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之外的党派是怎样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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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介绍除国共两党之外当时中国其他党派的抗战活动与贡献，希望从侧面了解抗战，以得到一个较全面的印象。
延续14年的抗日战争，本应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原本如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在空前国家危机面前出现了空前团结。无论党派、民族、阶层，几乎无不排除私见，戮力卫国。一个还未进入工业化的农业弱国，单独面对一个连第一军事和工业强国美国都头疼不已的日本的疯狂侵略，苦撑14年最终取得胜利，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可说独一无二。相较而言，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其国力军力，与中国相比，天壤之别，却在德国进攻下迅速瓦解，以至于亡国。主宰地球近百年的大英帝国，在德国的进攻之下，仅靠英吉利海峡才得幸免，至于亚洲殖民地，日军一到，望风披靡，具体事件，无须赘述。
抗战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为首脑和主干，其他各党派均有贡献，并均以“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为旗帜。“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世界二战史研究，对于中国战区甚不重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党派之间互相攻击，不承认对方的抗战贡献，当时其他党派，由于倾向不同，也卷入此纷争当中，抗战贡献也被“敌方”抹煞，埋没无闻。以至于西方学界，竟也分门别派起来：亲共者，便论述国民党腐败、软弱，消极抗战；反共者，便论述共产党借抗战发展，游而不击；持中间论者，综合两派观点，便以为中国抗战不值一提，远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流。数百万先烈抛头洒血，换得中国还存在于世界，竟然是这样的身后事，何其不公平乃尔！
中国青年党在抗战时期，已经成为有着相当政治力量的政党，其自己所说“中国第三大党”，确实是实至名归，并非妄自尊大。
1924年4月，已经在德国、比利时、法国里昂等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60多人的青年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被称为“青年党三巨头”其二的曾琦、李璜便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青年党总部由巴黎迁至上海，1926年召开第一全国代表大会，“三巨头”另一位左舜生成为中央常务委员。其时，青年党党员数激增，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西等省和上海、武汉等城市，陆续成立了二三十个团体，并先后建立党部。1929年，在上海创办了“党校”——行知学院。而宣传其国家主义主张和募集资金的实体，便有上海的大陆书店、爱文书店，成都的国魂书店，重庆的肇文书店，沈阳的长城书店等。当时青年党的具体党员数，尚未见有资料，但从1947年时，湖南的青年党员达两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而湖南青年党党务在全国仅排第五来看，抗战时期的青年党员数绝不会少。因为青年党在东北和四川活动颇得力，所以很多地方实力人物被囊括入党，如东北军入关后，天津市市长、东北军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长等，均是青年党党员，四川“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实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相对而言，其他中间党派不但成立时间较青年党为晚，而且组织规模无一能与之相比。青年党对于抗战时期的政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抗战期间四川实力派与国民党、共产党的交往、沟通，往往需要青年党居中牵线便可看出。
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青年党，一向强调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面对着国家空前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难得的相忍为国的精神。
在青年党创立之初，便以“反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对于国民党，也因为其曾经联俄容共、后又一党专政而大加反对。因此在共产党眼里，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在国民党眼中，则是“少数无耻文蠹，思想封建，行为卑劣之反革命集团”，“鲜有知其为祸亦不减于共产党者”，可说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停止党争、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领风气之先，提出“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唯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0月3日，在青年党机关刊物《民生周报》上发表《我们的主张》，慷慨言道：“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便提出“（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活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而对于原本“反共必须彻底，不可再事敷衍……”的主张，也改变了方针，将“外抗强权”的目标从苏联改为日本，将“内除国贼”的目标从共产党改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外敌入侵而内争不止之事，放弃自己的主张，主动愿意与斗争多年的敌人携手，无论如何都值得肯定。
有着较大组织以及相当政治军事实力的青年党，如果仅仅将抗战停留在口头上，很自然会让人想到“保存实力”。所幸，身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并非口是心非。
为叙述方便，以南北两方作简要介绍。
南方。
1931年10月，左舜生和陈启天在上海组织“抗日急进会”，开展抗日活动。12月，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与熊希龄、马相伯、沈钧儒和黄炎培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驻守上海闸北的是青年党员翁照垣指挥的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元月28日夜，军部命令翁照垣将防地移交宪兵团，由于民众挽留换防阻滞。不料驻沪日军发动突然袭击。翁照垣不待军命，奋起抗击，尔后转守吴淞，浴血奋战，蜚声中外。《申报》报道翁事迹时，称赞为“富于谋略，勇敢过人”。2月17日，章太炎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文中说：“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国青年党还组织了铁血军（又称义勇军铁血团），由戴天人率领开赴淞沪前线，受翁照垣指挥，参加保卫吴淞的战斗，在潘家宅战斗中有4人战死。
北方。
1932年4月，李璜受青年党中央派遣，携各方人士捐献的14万元巨款到北方，专门负责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他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由原张学良秘书王捷侠、原东北讲武堂政治教官王尧庐和王师曾3位青年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王捷侠任总指挥，分头活动。王捷侠率120余名青年党员到热河，与马占山余部联络，并打出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旗号，其队伍在保卫热河的战斗中损失过半。
同时，青年党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青年党员、东北大学教授霍维周当选为该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救国会组织了东北学生军，由青年党员苗可秀任大队长。
进入东北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党员人数众多，据书报载有2000余人。其中很多是加入东北义勇军，仅牺牲在白山黑水的青年党员就达700余人，其中以苗可秀最为杰出。
1932年7月，苗可秀奉救国会命令出关，到辽东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深得邓铁梅器重，被委以总参议要职，并主持军官学校。1934年2月，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军，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满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口号，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日军井上中将惊为“神军”。同年5月邓铁梅被捕殉国后，苗可秀整顿自卫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1935年6月，苗可秀在战斗中负伤被俘，拒绝日寇诱降，于7月25日在凤凰城殉国，年仅29岁。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翁照垣愤然离开十九路军。经李璜引荐，翁照垣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其中下级军官也多为青年党员。长城抗战中，第一一七师转战冀东卢龙、迁安、丰润、玉田等地，所部营长、青年党员胡钟麟在马兰峪战死。
至于在政治方面，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投身战时政府，推动宪政，都活跃着青年党的身影。因为涉及到“抗战期间是否要宪政”的论争，不易说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赘述。
相对于青年党的实力，这些作为已然是竭尽所能，无论规模大小，成败如何，作为后人的我们都该拿他们作为国家英雄来祭奠和怀念。有的论者说1934年后，青年党的抗日活动基本停止，说他们不再抗日，而专门反共。这些论点还有待商榷。其一，1934年之后，青年党已经加入到国民政府，将自己的抵抗运动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当中，既然拥护政府，那么与政府步调一致，不再独树一帜，便是顺理成章。否则，政出多门，军令不一，难免出现“事变”、“摩擦”之类的事件。在国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中的青年党员一直在战斗，只不过，不再是以青年党为标榜罢了。其二，青年党自从提出团结御侮的口号之后，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团结，而并非攻击。一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党第三次省市干部大会上，一些骨干要求进行彻底的反共工作，却没有被大会通过，大多数青年党领袖仍然秉承相忍为国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党的作用极为重要，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党和其他党派与共产党积极联系，寻求支持之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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