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记_原文_翻译-王禹偁
原文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也，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解释/注释/译文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待漏院记》讲的是宰相职责，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而作为其间枢纽的，就是宰相。不过，在现实政治中，奸相多而贤相少，庸相为数尤众，作者正是深感于此，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待漏院记》。写作此文之后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表面原因是为被妖尼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追究深层原因，则是因其直言敢谏、得罪权臣，至“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传》）。说明宰相知国政悬万命，当慎于思之以苍生之富庶。劝诫宰相为政当勤，忠直无私，以保国安民为己任，而不应图谋私利，误国误民，或贪图禄位，庸碌无为。文章体现了作者开明的政治主张和实现清明吏治的进步要求；采用对比的写法，刻画了贤相和奸相的形象。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文章开头的这几句话：“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后人评价很高，这段话既是《待漏院记》要求宰相“勤政”的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政治结构的认识。儒家经典反复申明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垂拱无为”（《尚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有二：其一，圣人是道德领袖，是价值标准；其二，三公、六卿各司其职，用这种道德指示与教育百姓。这种政治模式不是圣人创造的，而是“法乎天”的。“天道”在儒家看来是道德的宇宙，为人类世界确立价值标准，提供模仿榜样。天官们负责司掌气息风雨，从而使得“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这种政治哲学反映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
待漏院记：
王禹偁：
《黄冈竹楼记》是北宋文学家王禹偁于真宗咸平二年（999）被贬为黄州刺史时所写的一篇记文。作者借谪居之乐，抒写屡遭贬谪的不满之情。这种宦途失意、寄情山水的情怀，在封建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黄冈竹楼记》以竹楼为核心，先记叙黄冈多竹，可以用来代替陶瓦，且价廉工省。继而描写在竹楼上可观山水、听急雨、赏密雪、鼓琴、咏诗、下棋、投壶，极尽人间之享乐；亦可手执书卷，焚香默坐，赏景、饮酒、品茶、送日、迎月，尽得谪居的胜概。藉齐云、落星、井干、丽谯各名楼反衬竹楼的诗韵，表明作者甘居清苦、鄙夷声色的高尚情怀。继而写奔走不暇，眷恋竹楼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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