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南山”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陶渊明《饮酒》·五
这是一首明白如话的诗，任何时代的汉语读者都无须引领，即可进入诗境，而且都知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句好诗，为这一悠然的诗境神往不已，甚而在恍惚中觉得自己就是陶渊明，或五柳先生，在某处山脚的树荫下“不求甚解”地眯着眼，度过一刹陶然的时光。自然，他们有理由这般享受陶渊明，但他们不应忽略了陶渊明还是一位有着不可企及的境界的大诗人，“不求甚解”是一个参透了生命的高度与深度的人所追求的一种浑融状态，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浅尝辄止——能使这样的大诗人“欲辩已忘言”的“真意”，可不是简单的。
历来认为，“欲辩已忘言”的出处是庄子《外篇》中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踢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踢；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捕鱼的器具是为了水里的鱼，得到了鱼之后，即可将它弃置一边；捉兔的装置是为了奔跑的兔子，得到了兔子之后，即可将它弃置一边；语言的功能是为了隐藏的“真意”，得到了“真意”之后，亦可将它弃置一边。其要旨与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实际上大相径庭，倒是与艾略特的《四部四重奏》中的“上季的水果已然吃净，吃饱的野兽便踢去空桶”如出一辙。依我的理解，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除了表明一种与大自然浑然相融的醉意外，至少还应有这样的两层含意：一层是，当他欲说出这诗境中感悟的“真意”时，却发现根本无法言说，寻找不到用以来表达的语言；另一层则稍隐些，就是说他既已得到了其中的“真意”，实际上已无须言说——而如果试图言说的话，反而会使“真意”在言说中遗失。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或者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日后实际上就是在其教主陶渊明所拟定的“欲辩已忘言”这一教义中发展的，它试图在语言中呈示一种水中之月的诗境，让“真意”蕴藉其中，任读者去体悟，为一种永恒的无法逼近的魅力而诱惑。我曾见有学者将陶渊明与英国大诗人华滋华斯并论，探讨中西诗各自的特色。确实，他们相同的地方很多，都是东西方这两个最伟大的诗国的一流的诗人，大自然的诗人。但论者责备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没能象华滋华斯的诗那样，动辄数十行，甚而上百行地来对“此中”的“真意”进行讨论，辨析，而目为中国诗的短处。其实，他刚好说反了，华滋华斯那数十上百行的探讨，辨析，虽一时痛快淋漓，最终却将一个无法言说的诗境给肢解了，或者说狭小了诗境——他正处于陶渊明不愿站立的位置，因而，他没能象陶渊明那样见到“南山”。他只是得到了一些关于“南山”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是会在时间中褪色的，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观察“南山”的不同的角度。而陶渊明的“南山”却始终浑然地立在那里，雨后一般的清新。
说是陶渊明发现了“南山”，大概不会引发争议，一千五百多年来，他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这个专利。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称作《饮酒》诗的华彩部分，甚而中国古典诗的一个至境，想来也不会有异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稍爱古诗者，无不会背诵这两句，热心的追随者还会在居所的周围种植上菊花——这于不同层次的人皆很方便，也很相宜。他们见到了“南山”没有？恐怕不会乐观——但他们又觉得这两句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无以言说的魅力，无法舍弃。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的目的性太强了。即使是陶渊明，在“种豆南山下”的时候，也没能见到“南山”，南山此时只是一个劳作的背景。“悠然”说来容易，做到却不易，它体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风与水的心境，就如同那位孤独的渔人，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溪边的漫行——他因此偶然地进入了“桃花源”。而当他与那些高尚士们怀着某种目的，直奔“桃花源”时，则“遂迷”，“不复得路”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一幕场景：一个秋日的光线与时间中，陶渊明随意地在他的东篱边踱着步，那些风中摇曳的秋菊，仿佛大自然的神奇的呼吸与韵律，恍惚中向他暗示着什么……他弯下腰，采下一朵，试图移植于自己的手心。当他以一种植物的惯性重新直起身时，一个奇迹出现了，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南山”，浮动于他手中的菊花或金色或白色的光晕中——他的眼睛，菊花，远处的峰峦，偶然而奇妙地构成了三点一线。在这个角度上，陶渊明手心的菊花，就相当于渔人在“林尽水源”处所得的“仿佛若有光”的“小口”，具有一种关键性的引领作用，而此刻的“南山”，就是“桃花源”。共2页，当前第1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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