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母亲文章
关于母亲的回忆，你还存在多少，你怎样纪念你的母亲，下面就是第一范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纪念母亲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纪念母亲文章：母亲的纪念
我不知道四十三年前的今天是不是和现在一样阳光明媚，但我知道那时的现在，母亲正在痛苦地等待着，因为我还有三四个小时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可能我的名字寄予着父母极大的希望，他们受当时很有时代感的一句话的启示，年轻人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他们给我起名叫"朝阳"。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们眼里，母亲是村里很"另类"的一个人，刚刚懂事的时候，村里的半大小子们还经常在我面前怪声怪气地学母亲讲课的语气和神态。他们都是母亲的学生，开始觉得有些羞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母亲的了解多了起来，慢慢觉出了人们对母亲的崇敬和母亲的伟大，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第一次在母亲的嘴里知道了黑体字的基本特征。
母亲可能是村里唯一的一个上过任丘一中的女人。母亲的家庭很有些殷实，于是祖姥爷对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有了安排，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姥爷--学农活，要侍弄家里的八十多亩地;我的二姥爷学了医，后来成了远近有名的老中医;三姥爷上了洋学堂，后来参加了革命，再后来成了革命烈士，后来家里也因此没有被评为地主和富农;四姥爷学的是木匠，后来也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李木匠"。
母亲因为自己的父亲要种地的缘故，所以从小就跟着他在地里，据说自己的工作是看瓜.一直到了十二岁，才在自己的不断要求下上了学。
和母亲一起上学的一个小伙伴我应该叫她"占姐"，当然是按乡亲辈来论的，她比母亲小四五岁的样子。母亲和占姐从小学就一样学习优秀，但占姐的志向要更远大一些，其实所谓志向远大也就是对自己的前途考虑的更多一些，而母亲则多少有些盲从。
按当时母亲小学毕业的成绩是可以上任丘一中的，但“占姐”要母亲和她一起考青塔中学，因为她的姑姑在青塔中学读书，母亲当时的考虑则是两个学校离家的距离是一样的，也就答应了。
初中的"占姐"因为颇有领导才能当选了班长，母亲则因为学习优秀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初中毕业时，老师是强烈要求母亲考任丘一中的，因为他们认为母亲是能上大学的料，“占姐”则考了一个师范学校。
母亲如愿考上了任丘的最高学府，在高中的学习生活中依然是盲从、默默无闻和学习优秀，尤其是数理化。母亲的优秀我是有感触的，我上高后有一次在地里和母亲干农活时，无意间说起了高中数学中一道颇难的公式，母亲当时竟然脱口而出，当时我真是有目瞪口呆的感觉了。
但母亲最终竟然没有参加高考，她是在高考前二个来月的时候被发现神经衰弱而被迫辍学的，有没有高中毕业证我也不知道，但那也许并不重要。
可能是她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1963年，她参加了乡里的招募，去参加了全国统一的“四清”工作队。她本来是要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的，可当时二舅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二舅说，一个女孩子，考大学不就是为了参加工作么，现在已经有工作了，还考什么大学啊?
“四清”工作是个阶段性工作，一两年的工作结束后，领导说以后有工作还是要优先考虑你们，回家等通知吧。于是母亲就真的天真的回家等通知了，可想而知她能等来什么通知。多年以后，她在城里给我看孩子的时候，邂逅了她当时的领导和老师，其时也已经是古稀老人了，说起那段往事，老人说，当时经常找的人还安排不过来呢，谁还能想着你在家等的?!
母亲后来就认识了爸爸，爸爸当时在部队，长的可以说是一表人才，文笔也不错，在《解放军日报》上发表过些小豆腐块，在部队是第一批入的党，也是准备第一批提干，但由于据说是他从小都没见过的且已经死了多年的叔叔当过国民党兵的原因，提干给耽误了，于是年轻气盛的爸爸一气之下是下定决心要复员了。他当时的想法是凭我这么优秀到哪找不到工作呢。
父母结婚后，母亲在村里教书，父亲在任丘印刷厂工作。那时的中国，刚刚文革，虽然爸爸离家也就不到二十公里，但每天下班不是学习就是开会，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可想而知对于新婚后来有了我们的年轻夫妻来说，日子一定不甜蜜，但也许很充实。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和爷爷、奶奶分的家，后来我看分家契约时，连各家分几双筷子几只碗都要写上，可见当时岁月之艰难。
分家不久，母亲的脚扭了。最困难的事是吃水的问题，我家离水井不算太远，家里又没有院墙，爸爸也不知道，我就把担杖钩在扁担上绕一圈再挂上桶去挑水，幸好当时我们村里的水井是不用自己从井里提的，但十来岁的身体挑着两半桶水还有些踉跄，就这样一路踉跄一路晃荡，到家也就所剩不多了。看我小小年纪挑水的样子，哪个母亲不会心疼呢?有时便陪着笑脸，央求过往担水的乡亲，但以母亲的性格，求人的滋味恐怕也是不好受的。
对于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还有一件事是很难的，那就是生产队里分玉米秸。掰完棒子后的玉米秸被砍下来后被分成差不多大小的堆，然后按照抓阄的先后顺序分配。如果抓的号靠后就会分到很晚，如果离大路很远就会很难把装玉米秸的小车推出玉米地，但农民的智慧是先分的一般要离大路远一些。我一般是负责抓阄的，开始是取我的作为一个小男孩的手气，但抓的多了也就真的掌握了一些规律，团的比较紧的纸团肯定是小号，团的比较松散的一般是大号，以后竟达到想要大号要大号，想要小号要小号的境界。小小的心灵当中也是希望给自己的母亲能够减轻一点劳苦。
但“不幸”的事总是时有发生。给我童年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那年的秋天，我家辛辛苦苦又凝结着我聪明才智分来的玉米秸丢了一大部分。对于那个年代来说，缺了大部分过冬的燃料，现实的问题是寒冷的冬天怎么过呢?
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年轻的母亲，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每天下班后背着大筐去地里打野草。秋后，收获完庄稼的地里光秃秃的，只有盐蓬和一些棵小的野草。盐蓬的植株要大一些，很快会打一筐，但时间长了会发现，盐蓬在阴天的时候返潮，不好烧。后来经过反复比较，我们发现一种我们老家叫“摸牛蛋”的野草很好，开白花，结那种像黄豆粒大小的果实，因为这种植物很臭，牲口是不吃的，所以地边沟畔会有很多，但做燃料很好，晒干后存放起来，阴天下雨时也一样好烧，解决了我家烧火做饭的大问题。一个年轻的母亲，每天背一筐散发着臭气的“摸牛蛋”回家，可能想起来就叫人脸红，于是母亲给它起名叫“臭流火”，以至于现在看到这种植物都会睹物思人，想起那一段难过的经历。
记忆中挨母亲打是那年的春节前，一个人放小火鞭时把袄袖子给烧着了，因为害怕还编了谎。那时能穿上棉袄是很不错的了，但居然在马上就要过年时把袄袖子给烧坏了，文弱的母亲生了气，记忆中第一次出手打了我。
母亲因为生了三弟的缘故，不能在村里的学校教书了，虽然母亲是学校里学历最高又教的最好的老师。母亲回到了生产队，但几乎没有干过农活的母亲参加队里的劳动是很吃力的。后来听说母亲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是准备参加的，但做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终究还是听了父亲的劝阻，把没能参加高考的遗憾留了下来。但母亲还是帮助村里的年轻人补习数理化，虽然他们中没有人考了大学，但据说是有一个学生后来当了兵，因为数理化成绩比较好，考上了军校，留在了石家庄。
可能是因为母亲对农活的不善劳作或是母亲的高学历，从学校下来时间不长，母亲就到了村里的卫生所当会计。那时村里实行的是合作医疗，村民们在村里看病可能是不花钱的，有大病需要转院的，由村里开出证明，然后再回村里报销，所以那时母亲这个半路“出家”的会计还是比较忙的。村里的卫生所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也就解体了，母亲的会计也就自然下岗了。后来母亲又担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忙完自己家的农活还得忙村里的事情。她当妇女主任正是全国上下计划生育搞的比较左的时候，但村里的妇女工作几乎没有发生过极端事件，当然工作也还说的过去。
当妇女主任的报酬是村里给她入了养老保险，据说是乡里、村里和自己各掏三分之一，等她55岁退休后每月可以领五块钱的退休金。
村里曾经流传的很有一段时间的一件事是，我们分家的那一年，是1976年吧，麦子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家分了1500多斤，母亲居然发愁麦子在哪能放，说是母亲为这事愁的都哭了。但我确实记得父亲在城里找来了师傅，给我们家打了两个“洋灰柜”，装粮食又防潮又不怕老鼠，村里人很是羡慕了一阵。很多年以后，母亲经常提起那年我说的一句话，娘，怎么咱们老吃白面啊?老吃白面我老爱吃。
我们所在的乡中学中考成绩是连年白点，因此学习好一点的学生就都流失了。当时母亲找了当时已经在青塔中学教书的“占姐”，我的三年初中生活是在母亲曾经就读过的青塔中学度过的，但回想起来，并未觉得得到过“占姐”的什么特殊优待。
那年中考前，我参加了任丘一中组织的学科竞赛，以全市第三名的身份获得了免试进入一中学习的机会。后来母亲听说我能考上中专或中师，居然不和她商量就上了高中，很是斥责了我。原因可能是她当年因为学习比别人要好一些而上了高中，最终因为没能参加高考而没有吃上商品粮。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参加工作后，母亲对我的第一句嘱咐就是，在金融部门工作，一定要经的住诱惑，不要把钱看的太重。
因为农行网点的战略调整，我到青塔营业所担任主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青塔营业所就撤掉了。弟弟去给我拾掇东西，有老乡逗他，说是人家青塔银行好几十年了，你哥才来了几天啊就给弄倒闭了。母亲听到这话后，很是担心了一阵子，后来看我在另一个分理处当主任当的有声有色才敢问我。在我给她解释的同时，也为母亲为儿子担心所承受的压力感到心痛。
我有了小儿子后，母亲来城里给我带孩子，还带着弟弟家的小女儿来上幼儿园。在儿子一岁半时，岳父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岳母在突然来临的打击下病倒了。各种常规检查都做了，检查不出问题，但就是精神恍惚，整天躺在床上需要人来伺候。当时我在沧州分行工作，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过周末，下岗的妻子刚找到一份工作，母亲就担负起带两个孩子，照顾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姐姐的重担。她为了宽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啊，别盼着让人伺候，能伺候别人才好，但每当周五我回家，问起母亲一周来的情况，有时母亲竟委屈的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面对此情此景，我犹豫再三，下定决心申请回到老家来工作，因为我觉得，还有什么能比多陪陪自己的母亲更重要的事呢?
20xx年的2月5日，阴历是腊月二十二，小儿子的生日，因为快过年的缘故，母亲已经回老家有几天了。我和妻子为了给小儿子过生日，买了生日蛋糕和一些菜回家去，一家人在弟弟家吃了一顿团圆饭。晚饭后，我们要回去了，想让父母一起去城里再住几天，母亲则执意不去，父亲说是和我们来城里洗个澡，父亲说，不去不去吧，反正我明天就回来了，也就没有再坚持，谁知这竟是永决。
第二天的下午，回到家的父亲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母亲已经中煤气身亡多时了。
后来据乡亲们说，当天母亲在别人家玩麻将到了很晚，那天她出奇的顺，所以打到了很晚。一个人回到家，外屋的炉火已经长时间没人管快灭了，可能之前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煤气，里屋的门是敞开的，所以里屋也已经充满了煤气。母亲一个人回到家后，匆匆就睡了，后来觉得难受，从床上滚落了下来，但门是往里开的，她已经把门堵上了，没人管的母亲就这样撒手人寰了。
母亲去世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按照老家的风俗，明年再过春节时就可以贴红色的春联了。在母亲去世的这两年多的岁月里，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也总想写一些纪念的文字，执此儿子生日、母亲受难日之际，写下这些文字，聊以纪念吧。
纪念母亲文章：纪念母亲
20xx年3月3日下午五时半左右，妈妈坐在自家桌边看书，突然倒地，就永远地闭上她那双闪烁着特有光芒的眼睛，没有任何前兆，连现代发达而高明的医术都没来得及为母亲抢救，她就匆匆而安祥地走了，这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太让人伤心了，当我接到这个噩耗的那一刻，悲痛不已，潸然泪流，泪如雨下……
这桩悲伤的往事，一幌就三个月了，值满三月之际，我忧伤的拿出妈妈的遗像，面对她慈祥的照片，我哭肿了眼睛，哭干了泪水，也哭麻了心……为了三月祭，我提笔写了如下哭文：
妈妈啊妈妈：您 一转身的距离，便成了永远，从此不知所踪……您去了哪里了?难道天国府就有那么好?您您诀绝而去，我们找您不回来了!从此，我们将永远失去了妈妈，失去了母亲了!
妈妈啊妈妈：您 突然奔走，不留片言只语给亲人，您怎么是这般的“狠心”呢?您 要知道：您抛下了丈夫和儿女孙辈，不顾不管地，自顾自在地走了!可爸爸失去了一位苦乐相伴的老夫人。儿女失去了一位贤达圣明的奶奶……
妈妈啊妈妈：您怎么舍得辞别您生活近70年的滚滚红尘?怎么舍得离开您曾经热恋过的城市与乡村?怎么舍得告别您关照过的亲人和朋友?
妈妈啊妈妈：您 走得太匆忙，太急促，太快了，现代高科技的设备，精湛的医术，都还没来得及为您诊断与服务，没耗一分医疗费，您就毅然地走了。您难道没有遗憾吗?特别是您没待在病床上，让我们在您身边前后左右侍候，连我们尽孝的机会都不给，也没让我们看您生前最后一眼……您不心安，我们更伤心!
妈妈啊妈妈：您走得太早了呀!您今年才70岁，70岁是安享晚年的大好时光啊!您怎么舍得放弃呢?
妈妈啊妈妈：您在教育战线上打拚30多年，桃李满天下，怎不欣看自己辛勤培育出来的成果呢?况且您荣离故里，党的关怀，一月还有不薄的退休金，才拿十多年，怎么就不安享了呢?
妈妈啊妈妈：您走得太急促了，没给我们嘱咐，教导和遗言，我相信，您一定走得很遗憾!很无奈!我们也很心痛呀!我们多想聆听您声音啊!
妈妈啊妈妈：面对您的遗像和遗物，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我们就不禁落泪!回味着往日的温暖，思想着没有您的伤痛，没有您的屋是空荡荡的，纵使人群满屋，缺少您，也总会让人觉得缺少那么一些温馨的快乐!
妈妈啊妈妈：每当我看到年迈的父亲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您!想起您的母恩母爱，您的恩德，万古长存!流芳百世!您的功劳，写满大地与蓝天!
妈妈啊妈妈：您远在天堂，我们身处现实生活中，生死的别离，相距太遥远了，阴阳两界不相通，从此，您听不到儿女们对您节日里的问候和生日里的祝福了，我们也永远听不到您的节日和生日的问候和祝福了!
妈妈啊妈妈：今年50年一遇的大雪灾，您都坚强在熬过来了，可为何在明媚而温暖的初春之际却挺不住了呢?您打电话口口声声邀我来郴州看您，可我却怕寒冷，怕路滑，怕意外，竟然拒绝了您的请求，我想等暑假过来看您，可您突然的走了……现在思来，我是多么难过，多么的愧疚啊!
妈妈啊妈妈：我哭干了眼，我流完了所有的泪，这才意识到：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也永远失去了您————妈妈!再重的叹息也表达不了我们的哀婉，再多的泪水也表达不了我们的悲伤!
妈妈啊妈妈：由于您 走得太快，我们没尽上孝道貌岸然，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履行孝敬之心，我们特将您的遗体停放三日，白天黑夜为您闹堂，想必您是欢喜的，因为，您生前挺喜欢热闹。
妈妈啊妈妈：我们遵照了您的意愿，将您实行土葬，我们也认为火化太残酷了，您的丧礼，热闹而隆重，挽联花圈如海，吊孝的人各条战线都有，后事办得风光而园满，这一切您也该含笑九泉!
妈妈啊妈妈：您 虽然已到了天国，可您的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妈妈啊妈妈：您既是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又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您的同事，您的学生，您的儿女，您的亲人，您的朋友将永远怀念您!
妈妈啊妈妈：没有了您的存在，温馨的幸福就残缺了，就象白天没有阳光，夜里没有月亮!深邃的苍穹有我对您的怀念，您从来没有走出我的生命，您是我梦中春天!
妈妈啊妈妈：您去仙界已三个月整了，在天国里，您过得好吗?您的长儿满怀追忆，一腔愁绪，半生缅怀，隔世思念!现让我用眼泪来祭奠您：一沓钱，二柱香，三杯酒，四杯土，……让我把思念的泪水尽情飞洒吧!伴随着您的英魂漫天轻舞!
纪念母亲文章：纪念母亲
与给毛主席当了20xx年秘书的爸爸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相比，妈妈董边没有显耀的名气和可宣扬的业绩。她只是千万个从延安出来的女干部中的一员，普普通通，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奉献，以至默默地忍受着苦难和对她的不公。直到她走完了82年的生命历程，身盖党旗，又默默地躺在鲜花丛中时，作为女儿，我们才从那层层叠叠排放的花圈和为她送行的泪眼中，看到了她平凡一生中的不平凡。
封建家庭的叛逆儿
1920xx年秋，山西忻县泡池村一个只有30亩地的小地主家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盼儿心切的父亲看到又是一个女孩时，气得欲将刚生的婴儿溺死。接生婆一把抢过孩子，怜惜地说：“这也是一条命呀!”就这样，这个小名“三毛”的女婴活了下来。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一出生，就被视为家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在妈妈之后，她的母亲再没有生孩子，这更成了家里人往妈妈身上撒气的理由，说她命太硬。妈妈不知道什么叫父母疼爱。穿衣穿最破烂的，吃饭从来坐在炕角里。妈妈稍大就下地劳动，拾柴捡粪什么都干，歧视和谩骂伴随着她的童年，她像石缝里钻出的小草，顽强地长大。
妈妈读完初小，重男轻女的父亲就不让她再读书了，性格倔强的妈妈抱定了读书学本事的志向，一定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养活自己，养活同样受封建思想歧视和压迫的母亲。小小年纪的妈妈居然以绝食的方法抗争，向父亲喊出“我要读书”的呼喊。三天以后，父亲妥协了，妈妈终于赢得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就这样，妈妈在忻县读完高小和初中。初中毕业后，只身闯到太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太原女中。她憧憬着读完高中，到北京去，考北京大学……
人生路口的抉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给20岁的妈妈带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折，
因战事，太原女中要转到祁县去办，妈妈不顾家人劝阻，冒着一路敌机轰炸，一人辗转到了祁县，却没有等来多少同学。
很快，学校就地解散了。何去何从，摆在每个青年学生的面前;国民党的部队打着抗日的旗子，在招兵买马;阎锡山办的一所民族大学，也在招收流亡学生;但是，妈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
她的这一选择直接得益于高中两年所受的进步思想影响。沈兹九的《妇女生活》杂志妈妈每期必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妈妈眼界大开。一二·九运动，妈妈参加了太原的游行;她在班里的黑板上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大字，表露了一个女性的爱国之心。
妈妈是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的，同行的还有太原女中的两位同学。脱下布旗袍，穿上灰军装，姐妹们互相看看，当女兵了，真神气，真激动啊!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同志是女学兵队的队长，李伯钊大姐成了妈妈走上革命道路后的第一位引路人。
三个月学兵队的训练结束，队伍准备拉到前方打仗。还没走到目的地，国民党军溃退，日寇大军压境，李伯钊队长果断决定转道过黄河，而后奔赴延安。
从1938年到1945年，妈妈在延安整整生活了八年。晚年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常常跟我们讲延安的八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八年。她说：“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人生要有奋斗目标，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饱满。”妈妈从陕公、党校到女大、马列学院，以后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每天都生活在进步、积极向上的气氛中，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每一个人。那真是妈妈终生难忘的一段时光。
女大是妈妈在延安学习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39年参加筹办女大，到1941年女大和延安大学合并，共呆了两年多时间。
在女大，妈妈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曾被评为学习模范。女大的学习生活给妈妈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我们聊天谈笑时常常提起一些有趣的话题。女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十分活跃，挖窑盖房，种粮种菜。衣服都是自己做，女同学穿的是套头列宁装，既别致又漂亮。住的窑洞是洞套洞，洞里三面墙都挖进去，成为三个“床”，使住室显得又宽敞又整齐。那时几乎顿顿吃小米饭，大柴锅做小米饭，每次都可以起出一大块锅巴，大家抢着吃，脆脆的，大家叫它“列宁饼干”。女大的三八节过得最热闹，500人一起跳大型舞蹈。1940年的三八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都来了，和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高兴极了。
妈妈是个要强的女性，学习劳动样样带头，女大两年一直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女大解散时，校方推荐她和夏鸣、文菲、叶群等七八个人去考马列学院(那时已改名中央研究院)。妈妈在研究院学习了三个月，便被抽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在政治组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毛泽东，副主任是陈伯达，政治组组长是邓力群。妈妈是政治组唯一的女同志。
“一线风筝比翼飞”
妈妈在政研室工作，与同在政治组的爸爸田家英相识了。那时正值延安整风。爸爸在检查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时，陷入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中，躲在窑洞里，饭也不吃。作为支部委员的妈妈，给他端去热饭，与他促膝谈心，了解了爸爸。
爸爸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城市贫民的家中。3岁那年，经营小药店的父亲就去世了，9岁又死了母亲，他成为孤儿，靠继承了药店的兄嫂抚养。然而嫂嫂心地狭隘，不愿花钱供他上学，13岁的爸爸只好在药店当学徒，饱受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但爸爸不甘屈服命运的摆布，发奋自学。一年后，他靠卖文为生，自己养活自己，重新考取了学业最好的成都县立中学。在校期间，爸爸接触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七七事变后，他和赵石英、黄怀清等青年同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共同的苦难经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爸爸和妈妈紧紧地连在一起。1942年“双十二”纪念日那天，他们结婚了。
婚后，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学习上相互促进。每天早上天麻麻亮，他们就带上报纸和地图，到山上读报。逐日逐周分析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研究国内抗日形势动态。爸爸是研究室年龄最轻，但发表文章最多的同志。他在文章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的独裁、分裂、倒退政策，给以无情的抨击。而爸爸写文章用的许多资料卡片，都是妈妈帮他摘编的。那段记忆，在妈妈心中永远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1990年，妈妈怀念爸爸时曾作过一首小诗，诗中写道：“桃林散步谈心事，延河洗衣细语归。清晨山头读书报，整风学习苦苦思。自传总结相互传，思想入党互相帮。约法三章结伴侣，一线风筝比翼飞。”这首诗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相识相爱的经历。
1944年秋，妈妈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初做母亲的妈妈此时想到的是抗战还没有胜利，工作岗位需要她。她连一次奶也没有给孩子喂，就毅然忍痛将孩子送给枣园村的妇救会长。爸爸尊重妈妈的意见，信守婚前讲好的“家庭中的大事由女方作主”的约定。他在张闻天陪同下，去看了孩子，之后，只对妈妈说了一句话：“孩子长得像我。”为了革命事业，他们默默地承受了个人的牺牲。多少年后，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妈妈：“您想不想那个孩子?后悔不后悔?”妈妈总是说：“不想，不后悔。想也没用。战争条件下不允许我们带孩子，否则就别想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妈妈被批准到敌后工作。出发那天，爸爸给妈妈带上亲手做的牛肉干，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过十几里外的桥儿沟。妈妈被派往冀东地区做土改工作，她担任了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冀东区妇委委员，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离别三年，战火如荼，书信难通。直到1948年，爸爸已随党中央到了西柏坡，才收到妈妈的一封辗转来信。他不顾正在给党校的学生上课，一边口喊“下课!下课!”一边泪流满面地拆读妈妈的信。随后，爸爸托来西柏坡开土地工作会的冀东干部给妈妈带去几本书和一首诗。可惜诗稿在“文革”中遗失了，妈妈只记得其中有“一线风筝比翼飞，盼望胜利早日来”的词句。
1948年底，妈妈从冀东回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爸爸团聚。组织上安排她到党校学习。当时正值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妈妈实在坐不下来学习，很想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主持中央妇委工作的邓大姐听说后，把妈妈约到自己的办公地。邓大姐和蔼地说：“你想做基层工作，愿意做个妇女干部吗?你知道，中国的妇女姐妹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为妇女谋解放是妇女干部神圣的使命。”大姐的话使妈妈感到内心一股激情在涌动，从小饱受的封建压迫，妈妈怎能忘记呢?邓大姐就像看到了妈妈的内心世界，接着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女干部，你就到中央妇委来吧。”从此，妈妈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一干就是50个春秋。
1949年7月20日，《新中国妇女》杂志在北平诞生了，这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唯一的全国性妇女刊物。妈妈从创刊起干到1966年，从杂志到担任副社长、社长。她把自己的全部智慧才华，奉献给了妇女宣传战线。
小的时候，妈妈在我们眼里，总是工作，工作。还常常外出采访啊，调查啊，时间很长很长。作为母亲，她很少带我们去公园、商店。倒是性情活泼的爸爸，工作之余总爱带我们沿故宫筒子河散步，逛旧书店。妈妈的敬业进取精神赢得了爸爸的尊重，他时常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妈妈是咱家的‘女皇’，大家都要听她的。”话语里透着他对妈妈的敬重和理解。
她牢记邓大姐的教诲：“要想做好妇女工作，首先要热爱妇女姐妹。”妈妈在主持《中国妇女》杂志的十几年中，坚持以为妇女服务为准绳，想广大妇女所想。急广大妇女之所急。
60年代，党内存在的说假话、说套话的不良风气，也影响到妇女杂志的文章，读者不爱读。妈妈组织全社同志进行讨论，解放思想，打破框框，针对妇女群众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工作之间的关系，在刊物上展开了“女人活着为什么”的大讨论，吸引了广大读者。刊物内容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发行量从40万份直线升到90万份，《中国妇女》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四大刊物之一。
尽管“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后来被陈伯达说成是“离开了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错误现象”，尽管办刊的全部辛劳与功绩在“文革”中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下的罪孽”，但在妈妈心中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热爱妇女事业、为广大妇女服务的初衷。1998年妈妈去世前两个月，在医院她还为迎接《中国妇女》创刊60周年题写了“了解妇女的思想，做妇女的知心朋友;提高妇女素质，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的题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而来。5月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异是天塌地陷的一天。我们的爸爸田家英不堪忍受江青、陈伯达之流的迫害，在这一天含冤弃世了。
下午，中央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爸爸的住处，突然向爸爸宣布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立即搬出中南海。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爸爸清点文件，直到午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盛气凌人地要爸爸到西楼去签字。爸爸摔掉电话筒，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这一夜，爸爸彻夜未眠，他给妈妈留下最后的话：“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
由于爸爸是“文革”中最早定性的“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受到株连，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妈妈被推上批斗台，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过来，黑白完全颠倒了，根本容不得她分辩。
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点了妈妈的名。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万人批斗大会上挨批。接着便是劳改和体罚，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对妈妈凌辱和谩骂。一次，在寒冷的冬天，机关专案组组长看见妈妈正在用铁筒往三楼办公室提煤，突然对她大吼：“劳改还戴什么手套?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摘掉!”一边骂，一边夺过妈妈的手套丢进垃圾箱。冰冷的铁提把在妈妈的手上勒出深深的印痕，可妈妈一声不吭，咬紧牙关。
“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着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
然而，妈妈把一切波澜都压在心底，“文革”中，她从来没有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反而悄然地尽其所能地呵护着我们。她把挨斗时挂的大牌子藏在褥子最底下，生怕我们看到受刺激。吃饭时，她一天三顿吃窝头，却把那个年代有限的白面留给我们。
1968年，我们姐妹先后下放农村。沉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磨练，使我们从“革命”的狂热中渐渐冷静下来。1972年的春节，与妈妈分别三年的我们带着对母亲的思念和在那个年代总也去不掉的惶惑，来到河北干校。车到衡水，我们一下子就望见站台上有个身着干校特有的灰棉背心、头戴蓝格头巾的老人，她那苍老黑瘦的脸告诉我们，她就是饱经苦难的妈妈。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着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
多少年后，我们才理解了“文革”中的妈妈，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灵上承受了双重于男同志的沉重压力。“文革”后，妈妈和我们讲述往事时说过：“‘文革’中有时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但我从未想到过死。你们已经没有父亲了，我不能让你们再没有妈妈。何况你们的爸爸留下了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日暮赶路不停留”
1983年，妈妈率先响应落实党的干部退休制度，从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离休后的妈妈虽然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但她因多年严重的哮喘病和“文革”中劳改体罚造成的腰骨损伤，不能过多地参加政界的各种活动，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
妈妈生活非常规律，早起晨练，习字泼墨，看书写东西，按时收听广播……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她身患多种疾病，但始终没有雇人照顾，坚持自己做饭洗衣。她说，干点家务是一种体力锻炼。
妈妈曾长期做妇女工作，进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特有的经历和条件，使她和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妇女界的老大姐都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尤其和帅孟奇大姐、康克清大姐关系亲密，感情融洽。大姐们献身于民族和妇女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感染、激励和陶冶着妈妈的心灵。将老大姐们的生平思想留下来，使她们的精神风范永远成为妇女干部和青年一代学习的楷模，成了妈妈晚年的心愿。
在妈妈离休后的20xx年间，她与原全国妇联副主席罗琼等同志协作，出版了《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邓颖超革命活动70年大事记》、《我们的好大姐蔡畅》、《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等书;审阅修改了《邓颖超传》、《党的好女儿章蕴》、《中国妇运史》等书。丰硕的果实，成为她晚年对中国妇女运动极有价值的新贡献。
为爸爸编书写传，也是妈妈晚年的一大心愿。爸爸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工作了20xx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和恶势力做斗争，他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妈妈的主持下出版了《田家英文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这些书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也使妈妈感到极大的慰藉。
1988年元旦，离休5年的妈妈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已是离休未敢休，日暮赶路不停留。愿将精神留后代，代代相传永不丢。”诗言志，这正是妈妈晚年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奔向大海
妈妈一生淡泊名利，到了晚年更是生死超然。
1992年7月12日，邓颖超大姐去世后，报上公布了大姐的遗嘱“五不要”。妈妈感慨地说：“邓大姐身后都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像我这样的普通干部就更是什么都不要了。”在这天的日记里她写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将来连悼词也不用写，我什么都不要。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只有为党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其他别无所求。”
1998年12月15日妈妈与世长辞。妈妈对于身后事，生前唯有一个心愿，是把骨灰洒到广西大地，融入江河，流向大海。妈妈曾多次到广西考察、养病，同那里的妇女姐妹结下深深的友情。妈妈曾对我们讲过：“那条美丽的邕江通向蔚蓝的大海。我害了一辈子哮喘病，每年冬季来到海边，我感到心胸舒畅。我喜爱大海，也喜爱广西的姐妹们，我愿将来永远和大海在一起，和广西的妇女姐妹们在一起。”
1998年12月26日，我们手捧着妈妈的骨灰，最后一次伴妈妈南行，来到美丽的邕江。“星岛”号旅游船——这艘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乘过的游艇，载着我们向清秀山驶去。广西的同志都说：“有缘啊!当年毛主席坐的船，肯定你们的爸爸也在船上。他们来接大姐了!”是啊，天上人间，爸爸已等了妈妈32年，他们有多少话要倾心述说。
天蒙蒙，水天一色;船缓缓，别情依依。妈妈去了，她奔向了大海。大海的涛声仿佛永远在歌唱，赞美着妈妈奋斗不息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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