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定罪的“四人帮”长沙告状事件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通过空军司令员马宁调派的飞机，当天上午直飞长沙，当天晚上又神秘地飞回北京……特别法庭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对“四人帮”审判时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当时曾将此作为一发射向“四人帮”的重磅炮弹、审判“四人帮”的突破口，以打开局面。但是，最后并未达此目的，事实上这是一次“失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２０多年，审判时属于保密的许多事情，也都逐渐地解密了。
“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引起了一场风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邓小平与江青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情是从“风庆轮”事件开始的。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一艘１．３万吨的远洋货轮。１９７３年１２月，这艘货轮轻载试航，柴油主机１号汽缸磨损八丝。接船单位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认为磨损过大，要求调换汽缸后再重载试航，接、交双方未达成协议。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２日，马天水、黄涛策划了一个接、交双方联合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攻击交通部，影射攻击中央有关领导。４月，国务院批准“风庆轮”远航，并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部顾文广随船协助工作。黄涛却指使有关人员密切注意李、顾二人的行动。七八月，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先后接见朱永嘉、黄涛，并说：“‘风庆轮’已过了好望角，即使沉了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地写一点东西。”
“风庆轮”返航回来，朱永嘉按照姚文元的旨意，同顾澄海、陈冀德等人登船召开座谈会，写了《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里》的文章。姚文元亲笔加了“‘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并在《红旗》杂志１９７４年１１期加编者按刊登。之后，朱永嘉又要《文汇报》、《解放日报》继续发表文章，影射诬蔑中央有关领导。
姚文元还将原“风庆轮”政委指使人诬蔑李国堂、顾文广的大字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刊出。１０月１４日，江青在这份《国内动态》上批示：“我们的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我们的国务院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个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江青乱批了后，王洪文接着又批了：“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张春桥接着又批了：“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姚文元也不甘落后，挥笔批了：“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些“批示”中，王、张、姚均批了“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以此逼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表态。黄涛由京回沪后，伙同马天水、王秀珍以及“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进一步策划对李国堂、顾文广的政治迫害。马天水说：“不批透不准回北京。”王秀珍诬蔑李国堂、顾文广是“上面派来的特务”；黄涛说：“打在李国堂的身上，痛在他们（指中央有关领导）心上。”他们并将陷害捏造的材料送交“四人帮”。
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风庆轮”，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江青把有关“风庆轮”的问题又提了出来。江青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要表示一个态度。”邓小平说：“你批的材料，我已经圈阅了，还是要调查了解一下再说。”江青听后就蛮不讲理地说：“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当即批驳江青：“你江青做的事不要强加于人，非要跟你后面批东西才行吗？”
会议为此争吵起来，闹得无法再开下去了。邓小平站起来，愤然地离开了会场。
江青这时对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说：“你们看看，邓小平表现得多么猖狂，今后还要斗下去。”张春桥看着邓小平的背影说：“邓小平果然又跳出来了。”事后，王洪文对黄涛说：“‘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引起了一场风波，吵了一场，弄得个不欢而散。这也没什么，反正对那些假洋鬼子就得狠批。”
散会后，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１７号楼碰头，商量对于如此强硬的邓小平应该怎么办。江青说：“我们对邓小平的问题绝不能置之不理，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毛主席在长沙，得向他反映。”王洪文说：“我亲自去长沙一趟，把我们的看法向毛主席汇报。”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通过空军司令员马宁调派的飞机，当天上午直飞长沙，当天晚上又神秘地飞回北京。这时间王洪文和他的同党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们的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特别法庭对“长沙告状”问题进行了法庭调查，王洪文等人的所作所为浮出水面。
审判长曾汉周问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由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王洪文答：“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由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打电话告诉我的，我还作了记录。”
法庭出示和宣读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亲笔记录的张玉凤传达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电话记录：
张玉凤同志来电：
首长说，政府工作报告有三千字就够了。副总理要多几个，第一副由谁来当？（邓）
问：“刚才的电话记录是不是你当时记的？你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先告诉了谁？”
答：“我接到张玉凤传达毛主席的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当天晚上就告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事后记不清是隔了几天，才告诉政治局和周总理。”
问：“你去长沙，事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谁一起密谋的？”
答：“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上，在钓鱼台１７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答：“除诬告邓小平外，还说过（周恩来）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但我需要说清，这个话主要是江青的话。”
问：“你是不是还对毛泽东主席说过‘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这样的话？”
答：“说过。但这句话是姚文元的话。”
接着，王洪文就讲了姚文元讲这句话的具体地点，并且承认，自己同意和相信姚文元的话。
问：“你为什么１８日上午去长沙，当天晚上就回来了？”
实事求是地讲，此时的王洪文在法庭上的认罪态度与其他几个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好的，这主要还是得力于党中央对“四人帮”的分析和指示，得力于在预审中的正确决策的实施。
一开始，“四人帮”的态度都是很顽固的，预审的同志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研究策略，将两案所涉及的人员分成三类：：一类是看到形势的大局已定，对自己的罪恶交代比较好的，如王洪文、陈伯达；二类是还存在着某种幻想，在预审期间只认错不认罪的，如姚文元；三类是妄图负隅顽抗的，如江青、张春桥。根据这种情况，叶剑英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四个人中，先从王洪文打开突破口。于是，预审中决定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在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或两条，使其失去“平衡”。
我所在的王洪文预审组中的王洪文被作为必须打断的第一条“腿”。因为此人资历最浅，没有多少政治资本，完全是靠打砸抢起家的，比较容易突破。但是，王洪文一开始也是避重就轻，于是预审时从政策攻心入手，又出示可靠的人证物证，使其真正地看到“四人帮”的确已土崩瓦解，逐步认罪，并开始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问题。
接着，法庭宣读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主席：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虽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了，矛盾已经表面化。如：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交通部问题引起了争论，我们几个同志分析，表面是交通部问题，实质是与目前筹备人大问题有关，但跟交通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直接有关的，问题相当复杂，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说不清楚。
来时由我一人先来，以免惊动别人，如主席同意我来，最好能争取在主席接待外宾之前，是否妥当，我们听候主席指示，随时待命。
王洪文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上午７时
（此信毛主席圈阅了）
法庭宣读张玉凤在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８日的证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毛主席在长沙养病期间……１０月１７（８）日下午２时左右，毛主席在住地会客厅见了王洪文，我也在场。”张玉凤的证词中详细地说明了王洪文汇报的内容，还说（王洪文说他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接着，王洪文又取出几份文件，问主席看过交通部发的有关‘风庆轮’在试航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文件？主席说没有”；“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这件事情，江青同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复了一遍。王还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他还说邓小平这么大的情绪是同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张玉凤在这里揭露了王洪文在毛泽东主席那里告周恩来总理在医院还找人谈话到深夜的情况，并说王洪文讲“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在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作了一番吹捧，他说姚文元怎么爱读书……张春桥善于分析问题，工作有能力。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谈话结束时，主席让王洪文在这住几天，出去跑跑看看。王洪文说今天他还要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他传达主席的意见呢。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讯问王洪文：“对毛主席的指示，你执行了没有，是怎么执行的？”
答：“实际上我没有脱离关系，回来后还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此可见，毛泽东已觉察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问题，并对王洪文提过忠告；但王洪文对于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致使自己在反党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终于成了历史的罪人。
审判员张敏问姚文元：“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
答：“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但是，在钓鱼台几个人议论之前，我知道的。”
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姚文元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问：“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在政治局会上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副主席发难是不是事实？”
答：“是。关于‘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副主席严肃地抵制江青。邓小平副主席提出来调查一下，把情况弄清楚是应该的。
“我攻击邓小平副主席，主要是根据邓小平副主席在会上讲‘老是这样子不好合作’，批评江青的态度。我就把过去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错难合作’的话，和邓小平副主席抵制联系起来，攻击邓小平路线上有问题。江青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要辩论清楚，主张向毛主席反映。王洪文主要是攻击邓小平副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问题，说过民主革命的时候能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能打仗。张春桥主要对经济工作进行攻击。江青主张让王洪文到长沙去，我主张由毛主席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情况。”
在这里，姚文元说了很多话，可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大都是别人的，他自己连一点责任都没有，同时他还与另外３人有过不同意见，而且他的这个意见还是比较“客观”的。
问：“王洪文去长沙诬告了邓小平，你为什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
答：“王洪文去长沙，只有他和江青知道，这是我听传达时候说的。关于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对我自己来说，当时思想上对邓小平副主席有意见，但是我没有提出过关于他不担任第一副总理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到长沙告状是向毛主席反映了对邓小平的意见，实际上想影响毛主席已经作出的决定。但是我听王洪文回来传达，没有提这方面的事情。”
姚这样回答法庭的提问似乎他一点责任都没有，那些错误都是别人的。而对于邓小平只是有意见，难道连一点意见都不让人有吗？这也太不公道了吧？至于关键的问题，是否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之事，他则说是自己从来都没有提出过。他所参加商量的让王洪文去长沙告状之事，前面他说是曾提出让另外两个人去，以体现其“客观”性，这里又说是“听王洪文回来传达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一个善于狡辩的文痞形象，在这时暴露无遗。
对于姚文元的狡辩，公诉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公诉人发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策划去长沙告状的目的是为了篡党篡国。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住在医院里，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疗养。１０月４日，毛泽东主席提名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际，周恩来总理过问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人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周总理，以及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密谋策划‘长沙告状’，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姚文元却把这次反革命诬陷活动辩解为错误行为。事实上，姚文元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２日，就把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办公室编造的‘发生在风庆轮航途中的尖锐斗争’材料批交新华社刊登《国内动态清样副本》。江青在这个材料上作了很多旁批，诬陷‘风庆轮’的副政委李国堂是阶级异己分子。”
公诉人举出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的斗争，以及事后“四人帮”在钓鱼台１７号楼进行秘密策划“长沙告状”的情况。
接着，公诉人问姚文元：“江青是政治局委员，随意召集一个党中央副主席、一个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和你这个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１７号楼开会，你回答，这是不是正常的？”
姚文元在法庭上为自己狡辩，公诉人明明问的是江青召集他们“开会”，可到他回答时就偷换了概念，成了去“议论”。“议论”是不正常的，难道开会就是正常的吗？再有，本来应该回答“是不正常的”，可姚文元却偏要回答成“不是正常的”，在文字上转去转来地绕，使同一个问题容易产生很多歧义。一句话，他给自己埋下了两颗随时都可能翻供的“定时炸弹”。姚文元就是这样挖空心思地为自己的辩护。审判员：“姚文元，你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是否说过北京‘大有庐山会议气息’？”
姚文元答：“我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不是说‘北京有庐山会议气息’，是说‘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我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话，我承认过，而且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
姚文元将这次说话的地点进行了转换，不是在钓鱼台江青主持的阴谋策划诬陷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的时候，而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明白，时空不同，环境不同，同样的话其定罪的时候自然也就会不同。接着，他在“庐山会议气息”前面加上了“一些”，把这件事情想方设法地“淡化”。同时，他还将自己的罪行给淡化成了“严重错误”，并且已经是“检查”过了的。姚文元意思很明白，我已经“检查过了”，你们法庭还来问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一个“严重错误”，你们怎么能定成罪行呢？只认错，不认罪，这就是姚文元狡猾的伎俩。
对于妄图耍赖的姚文元，法庭当场给予了揭露，当庭宣读了几份证言。
第一份为张玉凤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８日的证言：“……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风险来的……”
第二份为王洪文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３日的供词：“回到钓鱼台，江青把我们几个找到１７号楼，议论这件事，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有不同观点，不支持新生事物。张春桥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事情，果然发生了’。姚文元说：‘大有庐山会议的气息’。我想是不是要报告主席，我提了一下，他们都同意了。”
第三份为姚文元自己记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的日记：“斗争形势急剧地变化了！……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宣读完后，姚文元想赖也赖不掉，便转弯抹角地仍说成是“错误”：“我作了错误的判断，‘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这个话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姚文元所犯的罪行：“姚文元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抵制江青发难，把周恩来总理重病住院里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找领导人商谈工作都诬陷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按照姚文元的解释，‘庐山会议气息’就是１９７０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抢班夺权。王洪文到长沙毛主席那里去告状，就是按照姚文元定的调子进行诬陷的。这次反革命诬陷活动，江青是组织策划，张春桥是煽动，姚文元是定调子，王洪文冲锋当打手。姚文元无法推卸自己应负的罪责。”
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姚文元说：“我承担自己参加了这一次江青的会议，议论攻击了邓小平副主席和其他问题的责任。但是确实没有诬陷周总理的问题，我不能承担责任。王洪文从长沙回来传达的时候，是要总理解决问题，后来我就说，坚决照毛主席批示办。”姚文元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一方面承认诬陷了邓小平，一方面又不承认同时诬陷了周恩来。狡猾而可耻的姚文元啊！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江青与前面被审问的王洪文、姚文元的态度完全不同。
审判长曾汉周：“被告人江青，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夜，是不是你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召集到钓鱼台１７号楼去的？”
江青：“不知道。”
问：“你说了些什么？张春桥说了些什么？姚文元说了些什么？王洪文说了些什么？”
答：“不记得。”
答：“不记得。”
答：“不知道。”
江青这次又改换了一种新的战术，她坐在被告席上，头微微地向一边斜着，不再大吵大闹，而是一问三不知。这实际上是对法庭的一种对抗。
为了打下江青的气焰，法庭出示、宣读了有关证据，并传王洪文当庭作证。王洪文在陈述了事实经过，并回答法庭提问之后说：“去长沙这件事，召集人是江青。……江青说，你要早点去，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主要怕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先把问题真相向毛泽东主席讲清楚。……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当法庭问到是谁叫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等人，并追问其目的时，王洪文答：“（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是江青提出来的。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还说，“……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的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
江青坐在那里，不时侧过头去看了看王洪文这个昔日的“小兄弟”，又把头转了回去。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小兄弟”今天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揭露自己的丑恶行为，一张脸都气得发白。
法庭传王洪文当面对证，给江青的顽固气焰以有力的回击，她不再像开始一样地对抗，而是处于了暂时的沉默。法庭又宣读了姚文元和张玉凤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８日的证词。
张玉凤：“……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总理同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一起来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人选问题。……对总参谋长的人选，主席特别提出由小平同志担任好，他能打仗。”
笔者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时，通过有关材料已经知道，在此之前，政治局讨论总参谋长人选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由邓小平同志担任，江青则提出由陈锡联担任，当时双方就有分歧。
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法庭通知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
王海容说：“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江青把我和唐闻生同志找到钓鱼台１０号楼，江青说，主席不久将在外地会见外宾，我们两人也要去参加有关工作，所以找我们来谈一件重要事情，并且要我们报告主席。”王海容接着谈了江青如何对她讲在政治局会议上与邓小平争吵、周恩来如何在医院与叶帅等串联的情况，并说：“她（江青）说，小平同志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２０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会见了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唐闻生担任译员，王海容任记录。接见结束后，二人将与周恩来总理谈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王海容说：“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主席指示我们回北京后转告总理和王洪文说，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主席建议，邓小平同志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席对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十分赞扬。主席指示我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江青后面批东西。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照办了。”
王海容在法庭上的证词，使坐在一旁的江青恼羞成怒，气得直喘气。可是她又不便发作，就把脸转过去，装着根本不看王海容的样子，实际上她将助听器一直都塞在耳朵里，说明她仍然是在仔细听的。
唐闻生的证词跟王海容一致。
检察员江文发言揭露江青在１０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挑起事端，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而为江青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是长沙告状的起因、背景和目的。
江青此时已垂头丧气，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张春桥仍然是一言不发。
审判员王战平说：“张春桥，我问你３次，你不回答。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是无言可答或者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本法庭的审判。因为我们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明文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反过来，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这一条法律对你同样适用。听懂了没有？”
张春桥头也不抬，仍然不说话。
接着，法庭宣读了王洪文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７日的供词，张玉凤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８日的证词，唐闻生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０日的证词以及王海容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在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时的证言录音。
“案情”是清楚了，可是在定罪的问题上法庭内外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特别法庭在开庭之前，曾对此进行过认真仔细的研究，虽然当时存在着分歧，但最后还是通过将此作为一发射向“四人帮”的重磅炮弹，并以此为审判“四人帮”的突破口，打开局面。然而，这正如当时主要负责审判林彪集团主犯的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后来所说的，特别法庭将“长沙告状”作为审判“四人帮”的一个突破口，“一开始选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一个失误”。
第一审判庭费了那么大的劲，终于将这件案子审下来了，可是为什么又“失误”呢？
在此之前，除特别法庭的人之外，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具体的情况。对于“长沙告状”问题，在公安、检察起诉的时候，特别法庭就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
公安部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２日的起诉意见书中说：“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江青诬陷周恩来等人搞‘阴谋’，诽谤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王洪文说：‘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却忙着找人谈话，在总理家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并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等人搞篡权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同年１１月２日的起诉书中说：“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是后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１７号楼密谋策划，１８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
那么，根据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的起诉意见书，能不能因此给“四人帮”特别是王洪文定下罪名呢？
关于“长沙告状”这件事情，我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组和检察起诉书的讨论时，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王洪文以中央副主席的合法地位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尽管其用心险恶，有诬告行为，但是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是合法的。而以此作为反革命罪提出起诉，是要考虑的。”当时虽然有的同志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组里的负责人说，将“长沙告状”这件事作为整个案子的突破口，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这样笔者和有同样看法的同志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经“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同意，将此作为一条“四人帮”的重要罪行正式起诉。正式的起诉书到特别法庭后，笔者在王洪文审判组的讨论中，再次谈了以上看法。
特别法庭根据有关领导同志的意思，将“长沙告状”作为第一审判庭首次开庭庭审，本想以此一炮就击中“四人帮”的要害，为以后的整个审判打开突破口，可是事情却未能如愿。庭审完后，国内外对此都有反应，一些国外记者和国外报刊、电台以及其他的新闻媒介对此表示“不理解”。
国内参加法庭旁听的代表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位司局长，是笔者的老战友，对笔者说，你们怎么稿的？“四人帮”虽然在一起研究过，但却是王洪文自己提出要到长沙，他们利用合法地位是想阻止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他们搞的阴谋诡计，但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党中央的一个副主席去向主席汇报“工作”，那也是正常的，不然谁还敢干工作了？以此定罪是不恰当的。类似的各种说法还有不少。外界的反应与法庭开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伍修权以后在一篇文章中所写道：“……不过在第一庭的审讯中，却有过一点不当之处，开始的突破口未选准。当时拿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长沙告状’问题，即江青、张春桥等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主席告状，反诬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正在‘搞篡权活动’。……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但在组织上却是合法的。如果说这样做算是罪行，那么以后同志间谁还敢一起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呢？审理这一问题的情况，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上报道以后，国际上对这个问题也有反应，认为这一条算不上什么罪行，说我们这样审判没有什么名堂！”
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对彭真说，你们那么多法律专家在那里，凡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事我们不搞，我们办事一切都从事实和法律出发，这个事在判决书不定就是了。
后来，特别法庭在江华庭长的主持下，在审定判决书时，一致同意不将此列为“四人帮”的一条罪行，并将其从判决书上去掉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邓小平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胸怀宽阔，高瞻远瞩，实事求是，为后人留下了光辉的榜样。这件事情同时也说明，特别法庭在审判“四人帮”的整个办案过程中，是坚持按法律办事的，是经得起历史和后人检验的。
责任编辑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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