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小孩叫我奶奶应该怎样叫，因为在我爸爸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奶奶，但是我的奶奶却总一声声称我小孩为“宝宝崽”。为了这个称呼，我常感动着也内疚着。
我是听着奶奶的故事的长大的，现在我又跟着我小孩重温昨天的故事。她说刚成立食堂的那几年，妇女一天七分工，每天四两米；男子汉一天十分工，每天五两米，那时工作量大，这一点点口粮如九牛一毛。我村有个叫梅莲的妇女，她三两下子就把饭吃完了，然后趁别人还在吃饭就急匆匆的跑到田埂上扯一大把青草，以便下一顿切烂放饭里掺和着吃。我说那青草可是猪食啊！“猪食！人都没得吃了，还猪食，有青草填饱肚子就是万幸了，没得吃的时候连糠都吃过，吃了后屙不出屎来。”
做活又不怕累死人。寒冬腊月的要人到池塘里去挑塘泥，说挑到田里做肥料。那时候男子汉都出去搞水利工程和炼钢了，一个村庄就留下那么两三个带队的男子汉，这些重活自然就落到了这些妇女们的身上；有时候地上的雨水还没干就又说要去地里烧草灰用来做肥料，没办法，只能从家里带些许干谷草点燃，上面压着些湿野草，烧得遍地冒烟，就算了事；秋收的时候，四五个人一天要收几亩田的水稻，完不成就要挨批斗，说你们偷懒，工作不积极。所以啊！每当领导下来检查的时候就把没完成的稻谷踩放泥里，踩得可够狠心的也够心痛的；挖红署也是一样，完不成了就牵着黄牛用犁犁了埋放地里。每个人都是在饿着肚子糟蹋粮食，奶奶说我们这地方还好，听说其他地方死尸遍野。
“哎！那时候吃了些不是人吃的苦头！”奶奶说得满腹感慨。“只有跑日本，呵呵，虽然天天都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天天吃好的。”奶奶不但没有表现出当时逃命的那种恐慌，反而说得兴致勃勃。
她说：那时候你家里杀一条猪，我们都吃你家的，四升米兑一斤肉，你家的吃完了，我家再杀一条，你们又来我家兑。有时候还在家里煮饭，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谣言，说日本鬼子来了，撒腿就跑，看到后面没有追兵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就嘻笑着骂两句又回家继续做饭了，背上的小孩从来没敢放下来过。有一伙鬼子抓了村民的一只鸡，然后到山上捡回来一些干树枝，煮吃了后全身发痒，皮肤呈红色，后来鬼子再也不去山上捡柴了，说山上的柴被村民们放了毒，他们就在村子里砸一些木房子来生火。
奶奶那零星而具真实性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箩筐，但她每次说时总漏不了这一段：
有一伙鬼子，突然来到我们乡，遇到一个放牛娃，就凶巴巴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三阁司”放牛娃吓得不敢撒谎。“那边是什么地方！”“三角塘”“那边呢！”“乐居田”。这一番简单的对话可把鬼子吓坏了，鬼子说：“不得了的干活，守卫森严，这里有‘三个师’，那边有‘三个团’，那边还驻扎着‘六个连’，这个方向去不得！大大的。”就这样我们乡避过了一劫，成为一段佳话。后来听说鬼子到了另一个乡，所到之处无不糟秧，老百姓吓得四处逃窜。
奶奶的这些故事我从小就被灌输着，她讲第一段我就能接下第二段来，可是现在听来又倍感新鲜。虽然没生在那个年代，没经历过那些苦楚，却总还能透过某个镜头看到先辈们留下的一串串清晰的脚印，原来那一点点、一滴滴都是五味生活。
或许是我们的成长而把奶奶挤到了生命的边缘，现在她再也不像跑日本那般能跑了，可能就连她最熟悉的三个师、三个团的历史也随着她老化的记忆而渐渐隐去。不知何时我能给她讲一段她似乎不曾知晓的六个连的故事。
06年长安时光像一面筛子，筛呀筛的，最后剩下的，就是最刻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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