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机应变——曹操应急佯献刀
这个智谋见于《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
董卓收服猛将吕布后，威势更盛。并于当年(189年)九月废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然后，董卓自任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第二年，董卓又派部下鸩杀少帝(弘农王)，。绞死唐妃，甚至夜宿御一床一，篡位之心毕露无遗，他的行为激起了朝臣的普遍愤恨。
渤海太守袁绍与司徒王允秘密联络，要他设法除掉董卓。但文弱书生出身的王允面对骄横的董卓无计可施。思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便以庆祝生日为名，邀请群臣到自己家中赴宴，商讨计策。
席间，酒行数巡，王允突然掩面大哭。众官惊问：“司徒贵诞，为何悲伤?”王允说：“今日其实并非我的生日，因想与诸位一叙，恐怕董卓疑心，所以托言生日。董卓欺君专权，国将不国。想当初高皇帝刘邦诛秦灭楚，统一天下，谁想传至今日，大汉一江一山即将亡于董卓之手!”
王允边说边哭，众官也皆相对而泣。唯骁骑校尉曹一操一于座中一边抚掌大笑，一边高声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 能哭死董卓吗?”王允闻言大怒，对曹一操一说：“你怎么不思报国，反而如此大笑呢?”曹一操一回答说：“我不笑别的，只笑满朝公卿无一计杀董卓!我虽不才，愿即断董卓之头悬于国门，以谢天下。”王允肃然起敬说：“愿闻孟德高见2”曹一操一说：“我近来一直在奉承、一交一好董卓，就是为了找机会除掉他。听说司徒您有七宝刀一口，愿借给我前去相府刺杀董卓，虽死无憾!”王允闻言即亲自斟酒敬曹一操一，并将宝刀一交一付曹一操一。曹一操一洒酒宣誓，然后辞别众官而去。
次日，曹一操一佩着宝刀来到相府，见董卓在小阁坐于一床一上，吕布侍立于侧。董卓一见曹一操一，便问他为何来得晚。曹一操一回答说：“乘马羸弱，行动迟缓。”于是，董卓即让吕布去从新到的西凉好马中选一匹送给曹一操一。吕布领命而出。曹一操一觉得机会来了，即想动手，但又怕董卓力大，难以制一服。正犹豫间，董卓因身一体胖大，不耐久坐而倒身卧于一床一上并转面向内。曹一操一见状急忙一抽一出宝刀，就要行刺。不料董卓从衣镜中看到曹一操一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道：“曹一操一干什么?”此时吕布已牵马来到阁外。曹一操一心中不免暗暗发慌，他灵机一动，便表情镇静地双手举刀跪下说：“今有宝刀一口，献给恩相。”董卓接过一看，果然是一把宝刀：七宝嵌饰，锋利无比。董卓便将宝刀递给吕布收起，曹一操一也将刀鞘解下一交一给吕布。然后，董卓带曹一操一出阁看马，曹一操一趁机要求试骑一下。董卓不加思索便命备好鞍辔，把马一交一给曹一操一。曹一操一牵马出相府，加鞭往东南而去。
吕布见曹一操一乘马远去，便对董卓说：“刚才曹一操一似乎有行刺的迹象，及被发现，便佯装献刀。”在吕布的提醒下，董卓也觉得曹一操一刚才的举动值得怀疑。正说间，董卓的女婿李儒来到。李儒是董卓的谋士，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一听董卓介绍曹一操一刚才的所作所为，便说：“曹一操一妻小不在京城，只独居寓所。今差人请他来，他若无疑而来，便是献刀；若推托不来，必是行刺，便可逮捕审问。”董卓即依照李儒的主意，派遣四个狱卒前去传唤曹一操一。良久，狱卒回报说：“曹一操一根本不曾回寓所。他对门吏声称丞相差他有紧急公事，已纵马飞奔出东门去了。”李儒说：.“曹一操一心虚逃窜，行刺无疑。”董卓大怒，便下令遍行文告，画影绘形，悬赏通缉曹一操一。
曹一操一是一个高明的刺客。在行动前，他不仅想到了成功，而且也想到失败后怎样保全自身。七宝刀既可以作为刺杀董卓的利器，亦可以作为进献的礼物。最关键一点是曹一操一的随机应变，在紧急关头灵活机智，使自己得以保全一性一命。由此可见，曹一操一是一个全身成事的英雄，而不是一个舍身取义的莽汉。事情的成败，都有主客观许多因素，只有把握住最有利的条件和机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才能成功。“相机而行”、“见机行一事”这一谋略的实质还 在于，事物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主客观条件也是不断变换着的，只有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机会的变化而灵活地作出不同选择的人，才能把握住成功的主线。
郭亮(1901—1928)，是湖南早期工人运动的领一导一人之一。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任过湖南、湖北的省委书记，中一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3月27日在湖南岳一陽一被国民一党一反动派逮捕，29日在长沙遇害。
1923年，郭亮任湖南省工一团一联合会总干事，同时又兼任中一共湖南省委委员和工农部部长，工作非常繁忙。由于郭亮在湖南长沙地区乃至全省工农中有很高的声望，国民一党一恨之入骨，总想寻找机会除掉他。
有一天，郭亮正在工一团一联合会的楼上全神贯注地写指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文件。忽然，他桌子上的台灯亮了几下，这是门口老工人发出的告急信号。
郭亮从这个信号中立即判断出，肯定是抓人的警察来了。他马上把没有写完的文件和其他保密本子收拾起来，一把揣进怀里，准备下楼转移。
可是，出乎郭亮意料之外的是敌人来得太快。他走到楼梯口，刚要迈步下楼的时候，楼下大门口就已经传来了警察的讲话声和脚步声。显然警察已经临门了。这个时候，要走，显然是无法走出去的；要躲也是躲不掉的，敌人肯定会搜查到的。
怎么办呢?
郭亮在走不出，躲不住的情况下，只好退回到办公的屋里。在千钧一发之际，郭亮调动脑子里所有的细胞，终于想出一个主意：拿一把锁，把手从靠门的窗子伸出去，把门从外面锁上；然后把屋子里布置成好像好几天没有人来住过的样子。一切布置停当，然后，他再把临街的窗子打开，从窗口跳到对门一座单层瓦屋的屋檐上，再从那家屋里的一陽一台上轻轻地溜下去，走了。
再说搜查郭亮的那些警察，在郭亮跳出窗口的时候，就来到了楼上。首先来到门口的警察，往门上一看，一把大锁紧锁房门，顿时感到非常失望。
门，咣当一声打开了。一群警察冲进屋内。在房子里他们没有发现郭亮，但他们并不死心，在房子里反复搜查。一床一上，一床一下，一抽一屉里，桌子下，甚至连墙壁缝里，屋顶上面，都搜查遍了，可是什么也未找到。
后来，有一个警察看到房子到处是灰尘，便说：“你们看，这房子好像很久没有来过人似的，郭亮不可能来过这里，准是搞情报的那帮饭桶用假情报来折腾我们。走，回去，找他们算帐去!”
警察垂头丧气地走了。郭亮安全脱身了。
粟裕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常常带着小分队用“截尾子”的办法，到处打击敌人。所谓“截尾子”，就是在敌人行军的岔路口，潜伏待机，待敌人一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潜伏人员悄悄移动路标，将敌“尾巴”引入红军设伏地段。这种办法很有效，截掉了敌人不少“尾巴”。
1936年冬的一天，粟裕又用“截尾子”的办法，毫不费力地打掉了敌人一个排。不料前边的敌人行动迟缓，听到伏击的槍声，虽然他们还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掉头向槍声响起的方向追来。粟裕看情况不妙，便带着小分队迅速转移。
敌人拼命朝粟裕转移的方向追去，由于南方山区的地形所限，粟裕及其小分队被敌人追到一条山沟里，两面是大山阻隔，前面是敌人一个据点挡住了去路。可以说，粟裕已经处于无可奈何的绝境。
怎么办?战士们都看着粟裕。
粟裕看着战士们穿的灰色军装，他顿时计上心头。原来那个时候，粟裕的士兵穿的同敌人都是一样的灰军装，不同的只是红军帽子上有个“红五星”。粟裕急中生智，他命令大家：将袖管、裤管卷起，把帽子攥在手里(把“红五星”隐藏住)，当扇子扇风，哼着不三不四的小调，径直向前面敌人的据点走去。
这支队伍来到了敌人据点前，敌哨兵昨咋呼一呼地问：“哪一部分的?”
“永嘉保安司令部三营八连。”粟裕示意士兵停住脚步，自己上前流利地回答。
“你们的司令叫什么名字?”哨兵还 是有点不放心。
“许蟠六，许司令。你是不是要打电话问一问?”粟裕显得有点不耐烦地回答道。
敌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又看到这位“小长官”开始“发火”，怕吃眼前亏，便放他们过去了。
粟裕命令大家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据点，赶快从后门出去。当敌人发现有诈从后面追来时，粟裕带领小分队已经通过了敌人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塔布曼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废一奴一派领袖。她以前就是一个一奴一隶。她把许多黑一奴一偷偷领到北部，使他们获得了自一由。由于她这方面的功绩，人们称她为塔布曼将军。
有一次，她把两名一奴一隶藏在两只箱内，赶着骡子离开了一奴一隶主庄园。一路上十分顺利，没有人来过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然而，快到自一由州时，她发现她以前的主人正迎面走来。路只有一条，再往前走，死路一条；跑也来不及了，一奴一隶主肯定能追上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急中生智，偷偷解一开随身带的两只母鸡，接着就装作惊慌状跑下大道去追赶母鸡。那一奴一隶主只看到一个女黑一奴一在追母鸡，没有在意她究竟是谁，因此也更不会注意骡子驮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这样，塔布曼转危为安，而且将两名一奴一隶顺利地带到了自一由州。
随机应变之例说——冰制油管创奇迹
日本南极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在实地一操一作中发现输油管的长度根本不够，而且一下子也找不出另外备用和可以替代使用的管子。再从日本去运，那时间需要近二个月。怎么办?这下子把所有队员给难住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毫无办法。
这时候，队长西掘荣三郎突然提出了一个很奇特的设想，他说：“我们用冰来做管子吧。”冰在南极是最丰富的东西，但怎样使冰变成管状呢，很多人还 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西掘荣队长又说：“我们不是有医疗用的绷带吗?就把它缠在已有的铁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冰、然后拔一出铁管，这不就成了冰管子了吗，然后把它一截一截接起来，要多长就有多长。”
西掘队长的聪明之处在于随机应变，通过已知的东西作媒介，将毫无关系的要素结合起来，也就是取各种物品的长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再制造出新物件。
随机应变之例说——走私者蒙骗宪兵
彼得·克鲁泡特金是19世纪末俄国著名的革命家。1872年他旅行去维也纳。在维也纳他购买了许多革命书籍和社会主义报纸的合订本。这些书报在俄国是根本见不到的，而革命者偏偏又极其需要它。
克鲁泡特金决心无论如何要将这些书报带回俄国。当时这些东西对俄国来说是绝对禁止的，通过海关绝不可能带进俄国。于是，克鲁泡特金找到在波兰和俄国边境做走私生意的犹太人，决定托他们把这些违禁读物偷偷运进俄国境内。
克鲁泡特金事先来到约定好的俄国车站，等候运书的犹太人。约定的日期到了，克鲁泡特金等在站台上。站台上沙俄的宪兵来回巡视，看见可疑的人和可疑的行李就走过去搜查。克鲁泡特金很紧张，因为他那包书籍包装很大，弄不好就会引起车站宪兵的注意和怀疑，以致前功尽弃。
不一会儿，克鲁泡特金看见那个帮他偷运的犹太人化装成一个搬运工从一列货车上抬下一大包行李，向他走过来。与此同时，巡逻的宪兵也注意到了搬运工扛着的大包裹。他慢慢地向这边踱过来，眼睛警惕地盯着前面的两个人。这时，“搬运工”冲着克鲁泡特金大声喊叫：“殿下，殿下，这是你的行李，我为你拿来了!”
宪兵见搬运工高声大喊，毫不在意自己在旁边，没有任何心虚的迹象。同时，又听见他喊“殿下”，于是怀疑立时打消，不再向前走，又转身踱了回去。
原来，“搬运工”大喊大叫正是为了让宪兵听见，他还 故意杜撰出一个“殿下”，也是说给宪兵听的。
人们做违法事时，大都心情紧张，并会反映到脸色和言谈举止中。因此检查者常通过“察颜观色”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违法者。而聪明的人往往越在这时越理直气壮、从容自然、像平常一样，毫无心虚掩饰避人之态。这样就会使检查者完全放松警惕，打消怀疑，从而蒙混过关。
随机应变之例说——戴高乐逃离法国
1940年6月，德意志法西斯进攻法国时，戴高乐准将任雷诺政一府的国防部副部长。他力主抗战到底，并多次往返于法国与伦敦之间，与英国共商抗敌救国大计。但是法军节节败退，大片国土陷入敌手。6月16日，贝当将军组阁；晚上，戴高乐从伦敦返回波尔多后，发现投降已成定局，于是准备采取新的行动，在一块新的天地里发起抵抗运动。但是他想轻松离开法国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想个办法脱身。
6月17日晨，戴高乐准备就绪，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可以离开法国的机会。他佯作给英国特使斯皮尔斯送行，与他一道驱车前往机场。当飞机引擎已经发动，即将滑行的一瞬间，正在挥手向英国客人告别的戴高乐和他的副官突然跃身登上飞机。机场上的法国人无不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地看着戴高乐远走高飞。到达伦敦后，戴高乐马上会见英国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答应给他帮助，并建议他在伦敦电台发表讲话。自一由法国运动由此宣告成立，并建立了流亡政一府。
1943年初，盟军决定对欧洲大一陆发动一次大反攻，尽快打败德国法西斯，结束欧洲战争。为了了解德国在大西洋沿岸防御系统的情况，盟军除了依靠截取无线电和空军侦察以外，还 派了许多情报人员潜到敌后，搜集情报或窃夺资料。
勒内·迪歇是一名油漆匠，是在法国的一个秘密抵抗组织的成员。该年5月初，里昂市政一府大楼外边贴出一张布告，要招聘工人，修理“托特”公司的总部。“托特”是德国一家承包军事工程的企业，现在正负责修筑防御工事。迪歇知道这是窥一探“托特”公司的秘密及其相关工程的好机会，便决定前往应聘。他发现有一件活计是给公司技术部的工头办公室裱糊墙壁。他就到那里去求见工头施内德雷尔。施内德雷尔同他一起商量并选定了所喜欢的图案后，便请他次日正式开始准备工作。
第二天，迪歇如约来到办公室，工头正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着几张图纸。迪歇一眼就发现最上面一张是诺曼底沿海一带的地图，上面印有“特别施工计划，绝密”的字样。施内德雷尔对他作了一些布置和吩咐后，毫不在意地出去参加一个会议去了。迪歇知道这是一个干载难逢的良机，就果断地把地图拿起来卷好，藏到办公室里一块两英尺见方的镜子后面。他刚刚藏好地图，施内德雷尔就回来了，他叫迪歇下星期一再开始干活。
等到星期一迪歇带着工具来干活时，他发现施内德雷尔到别的地方去办事了，大楼里没人知道迪歇要来裱糊墙壁的事，因此不准他进去，叫他再过一个星期来。迪歇知道时间紧急，必须及早把藏起来的地图带走，以免夜长梦多。于是，迪歇就故意和拦住他的人顶撞起来，声音吵吵嚷嚷的，终于惊动了一个名叫阿达贝特·凯勒的工头，他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来，想看看出了什么事。迪歇抓住他连忙解释说，他是被雇来给施内德雷尔的办公室裱糊墙壁的，假如凯勒让他进去干活，他情愿白给他把办公室裱糊一遍，不要钱。想到能使自己肮脏的办公室裱糊一新，凯勒不由得高兴起来，就同意了。于是，迪歇如愿以偿地进去干起活来，快下班的时候，他取出了仍然藏在镜子后面的地图，和几张糊墙纸卷在一起，顺利地走出了大门。这张地图很快就被送到了伦敦，成为盟军研究和分析德军大西洋防线的重要依据。
1964年10月1日，苏联一艘运载3个人的宇宙飞船将在 拜库诺尔宇航中心发射升空。发射前半个小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给宇航员们打来电话。他向3名宇航员表示热烈祝贺，祝他们一切顺利。他还 告诉他们，当他们返航时，他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他们。
宇宙飞船在地球外面的轨道上飞行着。几天后，飞船上的宇航员再次拿起无线电话，准备与最高领导通话。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极难拨通赫鲁晓夫的电话。他们哪里知道，不但他们无法叫通赫鲁晓夫，就连地面上的人们要想和赫鲁晓夫通几句话，现在也难于实现。
原来，就在宇宙飞船环球翱翔的这几天里，苏共总书记已被隔离起来，他的电话线统统被切断，他已完全失去了对外联系的自一由。赫鲁晓夫再也无法实现在红场主持盛大仪式欢迎宇航英雄的宿愿了。
或许是因为电话来自太空，政敌们也不愿让飞行英雄们心神不宁，赫鲁晓夫别墅与宇宙飞船之间的线路终于接通了。宇航员们热烈地向“尼基塔同志”问好。赫鲁晓夫神魂不定地边通话边想心事。他心里很清楚，他已没有了行动自一由，就是这次例外的通话也不能有丝毫差错，因为米高扬就坐在他的身边，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他还 知道，他已不可能有任何渠道把自己被软禁的消息透露给还 被蒙在鼓里的苏联人民。而只有把这消息尽快透露出去，自己才能有一丝得救的希望。赫鲁晓夫迅速做出了决定：必须利用这次难得再有的通话机会，把自己的境况告诉人们。
但是这必须做得极为技巧：既透露了消息又不让身边的米高扬认为自己在泄露秘密。恰在这时，早就等得不耐烦的米高扬伸出手，用力想把电话机从赫鲁晓夫的手里抢过来，不让他继续说更多的话了。赫鲁晓夫情急智生，就在米高扬将他的电话机将夺未夺的一瞬间，迅捷地说了他作为总书记公开向人们说的最后几句话：“米高扬同志在这里。他想同你们讲话。我不能再同你们讲话了，他正在把电话从我手里抢走。我想我不能阻止他……”
用普通但却深远的词语，曲折、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在高一压和监视下既有效又安全地表达自己意志的一种手法。赫鲁晓夫和宇航员通话使用的正是这一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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