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总战略是怎样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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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云谲波诡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要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年，古老的中国大地，中国两种命运的博弈，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之后，1947年5月，随着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又拉开了中国革命总战略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夺取城市转变的序幕。
西柏坡的神秘来客
西柏坡，距石家庄８0公里，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小山村。全村百十来户人家，滹沱河擦村而过，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属于晋察冀解放区，是革命老根据地。
1947年5月，正是农历的阳春三月，西柏坡沉浸在静谧的春色中。一队神秘人马的到来，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这队人马号称“工人劳动大学”，带队的人名为胡服，称胡校长，还有一位朱校董。但是，群众看着这些人号院修房子，带来的一哨人马一溜分散在周围十几个村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学校。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在军事上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3月13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调集15个旅14万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3月29日，在清涧县枣林沟，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划分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去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委，也留在陕北配合中央前委工作。
4月１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通知：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为常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社会部、总政治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分、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分，均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率领去太行，受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
在枣林沟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刘少奇、朱德即带领一部分人出发，渡黄河，过晋绥，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经和晋察冀边区领导商量，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但究竟到哪里安营扎寨，进行了慎重研究。从中央机关居住要适当集中、靠近交通线，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和安全等因素出发，经实地勘察选址，最后定居西柏坡。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刘少奇称胡校长（胡服），朱德称朱校董。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住在西柏坡村，机关各部门围绕西柏坡，分散在附近的10多个村庄。
中央工委到晋察冀要进行的是中央委托的工作。在1947年2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报告中就指出，为迎接这次即将来到的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高潮，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党所面临的主要工作是，必须重点解决好3个方面的问题，即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生产问题。6月14日，毛泽东对中央工委当前的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中央工委从进驻西柏坡，到中共中央迁来的一年时间里，集中精力抓了这3方面的工作，开创了华北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的新局面，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条件，也拉开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序幕。
吹响新的进军号角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和平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叫嚷5个月解决“共军”。但是，到了1947年初，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就成了强弩之末，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于是，“共军”的“老帅”被逼出了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机关人员，像拖着长长的尾巴似的，和“国军”大部队在陕北的沟沟岔岔捉起了迷藏。
国民党军20多万人马被拖在了陕北，给了毛泽东谋划高棋绝招的绝妙机会——自己拖住国民党几十万人马，造成国民党陕南豫西兵力空虚，晋冀鲁豫野战军乘机突过黄河，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
但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统帅部也不无忧虑，那就是和陕甘宁、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的晋察冀，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军事上处于被动状态，如不及时解决，不仅影响陕北战局，而且势必要“绊”刘邓大军过河的“马腿”。
于是，中央工委到晋察冀解放区，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就成了三大任务的首要任务。
晋察冀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的老根据地，在8年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屡建战功。晋察冀边区成为“模范边区”。正如刘少奇所说，这里的“干部、人民、军队，都有很大的功劳，各方面的工作从来在各个根据地中都是比较好的”。
在国民党军队挑起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形势下，晋察冀解放区再次成为牵动全国战局的战略要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从1945年9月到１1月，把6个军、17个师，共15万军队运送到了华北，在日伪军配合下，先后抢占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主要城市，成立了第十一战区。与此同时，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大同、太原等地，傅作义第十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三个战区，在晋察冀及周围地区共集结了43万多人的兵力。他们以抢占的大中城市为基地，不断向交通沿线和周围地区进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述三股力量，在他的北平行辕的统一指挥下，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晋察冀解放区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从而打开由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并切断我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
晋察冀面临着严酷的形势。要应对这种形势，晋察冀当时的军事力、战斗力还存在一定差距。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晋察冀军队在敌人的残酷“扫荡”和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遇到了许多困难，如部队的给养、吃粮等等均感困难，所以就将部队分散缩小了，而没有在坚持斗争的同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恢复和开辟根据地，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出于真诚的和平愿望，在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中共中央于3月初指示精兵简政，第一期先减三分之一，既可以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又可以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与坚持。此后，晋察冀军区将精简的主要部分5万多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同时也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
此外，晋察冀军区还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抽调了大批兵员支援东北，先后有十几万人，还有14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当时，确实迫切需要减轻老百姓负担，只要无战事，大批的青壮劳动力必须积极投入到生产中去。蒋介石急速发起的全面内战，使晋察冀军区的兵力变得不足了。虽然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晋察冀军区共歼敌8万多人，但是，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摆脱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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