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思念
父亲辞世十三年了，每近九月中旬，家人和我隐痛难忍，不因父亲忌日渐远而能舒缓。
我家世代农民，到祖父一辈，家道略丰——置地四五亩，有房六七间，这是四十年代霍里农家殷实自足的景观了。也就是那时起，我们家产生了第一代文化人。祖父将父亲送进了私塾。后来父亲又传承先生教诲，在乡里传道授业，当起了私塾先生。到我记事后，一直都生活在“书香门第”的氛围中：我家有在别人家很难见到的笔墨纸砚，父亲常在煤油灯下给乡亲们读报讲国家大事，乡亲们有事都愿意找父亲，父亲也每每因为为人排忧解惑而痛快不已。
六十年代初，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共产风，大锅饭和三年自然灾害，已使村民生存产生严重危机。这时大姐读完师范，走上了工作岗位。这是我们家第一位真正的“公家人”。要知道，这在当时，父母要为此付出何等的艰辛！那时农村是没有什么人愿意送孩子去学堂的，何况是女孩子！听父母回忆，为使姐姐在学校安心读书，家中整年不知肉味，野菜、麦麸都是常用的食物。我三岁（60年）前后，常靠在外祖母那里混些吃的保条小命。如今，姐姐已退休多年，看到乡里她的同龄人仍在为生计不辍劳作，庆幸之余，不免平添许多伤感：父亲为儿女造福，却过早地离我们而去。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凭着有文化，父亲被安排在公社里做事。论说，干下去也是个“吃皇粮”的身份，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处处艰难，不得已，辞了社里的工作，回家干农活养活我们。父亲体弱，属“文弱书生”那一类，重活和别人一样挺着干，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一次下半夜出门，拉着板车沿石子路走五十多里地，运化肥回村里，在离村不远的坝埂上，因体力不支，连人带车翻下水坝，差点丢掉性命。那种艰难，是出门打车，进门空调的今人很难想象的。
父亲很喜欢他读过的那些古董书。那时家里没有书柜，他将书放在衣柜顶上和窗户上面的壁洞中，须站在凳子上方能够着，有些书还要用报纸或破布包起来，可能是担心我能拿到弄丢了还是撕破了，那时我小，是读不了的，站在凳子上也够不着。文革中破四旧，都知道父亲这里书多，书多自然反动，不交书就得挨批，父亲非常无奈，一夜之间，统将打捆，交了出去。后来才知道，那些书是祖父为父亲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和遗产——每一本书都是一担或几担米换得的。那阵风过后，父亲将糊得严实的窗洞打开，从里面掏出几本大小一样的书，告诉我，这是康熙词典，清朝年间出版的，是爷爷用了十六担米换来的。当时的神情，实属大难幸存后的快慰，不见一丝辛酸。那以后，康熙词典就成了父亲生命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中，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他总要翻翻词典，总想在那里找到说法。我工作以后，买了一套精装的康熙词典，想替代父亲那已经翻散了线的古董，不料父亲习惯了四角号码检索，亦或更兼老书的厚重，让精装本束之高阁，照旧用放大镜，翻他的古董。
又是一年九月中，我在伏案备考的儿子身后发愣。我想当年煤油灯下，父亲也一定是这样在我的身后注视着我。
从祖父到父亲到我再到儿子，四代人经历了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祖父当年为之辛劳一生的那几亩地，早已由私到公，再由公到私，继而被企业征用；那几间房，已被土墙瓦屋、砖墙瓦屋、混凝土楼房几番替代。还有什么没变的呢？我想，那只能是求知。是的，求知不能变，也不可变。父亲去世前的十年间，硬是凭借他的文化知识，翻阅了十几本厚厚的中医书籍，用他学到的本领，为众多乡亲疗伤治病。一般肿毒腹泻蛇伤，几近手到病除。他甚至用偏方让一位被大医院医生判定只能活三个月的患胃癌村民，多活了两年。
父亲与肝病抗争了近一年时日，他强忍着极度的疼痛，始终没有喊叫过，最难熬的时候，汗珠真的如豆粒般滚下。93年9月13日，父亲像小时候晚间为我读书点燃的油盏，终于熬尽了最后一滴油。弥留之际，要求将骨灰埋在祖父坟旁，不用包起，挖个坑，撒上骨灰，栽上一棵松树，他认为这样，会更有意义。这一点，我没能按父亲的意思办，实在没有勇气这么做。差不多每年九月，我都要写几句话，以寄托对父亲的哀思。但基本上都在去墓前化纸的时候，一并化掉，而不示人。去年的小稿在电脑里保存了，今想借红袖一角，使这种情感得以张扬。也籍此告慰先人。(作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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