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八路归国后面对何种境遇
9月2日上午，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纪念章，其中的一个日本名字特别瞩目，他就是97岁高龄的日本籍八路军战士小林宽澄。
反战斗士遍及各条战线
抗战时期，中国活跃着相当数量的日籍反战人士，他们的主要来源是被俘的或因不堪长官虐待而投诚的日军士兵，还包括流亡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党员与左翼人士。到抗战结束前，在华的日籍反战人士保守估计近1500人。
1939年1月，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新年集会上宣布加入八路军，成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当年11月，杉本一夫等7人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建立“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1940年5月，在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的指导下，被俘日军士兵森健、春田好夫等人建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3年2月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1944年，该组织在敌后战场已有17个支部，范围覆盖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
1942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确定多条反战宣传方针，包括利用日军士兵的思乡情，宣传八路军“不杀俘虏”政策，鼓励弃战投诚;鼓励日军基层士兵反抗长官，激化官兵内部矛盾;唤醒日本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使其认识到侵略战争反动性。他们的三大“杀手锏”是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寄送慰问袋和信件。
1943年，日籍反战人士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地区散发传单百万余张，内容多为回忆日本故乡和说明时政形势，“以情以理，双管齐下”。前被俘日军士兵还给自己原连队战友写信，获得回信的几率少则1/10，多则达1/3。每逢节日，他们还会向日军士兵投送装有笔记本、肥皂的慰问袋。尽管日军严令禁止，但还是有不少日军士兵留下这些“自己人”的东西，并相互传阅。日本左翼团体研究称，在抗战中后期，日籍反战者的“基层策反”对日军士气造成有效打击。
在正面战场，日本人反战组织也迅速发展，其主要领导者是著名左翼作家鹿地亘。他筹建反战组织的努力，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协助和关心。1939年12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成员包括鹿地亘等10人。组织成立后，鹿地亘立即率成员北出昆仑关，冒着炮火在阵地上对日军喊话。
1940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同年，该组织反战剧《三兄弟》的巡演被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停。1941年8月，国民党方面以“存在思想不当”为由强行解散该组织，将除鹿地亘之外的成员关进贵州镇远的战俘营，并对他们实施隔离监视，此事也被称为“小新四军事件”，令国内外舆论哗然。
后来国民党在政治部内部设立“鹿地研究室”，安排鹿地亘等少数几名日方人士收集日方情报。但大多数反战组织成员一直被国民党拘禁在战俘营，不少人因疾病折磨而死，到日本投降前夕大约剩余170人。
回到日本多遭不公对待
战争结束后，“日本八路”和左翼反战人士纷纷归国。他们大多数人成为和平主义者和对华友好人士，通过著书、报刊撰文和演讲等形式继续进行宣传。他们真切体会过战争的残酷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有“一定要和中国友好相处”的坚定立场。
另外，他们对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印象深刻，小林宽澄等人回忆说，他们放弃侵略者身份后，中国人民原谅并接纳他们，老百姓将他们当成宾客，为他们省出口粮，通宵站岗放哨，甚至为掩护他们献出生命。这些日籍反战人士成为中日友好的坚决捍卫者，是“对中国人民最善良情感和关照的回报”。
“日本八路”们回国后多数遭遇不公正对待，杉本一夫、小林宽澄等人被贴上“叛国者”和“赤化分子”标签，长期受政府监视，并因此找不到工作。不少在华反战同盟成员只能打零工度日，老年贫困潦倒。他们还经常遭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骚扰，甚至是人身威胁。
近年在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背景下，这些日籍反战人士更加受到排斥。他们当中一些人表示，并不在意被视为“异类”乃至“叛徒”，他们所顾虑的是，在他们逐渐老去，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甚至“将战争当作儿戏”的日本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如何处理自己与邻国人民的关系，那是相当值得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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