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败将，读毛著越学越开窍；他抽烟毛点火，他问一问题让毛一怔
郑洞国将军出身黄埔一期，曾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在抗战中声名显赫，曾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在内战中却成为败军之将。1948年10月，正值盛年的郑洞国在东北名城长春被迫放下武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国大业”也很快土崩瓦解。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他自己也不清楚。几十年之后，郑洞国将军的孙子郑建邦说：“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但是，郑洞国“跟着共产党”，并不是那么轻松，而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毛泽东等人为他花尽了心血。
1948年，郑洞国为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率部困守长春。此时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蒋介石密令郑洞国突围，严词告诫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可对郑洞国来说，突围谈何容易!城内军粮殆尽，近郊飞机场已被解放军占有，长春周围全是解放军的雄兵猛将。郑洞国说：“我们插翅难逃呀!……危在旦夕矣。”
他的部属们也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连郑洞国亲自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都开不起来。新7军军长李鸿称病不出席。60军军长曾泽生虽然到会，神态却异乎寻常，听郑洞国说了几句话，就借故匆匆辞去。郑洞国立即预感凶多吉少了。
果然，当晚有人多次密报他说：“60军决定今晚起义！”旋即，他接到曾泽生电话。郑洞国正想借机劝他心回意转，谁知不等他开口，对方就在电话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人和你讲话。”
接着，一位自称是解放军代表的人通过电话对郑洞国说：“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你方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考虑，莫再作不必要的牺牲!”
郑洞国心里一惊：瞧，解放军代表已成了60军的座上客了！但他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当即答道：“我既已失败，只有战死，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殊不知，这样反使得郑洞国在军中越来越孤立。第二天一早，新7军参谋长来见郑洞国说：“新7军也决定放下武器。劝司令和我们一道行动。”
郑洞国仍不醒悟，严词拒绝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
此刻，郑洞国明知人民拥护共产党，解放军打仗有办法，许多方面优于国民党，心中佩服他们，可囿于正统观念，硬是不愿和共产党和谈，并且认为共产党不会容他，于是誓与孤城共存亡。
这时，老上司杜聿明从南京急电告郑洞国说，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他脱险，问郑洞国有无降落地点。郑洞国回电说：“来不及了。”同时电告蒋介石：“来生再见。”他顽固地还要宁可战死，决不投降了。
但是，郑洞国已经顽而不固了。
当晚，他的兵团司令部附近枪声骤起，异常激烈。郑洞国以为巷战逼近，急忙到门外观望并问左右军情。哪知转眼之间，解放军神兵天降，竟到了他的司令部内。他再看身边，副参谋长和卫兵等人团团围着自己，似乎用眼神示意：“大势去矣，放下武器吧！”
事后他才知道，由于共产党军威和政策的感召，他手下一些高级幕僚和卫兵早已悄悄迎来解放军的代表及战士议和起义，并且商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郑洞国与他们共同走向光明。这样，避免弃郑洞国于不顾、又不叫他过于难堪的局面，巧妙地从死亡战上把郑洞国救了出来。后来郑洞国感叹地说：“每忆及此事，我不能不感激解放军和我部属及卫兵们的安排。”
郑洞国虽然放下了武器，思想仍然很顽固，心绪极为不佳。尤其是率部退出长春之时，他既惭愧又不服气。恰于此刻，解放军围城指挥部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萧华设便宴招待郑洞国。郑洞国平时就沉默寡言，此刻更是败军之将不言勇，在小酌之中，话更少了。肖劲光和萧华见他不愉快，似有敌意，却还是给他斟酒夹菜，非常和气，并不视他为“败军之将”。
饭后，肖劲光问郑洞国：“今后有什么打算?”
郑洞国生硬地说了两条：“一不去广播，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
两位将军爽然应之，只是又热情地说：“希望你能为人民做点事。”
两位将军仍不介意，婉言提出：“你不愿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
但是，他读书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读的都是共产党方面的书，还有毛泽东的著作，郑洞国哪里读得进去？只翻阅注释和人名，结果这却引起了兴趣。因为其中提及的—些人，他非常熟悉。从这些人物身上，他不由地想到自己跟着蒋介石打了20多年仗，思考为什么失败到如此地步?同时，他还看了不少解放区的报纸，看到共产党抓生产，做了许多对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对比之下，蒋管区却民不聊生。为什么人民不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却风起云涌地热烈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呢？郑洞国产生了许多疑问，也终于冷静下来了，这样才开始学习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了。
不学不知道，结果，越学他越感到毛泽东有学识，有理论，有思想，有办法，是真心实意运用马列主义来救中国的。他后来说：
“再想想蒋介石，一比较，他在我心目中黯然失色，他没有头脑，没有什么令人折服的理论．只会耍手腕，仰仗美国，以势压人，大失民心，结果一败涂地。”
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越发感到共产党的伟大。1952年，郑洞国去上海参观，发现上海这个有名的“冒险家的乐园”，经共产党一整治，大变样，真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什么恶霸、流氓、娼妓等婷污垢几乎涤荡净尽。正气浩然，人心向着共产党。看到这种盛世，他不禁自责：“郑洞国啊，郑洞国，你过去跟错了人啊！”他的思想变了。
1954年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郑洞国……郑洞国十分不安：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败军之将，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
那天，他到达中南海的时候，竟然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还有鹿钟麟将军等早已在座。郑洞国刚到，毛泽东即迎了过来，同他握手，寒喧，让座。
郑洞国本来有些拘谨，哪知毛泽东开始一个动作就使他轻松多了：坐定之后，毛泽东一上来就问郑洞国抽不抽烟。郑洞国应声说：“抽”，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泽东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他点烟。
毛泽东此时61岁，比郑洞国大整10岁，竟站起来为郑点烟。郑洞国后来说：
他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讨厌的傲慢派头。在国民党阵营里20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我的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接着，毛泽东问起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郑洞国如实答道：“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
毛泽东听了随即说道：“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l岁，还很年轻啊！”
郑洞国一惊，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情不自禁地连声答应：“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他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毛泽东感到问得太突然，怔了怔，望着郑洞国。郑洞国有些不好意思了。毛泽东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接着，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郑洞国后来回忆说：
在那天宴席上，毛主席讲了好些。许多话记不起来了，但我始终难忘的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体会开导我，鼓励我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走革命之路。
郑洞国的新生如何又不是毛泽东等人尽力教育获得的？！当然，获得新生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1957年，郑洞国和张治中、邵力子等，一同前往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管理所，看望曾经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旧友。他看到杜聿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与杜聿明一别10年，恍如隔世。可是，10年前指挥数十万大军的杜聿明，躬腰跛腿、满面病容；如今却是神清气爽，精神焕发。郑洞国更是坚定了毛泽东、共产党伟大的思想。
现在谈到某位将军的时候，有人总喜欢问：他后来呢，“文革”中如何呢？郑洞国后来呢？“文革”中如何呢？孙子郑建邦说在“‘反右’‘文革’中基本风平浪静“：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只要觉得谁家有事就抄家，没人敢管，他们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难怪郑洞国在晚年回首往事时不得不感慨：”30多年业已过去，回首往事，我深感共产党确实不记前仇，化敌为友，说话算数，待人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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