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葡萄牙军一次意外作战，使得此家族由此崛起！
他本是广东番禺人，早年在顺德县陈村经营粮油店，后赴广州开设汇隆银号，任司理。由于日军侵占广州，1938年他赴香港经商，1941年赴澳门，任大丰银号司理，随后，生意越做越大，先后担任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澳门镜湖医院值理、副主席、主席。1947年，他在马万祺的推荐下，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副理事长。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他与马万祺等人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了庆祝会议，还升起了新中国国旗。
但是，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何贤尽管是商界领袖，但并不为葡澳政府所认可，地位低下；与此同时，他与大陆和中共方面也无深交。1952年7月，拱北海关的关闸事件几乎酿成中葡大战，爱国爱澳的何贤与马万祺等人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进行斡旋，终于获得成功。由此，何贤获得葡澳政府的重视，并成为中共在澳门信赖的爱国人士。
这次鲜为人知的关闸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何贤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与香港、澳门毗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们建交。从内地去澳门，要经过拱北海关。拱北海关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人称“关闸”。
这座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高和宽均一丈余，像内地许多古城楼一样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石碑。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立有围杆。这个关闸是当时明朝政府为限制侵占澳门的葡萄牙人继续向北扩张而修建的，每月只开放六次，以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平时用六张封条封着，不准通行。在关闸两头，中澳双方都设有炮楼和岗哨，各有四五个哨兵。这边是澳门的军队，那边是驻扎在广东的解放军。双方哨位只隔几十米。
1952年7月初，解放军部队换了防。关闸站岗的哨兵中有不少战士是北方人，从没见过外国人，感到很新奇。一天，对面一位黑人葡兵突然内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一没见过黑人，更没见过黑人如此解小便，见状忍不住哈哈大笑。
谁知这位黑人大兵一见解放军战士大笑，以为是有意取笑他，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稀里哇啦地指着对面的解放军哨兵骂起来。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解放军哨兵战士从对方的表情和样子看出了愤怒和不友好，也黑起脸，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黑人哨兵见解放军对自己也指指点点，恼羞成怒，“啪”的一下就扣动扳机。两名解放军士兵立即进行还击，并且还扔过去了一个手榴弹。随即，双方立即向上级报告，称受到对方突然袭击，要求增援。
双方马上出动部队，并还拉来了野战炮和重机枪。战斗打响后，这些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损失惨重。
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立即封锁了边界，关闭拱北海关。
澳门地方不大，平时靠从广东运进粮油副食，不能自给，闭关后，澳门的粮食、水和菜等生活必需物资很快出现短缺，物价飞涨，持续下去就会变成“死城”。澳门居民惊恐万分。接着，谣言满天飞，有传言说中共调来了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马上就要解放澳门；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进行长期围困，使得葡澳政府不战而降。的确，澳门何去何从成了世人关注的大问题。
葡萄牙驻澳总督，叫史伯泰。他事感严重，立即叫来总督府经济局局长罗保，叫他与中共华南局有着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进行联系斡旋。但是，对方回复：“公司负责人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这样，总督府唯一与大陆联系的通道走不通。
史伯泰只好另走僻径，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联系，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尽管已经是深夜，事不宜迟，罗保立即驱车来到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府上，把史伯泰的意思转告马万祺，并且说：“政府希望你马上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
马万祺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关闸发生冲突，他也很着急。现在史伯泰来找他，他二话没说，马上打电话给广州中共华南分局，找到统战部长饶彰风，转告澳门总督的求和消息。
（马万祺）
关闸爆发冲突后，作为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负责主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史伯泰等人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联系时，叶剑英等人一面报告党中央，一面下令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
广州梅花村30号华南分局会议室彻夜通明，党政军负责人汇聚一起，商讨对策。开始时，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再闹下去就出兵解放澳门；也有的人主张马上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实行经济制裁，逼迫葡澳政府就范。叶剑英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次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要惩治它们，很有道理啊！”
突然，他话头一转：“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与那些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还是有区别。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澳门的居民，大多数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所以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呢？”有人问。
叶剑英继续说道：“我看，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突然，机要室说有电话要找统战部长饶彰风。饶彰风起身接完电话后，走进会议室，在叶剑英耳边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然后对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和平解决事件。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
经过商讨，会议最后决定，派中共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的民间代表进行谈判。为此，大家商议提出三条谈判条件：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赔偿损失。于是，统战部长饶彰风将这些决定通知了黄施民、曹若茗。
当晚，黄曹搭乘花尾渡来到中山石岐。
第二天，他们由石岐乘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住在海关大楼上。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已早一天赶回了澳门，获知黄施民和曹若茗到了这里后，也驱车来到拱北，与他们会面。
三人经协商后，由柯正平通知罗保派人来进行谈判，要求派民间人士前来。
（何贤）
罗保得讯后，认为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外，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因为，何贤号称“澳门王”，平时乐于做一些社会的事情。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关闸发生的事件，他已知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过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于是，他问保罗说：“现在政府一方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罗保告诉他澳督史伯泰的意见，然后说：“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忍不住大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你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道此事难以如此搪塞过去，对何贤说：“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了，不是吗？”
何贤也心装澳门人，罗保一劝说，就不计较，便答应去试试。可他又加上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做不了啊！”
进入海关大楼后，他们与黄施民和曹若茗见面，便开始谈判。
但是，何贤和马万祺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何贤转达葡澳方面的意见后，便立即被黄施民等人顶回来了。会谈没有深入进行下去。
何贤回到家中，已是晚上8点多钟。他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最后，他告诉罗保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帐，何况你们葡国人？”
保罗知道此事拖延不得，央求何贤说：“麻烦你多跑跑呀！”
何贤回答说：“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腿也没用的。”
可是，史伯泰还是只答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条，其余两条不答应。随后，罗保把史伯泰的意思转告给何贤。何贤说：“我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份上，才答应再去。你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这样才好解决问题。”
罗保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何贤说：“我和马万祺去见史伯泰先生吧。”
何贤和马万祺驱车来到澳督府。何贤首先转述了中方的意见，劝史伯泰说：“其实，中方已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死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出兵过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是真搞僵，走到这一步，人家再提什么要求，你们也都只得答应，那时更无面子！一人让一步，双方有个坦诚态度，你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是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
史伯泰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一大早，罗保就打电话来了给何贤，说澳督史伯泰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于是，何贤、马万祺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多年后，何贤回忆这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内地做传达，不多不少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这次一去，谈判终于成功。随后，澳门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了道歉书。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得到了解决。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着很高的威望，但不为官方认可他这个“澳门王”；经过关闸事件，他在官方终于有了重要的一席地位。以后，他与澳门政府打交道，大受重视。
而大陆方面由于这一事件中和何贤的接触，也对他印象很好，认为此人爱国爱澳，是难得的人才。何贤由此也获得了中共方面的重视，成为澳门爱国人士的代表。1954年，何贤当选为新中国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6年，何贤夫妇应邀到北京进行参观。在随后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亲自接见，并与之进行交谈。随后，何贤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连任四届，直到去世。就这样，作为澳门爱国人士的代表，何贤成为中共方面与葡澳政府之间的联系人和中间人。
1956年，澳门缺水，澳门当局派何贤到广东中山县协商，在中山县前山镇引竹园水库的水供应居民，得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同意。1958年，澳门想与中山县合建银坑水库，也由何贤出面促成此事，结果，澳门的用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何贤不仅维护祖国统一，而且利用自己 特殊身份，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仅1958年至1959年的两年中，他给番禺县送回了汽车、拖拉机、拖船、刨床、药品、菜籽等价值400万元的物资。即使是在“文革”中，他多次带头组团参加广交会。
1978年，大陆宣布进行改革开放，何贤首先带头回乡投资，参加广东的各项建设。他拉着商界大佬何添、霍英东等人，共同投资兴建了番禺宾馆和大石大桥、洛溪大桥等大工程。这些大工程，为广东成为改革开放先行区贡献巨大。
但是，何贤没有等到大桥竣工，1983年12月6日，由于患了肺癌，就在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5岁。12月9日，港澳各界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名流与百姓云集，灵堂内外摆满花圈。众多的花圈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它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个浓墨淋漓的大字：“服”。
何贤去世后，他的第五子28岁的何厚铧接过父亲肩上的担子。他继续父亲未尽的事业，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各方面的满意。1988年， 何厚铧当选澳门立法会副主席。之后，他积极参与澳门回归祖国的工作， 1999年，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之后，他又连任一届，领导澳门特区10年，成就举世瞩目。2010年3月，何厚铧当选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13年3月，再次当选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何氏父子谱写了一个家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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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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