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间对于羌族起义的态度怎么变化的
1. 对于东汉桓、灵间的羌族起义，主要见于《后汉书》的《西羌传》和《孝桓帝纪》，在人物传中也有不少记载，但多与《西羌传》、《孝桓帝纪》所记重复，故不录。
以下据《西羌传》：
（1）桓帝建和（148）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2）延熹二年（159），访卒，以中郎将段熲代为校尉。时烧当八种寇陇右，熲击大破之。四年（161），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五年（162），沈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乌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各还降附。
（3）永康元年（167），东羌岸尾等协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烧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熲复破灭之，余悉降散。
（4）中平元年（184），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
以下据《孝桓帝纪》，去除与《西羌传》重复的内容：
（1）（延熹三年，160）闰月，烧何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段熲迫击于积石，大破之。······（冬十一月）勒姐羌围允街，段熲击破之。
（2）（延熹四年,161）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先零沈氐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
（3）（延熹五年，162）三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七月）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十一月）滇那羌寇武威、张掖、酒泉。
（4）永康元年（167）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辅，中郎将张奂破平之。当煎羌寇武威，护羌校尉段熲迫击于鸞鸟。西羌悉平。·····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破之。
从以上记载可知，在桓帝建和二年到灵帝中平元年（148-184）的三十六年间，羌族总共有大小起义十次，平均不到四年就起义一次。而羌族第三次大起义正是发生在桓帝延熹二年以后，此后，直到延熹五年起义才有所减少。
2.对于此次羌族起义，东汉政府选用的将官主要为段熲、皇甫规和张奂，而这三人对此次起义的应对有两种意见，即皇甫规、张奂的镇压与招降并用意见和段熲的“加诛”意见。
早在顺帝永和六年（141年）西羌大寇三辅，征西将军马贤为羌所没，皇甫规就上疏顺帝“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原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但那时皇甫规虽然已展现军事才华，但并没有为顺帝所用。直到延熹四年（161），也就是羌族第三次大起义期间，先零羌寇钞关中，护羌校尉段熲坐征后又“覆没营塢”，皇甫规又上疏桓帝“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可见在理论上皇甫规一直主张和平政策。而在实践中，皇甫规对于羌族起义镇压与招降并用。“至冬（延熹四年），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羌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张奂对于羌族起义的政策与皇甫规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与皇甫规、张奂不同，段熲对于此次羌族起义采取“加诛”的高压政策。史书记载，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159）迁为护羌校尉，至桓帝延熹八年（165）“凡破西羌，斩首两万三千级，获牲口数万人。”段熲也因此被封为都乡侯。其后，永康元年（167）烧当诸羌复反，段熲又“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西羌平后，段熲接着镇压东羌，自灵帝建宁元年（168）年至建宁二年（169），用两年的时间平息了东羌，“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段熲前后共斩杀羌人六万四千余，足见其镇压羌族起义的决心。
3.对于不同的对羌政策，皇甫规和段熲有各自的理由。延熹五年（162），皇甫规为辩驳宦官诬其以货贿赂羌人而上疏桓帝：“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缘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戎羌诸种，大小稽首，辄移书营郡，以访诛纳，所省之费，一亿以上······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分析这段材料，可以认为皇甫规采取招降羌族政策的理由有三，一、省军费；二、省兵力；三、争取和平。羌族起义给东汉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对于这一点，再无需多言。而对上文所说“覆军有五”，据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认为为“谓邓骘败于冀西，任尚败于平襄，司马钧败于丁奚城，马贤败于射姑山，赵冲败于鸇阴河。”再查阅《后汉书》之《西羌传》，“（安帝永初元年，107）冬，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副，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明年春，诸郡兵未至，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其冬，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顺帝永建）六年（131）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而冲帝建康元年（144），护羌校尉赵冲有在鸇阴河“遇羌伏兵，与战殁”。以上几次是较大的失败，小败更是屡见于史书。可以说这几次大败造成了东汉政府兵力不支，除此之外，连损大将，也造成东汉人才匮乏。而此时，东北的鲜卑民族也正在频繁寇边，东汉政府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皇甫规对羌政策固然有其“良将兵家”的理想，但最重要的还是出于东汉政府当时国力的考虑。
如果说皇甫规的对羌政策与东北民族的关系不甚明了，段熲的对羌政策则明确地指向东北。永康元年（167），东羌寇扰三辅，皇甫规、张奂实行招降政策，桓帝问计于段熲，段熲上言“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如不加诛，转就滋大······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今不暂疲人，则永无宁期。”可见段熲对羌族起义采取高压政策是想要一劳永逸第解决“羌祸”，同时起到威慑匈奴的作用。但此时东汉政府在东北的强敌不是匈奴，而是鲜卑，段熲似乎认错了对手，实际上，段熲所说匈奴还应包括鲜卑。段熲早在任职辽东属国都尉时，就和鲜卑有所接触，“迁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熲即率所领驰赴之。”因此，段熲对鲜卑应当有所认识，从其积极“驰赴之”的态度来看，其对鲜卑的行动也是警觉的。
总之，不管皇甫规还是段熲，他们的对羌政策都是为东汉的长治久安着想，只是走的路子不同而已，而他们的政策也都着眼于当时东汉边地西有群羌，东北有匈奴、乌桓、鲜卑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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