是家庭观，伦理观及对儿子的思念又使她忧郁而痛苦，最终在爱情失落后，安娜烦躁不安，陷入绝望，而她的性*格，所受的教育让她无路可走，她回不去，又不可重新拾得爱情，性*格柔顺的她更不知道如何向渥伦斯基报复，她走投无路的惟一解决方式就是自杀。爱情的幻灭是悲剧的直接原因。为了爱情，安娜几乎牺牲了一切，换来的结局却是失望与憎恨。安娜企图通过爱情摆脱“虚伪与欺骗”的上流社会，渥伦斯基却使她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更虚伪更欺骗的处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显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冷酷无情，这个罪恶的社会就是通过他，最后把安娜逼上悲剧的绝境。如果说安娜从前在跟卡列宁的关系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现在，她在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上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她对渥伦斯基估计过高，期望过大。她以为他能带她逃离“虚伪与欺骗”的社会，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错了，他带给她的永无止境的痛苦矛盾与恐惧，远远超过他带给她的生之欲|望与欢乐。他的爱情消失后，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剧的绝境，她控诉这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三）两者共同的悲剧
爱玛和安娜的结局都是自杀,爱玛在破产的绝望中服毒自尽，安娜在对爱情的绝望中卧轨。福楼拜通过爱玛的悲剧批判社会的冷漠，爱玛的悲剧，在于展现爱玛从天真浪漫到堕落，由堕落走向毁灭的悲剧揭露金钱至上的社会戕害人性*、腐蚀灵魂的罪恶。福楼拜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头面人物的丑恶嘴脸，他们将爱玛推向死亡，小说的副标题是《外省风情》，他为我们展示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奥梅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福楼拜自己就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爱玛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另一个层面上，福楼拜也通过爱玛的浪漫理想的破灭埋葬了浪漫主义，昭示了浪漫主义的末路。与之相比，安娜的悲剧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悲剧，是对无能为力的人性*的深刻批判和反思。《安娜·卡列宁娜》描绘的是俄国“一切都犯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风貌，安娜的故事是其中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是列文的一系列矛盾和探索。同《包法利夫人》一样有着深广的社会意义，然而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社会批判的同时，更可贵的是他深入微观世界，审视人的灵魂，有些评论说安娜无力对抗上层社会虚伪的道德压力，又无法脱离贵族社会，在极其矛盾的情况下走向自杀。我认为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可以毁灭安娜，真正彻底毁灭安娜的不是社会道德的压力，也不是和谢廖沙分离的痛苦，而是爱情曾有的激*情不可避免的消退。安娜陷入怀疑妒忌中不可自拔，她追求真爱的理想破灭，这是真正的爱情悲剧，导致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是人性*中的某些弱点。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站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就已经预示着他们的结局了。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死亡，列文一直想自杀，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卧轨，渥伦斯基想去战场吃子弹，全书闪现着噩梦，死亡和宿命的影子，在这里，安娜的自杀不单单是对社会的反叛，更是托尔斯泰对人生的深层思考。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都成功地塑造了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主人公形象，两者的悲剧在一定程度有都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当代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爱玛和安娜这两个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在十九世纪女性*意识最初的觉醒，在文学作品中较早的探讨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这两个人物形象同时也反映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两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文学风格和人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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