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一）
童年的记忆是深刻的，也是永恒的。沙家马场那吉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吉是一个自然村寨，以布依族居民为主，还杂居有汉族、苗族等，这里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船形的田坝，南面的山比较矮，山的背面是乌江上游三岔河，东面是夹山河，西面的裸木河，北面的山比较高，山上有好几个寨子，分别属普定县、六枝特区和织金县管辖，虽然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文化指导，但他们始终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和发展，他们没有纷争和冲突。那吉的居民沿船的两边居住，就和山上的居民一样，没有纷争、没有冲突，宁静而和谐。
布依族居住的地方都是风水好，又比较富庶的，那吉有山有水有田坝。
爷爷到那吉这个地方来买田买地置业，我想，除了让家庭有发展，家族有希望外，应该是看重那吉这块比较富庶的风水宝地，如果不是这样，爷爷是不会从织金那本已经不错的地方跑到那吉来的，在那吉，爷爷置业的田地虽然与云盘上袁家比，很少，但就一个家庭来讲，已经是够富裕的了。也许就是爷爷真的看重那吉富庶的这块风水宝地，所以，解放的时候才下决心在那吉定居下来，而且只让父亲随他到那吉定居，而伯伯们都没有让过来，让他们守着织金那仅有的家业过日子，当然爷爷在解放以前在织金置的家业也不少。
父亲读的书不多，只是在私塾读了几年的《四书》《五经》，但父亲比较刻苦，对所读过的《四书》《五经》基本背得，还理解其中的一些含义。父亲就是靠这点仅有的知识，充分应用到在那吉生活的实践。父亲对儒家思想比较看重，也认真实践，所以父亲始终用儒家的思想规范着他生活的行为。父亲讲仁义，在那吉是人人公认的。虽然父亲读的书不多，但在那吉已经是“知识分子”了，就因为这样，父亲被大家推为那吉生产队会计，一当就到土地包产到户才歇业。
父亲业余是做木匠，帮别人打一些家什之类的生活用具，如打张八仙桌和四条板凳，打个碗柜等等，同时也给别人修修门窗之类。以此给换一些人情和极少的收入。就是父亲的这点手艺，寨子里对父亲是很尊敬的。我家有什么大头小路，他们都会主动来帮忙。
父亲因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仁义和善良，他在那吉的生活实践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顺和委曲，但父亲没有发过什么牢骚。由于家庭成分高，在“文革”当中，没有少到大队和公社去给大队的和公社的扫地、生火，甚至进“学习班”，投各种名目的义务工，这样的洗礼，父亲由于坚守他所学习到的那些《四书》《五经》里面大师们讲的道理，所以父亲没有象其他参与扫地、生火，进学习班的那些成分高的人们，去巴结人，去攀关系，从而减少委曲、或者痛苦，所以那样的洗礼仍然没有让父亲洗心革面，在风浪里重新做人。特别在“文革”武斗阶段，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本寨子在公社当领队的同龄人，发一件武器给父亲，希望父亲参加他们的战斗，这也是那位公社老乡领导给父亲改变人生的最好机遇，或者说是给父亲最好的恩赐，但父亲坚决拒接了。父亲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时就说：“我本来就不喜欢热闹和打打斗斗，我拿那武器来干啥？”是啊，父亲是比较木讷的，这样的机遇都放弃，这样的恩赐也丢掉，那是千载难逢的啊，但历史证明，父亲的选择是对的。
父亲善良和宽容，父亲没有让他在那吉生活的委曲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什么痕迹，父亲说那是他们那一辈人的事情，与我们这辈人没有关系，即使是曾经为难过父亲或者爷爷，甚至给父亲和爷爷带来痛苦的人，父亲都宽容了他们，父亲说：“那是历史造成的，哪个成分高的人的命运不是这样？”是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也许是受父亲深刻的影响，我至今也不会阿谀逢迎，不会巴结人，甚至连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人力资源都不愿意去利用，让其为自己服务。
父亲说：“我在那吉的最大遗憾是没有入党”。这不是父亲努力不够，除了自己的成分高外，还有一个伯伯是地主，一个伯伯是“右派”，这样的家庭出生是肯定不能入党的。虽然这给父亲留了遗憾，但父亲作为地地道道的那吉农民，他是很称职的。
那吉是善良的、宽容的，在那吉成长的父亲也是善良和宽容的，是那吉养育了我，也是那吉帮助了我，让我走出那吉，走出大山；是父亲养育了我，也是父亲教育了我，让我学会做人，堂堂正正做人。所以，我要感谢那吉，感谢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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