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文字砖
潜江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筑窑取土，烧砖建房，是一件历史悠久，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笔者试图从极少见的珍贵文字砖资料中，寻觅那些历史的印痕。
制造文字砖，需先将文字刻在砖模上，然后压泥制坯烧制而成。一般的民间砖块文字都是按窑主的意思制作的窑场名称，字数少，没有太多实际内容。而有一些根据官方要求订制的砖块，出于方便区分或政治文化等需要，不仅有制作年月字迹，甚至还压印有监制官吏、制作匠人和负担砖块任务的户主姓名。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联主席张世春先生编著的《荆州城文字砖》（1999年7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在《荆州城文字砖拓片》一章中，精选宋代和明清时期荆州城墙有砖刻文字的砖件拓片121幅，每幅配以释文。书中关于明洪武十三年潜江制造的的荆州城文字砖拓片有三幅，是现存洪武年文字砖中年代最早的砖之一。其中字体保存最完好的第七十三幅的砖文为“荆州府潜江县提调官知县刘浩司吏蔡铭监造人王兴礼张兴作匠鲁四小甲余文彬人夫余文彬洪武十三年月”，原件高380毫米，宽90毫米。字体为阳刻楷书（凸显于砖面）。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明初，朱元璋采取谋士朱升“高筑墙”的建议,对不少军事重镇新修城墙并加高加长加固，荆州城也在其列。文字砖并不是为了让那些基层官吏和工匠百姓名垂千古，而是当时一种先进的、层层负责的生产岗位责任制的记录。因为当年造烧砖的任务分到了各个县，所以为了确保质量，避免粗制滥造，而有严格的检验制度。各个县都要把自己的县名刻到自己造的砖上，城墙砖上的铭文记录了从监造的总负责人甚至到一般工匠的姓名及职位，可以看出明代对制造行业的管理十分严格，出了质量问题可追究到府、县直至个人。“小甲余文彬”既是乡村城砖生产直接组织者，又是城砖任务被摊派者。这种按人按户摊派的形式，并加上严格的检验制度，满足了朱元璋当年为了“高筑墙”而用砖量大，烧制时间长的需要。在客观上为研究明代的摊派制度、砖瓦技术以及地方经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些文字砖都是青色，要把砖坯从土色烧成红色再烧成青色，是要具备相当技术的。现在，我们只能透过历史，遥想当年砖窑烧砖的场景：窑工把做好的砖块土坯置入砖窑后，开始封闭烧制，窑内的温度高达800摄氏度，烧窑的周期大约4至5天，烧窑的过程中还要逐个堵住不同方向的烟道，封住窑顶和侧门，一垛垛的柴草排成阵式。柴草一捆捆扔进去，火光映红窑壁，映红柴垛，也映红窑工们的脸庞，直至每个烟道的顶部呈现出红色。最后，到了火候，淋水淬火，窑工从窑垴摆的几口大水缸向窑顶淋水，使满窑的砖从红色变成青色。远望砖窑，云蒸霞蔚，就像老君的八卦炉升火炼丹。从规格来看，明王朝制城墙砖有统一的尺寸，基本规格是长400毫米、宽200毫米、厚100毫米。实物标本所显示的略大或略小于上述规格，是属于施工中的合理误差。从潜江文字砖铭文的技法来看，属于模压印，字体为楷书、阳文，字数较多，不同于一些地方所贡城墙砖上信手刻划的行书、草体、阴文，及字数较少的铭文。就体例看，不仅和其他地方所贡砖一样均标明所属府、县，且不同于一些铭文简略仅为“府县”的贡砖，而是连官员、匠人都一一详细开列。实物证明，凡是土质较好、城砖优于其他府县者，其铭文多冗长而繁琐。潜江窑的砖是烧造得质量较好的砖，这从铭文上可以体现出来。以上可见明代初期潜江即有官府指定砖窑烧制的历史，其烧制的产品当时为荆州城供应过砖材。目前所发现荆州城关于潜江的文字砖资料，对考据荆州城墙的形成以及潜江古代制砖工艺很有史料价值。填补了明代潜江砖窑历史资料的空白。
如果说潜江制造的明初荆州城文字砖蕴涵着潜江先民的勤劳与智慧，另一块近现代文字砖则见证着一段民族的灾难与屈辱。由潜江市教育局编写、2003年1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江汉明珠——潜江》一书的“抗日烽火”一节，在论述“日本的殖民统治与法西斯暴行”时，附有一张文字砖照片。砖上的文字是“奥村舆昭和十八年”，字体为阴刻（凹显于砖面）。奥村舆即当年驻潜江日军头目。昭和十八年即一九四三年，是抗战结束前两年。这块文字砖使人联想到刺刀胁迫下的窑工们，顶着窑门的热浪，冒着火焰的焦灼，在屈辱中沉重地劳作。侵略者企图构筑的“铁围”，在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中土崩瓦解了，而这块文字砖，以它凝聚的那段历史，依旧给热爱和平的人们以警示……共2页，当前第1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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