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纪泽纪鸿_原文_翻译-曾国藩
原文
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④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金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遣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元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解释/注释/译文
目前正是局势非常紧急的时候，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济已断绝。加上这一次受挫，军心受到特别大的震动。(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军队能够打败景德镇和乐平的敌人，鲍超的军队能从(江西)湖口迅速来救援，事情或许略有转机，不然的话，局势就不堪设想了。
我自从投身军旅以来就抱着一种临危受命的志向。丁巳和戊午那两年在家养病，常常担心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违背了我最初的志向，失信于天下人。后来重被任用再出山(打仗)，意志尤其坚定。这次假如遇到什么不测之祸，我也毫无牵恋的了。回想我自己贫穷无
知，现在能官至一品大员，年龄也已过五十，(在外面)也稍有点虚名，又手握兵权，自己感到非常惭愧，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我对古文和诗歌，这两方面都花了很多精力，多方寻求、研究也很辛苦，但是不能经常地运用并自己打开一条大道。我对古文的研究尤其有依托和根据，如果我现在突然死了，那么我的一些心得，就会像《广陵散》一样永远无人领会了。我的书法用功最少，但近年也略微深入了一些。这三方面一无所成，心中不免耿耿于怀。
至于行军打仗，本来不是我所擅长的。(因为)用兵以令人难测为贵，可是我的性格太平易；用兵以欺诈为贵，可是我的性格太正直，怎么能够法办这些罪恶极大的贼子呢?以前即使屡有克敌制胜，已经是侥幸的事，超出我未曾有的期望。你们兄弟长大之后，一定不要
涉足于军队之间，这种事难以见到功业，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容易给后代人留下非难的口实。我长久地在军队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稍可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我最初的愿望，没有辜负我的学问，片刻也没有忘掉爱民的心愿。近来(我)经历的更多，深切了解到带领军队的艰苦。你们应当一心一意地读书，将来不要从军，也不一定要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离八本”和“三致祥”的格言。这“八本”是：读古书要以字句解释为本，作诗文要以讲究声调为本，奉养父母要以得到他们的欢心为本，修养身心要以少恼怒为本，立身处世要以不乱讲话为本，管理家事要以不迟起床为本，做官要以不要钱为本，行军打仗要以不骚扰百姓为本。“三致祥”是：孝顺能带来吉祥，勤奋能带来吉祥，宽恕能带来吉祥。我的父亲竹亭公教育人，就专门注重一个孝字。他在少壮时敬爱父母，晚年时疼爱儿女，都出于一心中一片至诚，所以我为他写的墓志铭，就只说这一件事。
处在这个乱世之中，钱越少，就越能免除祸患；开支越俭省，就越能保持幸福。你们兄弟奉养母亲，除了一个“劳”字和一个“俭”字外，没有其他安身立命的办法。我在此军事极其危急的时候，就将这两个字叮嘱你们一遍，此外也就没有什么遗训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将这点意思禀告给几位叔叔和母亲，不要忘掉。
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并且有智慧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有智慧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趋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利益，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利益。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说，起初很微弱，但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
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并且有智慧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已经衰微以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所以）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广为传播从而造成声势。那么普通的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从而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的跟随者同党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很久了。
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从而栽培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可以吗？不可以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
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推行它，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采取我的主张，并且推行它，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妥当因而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万中取一收到成效的那一天呢，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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